于坚诗歌中的现代性悖论和审美救赎

于坚诗歌中的现代性悖论和审美救赎

作者：赵宇

来源：《美与时代·下》2020年第09期

摘要：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步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于坚作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其作品呈现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对抗关系：揭示都市空间的扩大对人类生存空间的变形和挤压;现代科技对人的操控和统治;经济的增长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启蒙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导致了世界异化的悲剧。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果的揭露和否定，引导人们直面现代性的缺陷和病态，实现灵魂和精神的救赎。

关键词：于坚诗歌;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悖论;反思

作为后发型的“现代性”国家，面对社会发生的巨大转型和嬗变，“对于‘现代性’的想象以及渴盼社会迅速‘现代化’的理性构想和情感诉求，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中心内

容”[1]，因此，“现代性”一词也成为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特性的关键语词。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将现代性一分为二，这“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和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2]。在此基础上，周宪也从二元论角度进行探究：“现代性主要包含了两个基本层面，一个层面是社会的现代化，它体现出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和制约，另一方面则是以艺术等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它常常呈现为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反思、质疑和否定。历史地看，两种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紧张关系。”[3]中国尽管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自身特性，却也在持续的社会变革中，具备了现代性的基本内核。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走上了加速现代化发展之路。在新的诗歌大潮中，于坚作为“第三代”诗歌的重要代表，在80年代中后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文学是时代的表征，就于坚而言，他的诗歌已然呈现出构成现代性的两种张力之间的矛盾，因此，本文结合于坚的诗歌创作实践和诗学主张，分析其诗歌中的现代性悖论，以求从新的角度和侧面来阐释其诗歌内涵，并以此为样本折射全球化语境和时代历史情境下中国的现代性特质。

一、诗歌理想和写作立场的革新：从精英式的“大我”到平凡的“个人”

现代性肇始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新思想从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上哺育了现代化的诞生。当启蒙作为现代性的核心思想传播并扎根中国本土后，它也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等时代任务紧密联系。面对生存活动场域的剧烈变动，一大批知识分子主动充当起民众的精神文化导师，启蒙对陈旧的反叛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使得他们不自觉地将趋前性的知识转换为权力话

语，站在先验的高度去俯瞰大地，这就导致启蒙现代性在无形中带有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立场和文化定位。

回到时代语境当中，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朦胧诗”异彩纷呈。在新诗创作中，“朦胧”诗人选择用充满高昂斗志的“我”置换革命政治抒情诗中有着阶级归属和集体烙印的“我们”形象。但是，这里的“我”依旧是英雄般的主人公，是现实中的精英，而非普通的凡人。此时，人的解放依旧以整体的类概念方式进行，其所对应的个体生命价值的所指仍然是模糊的，现代性所呼喊的主体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地探索和觉醒。

当“第三代”诗歌闪耀诗坛时，于坚对诗歌进行了重要的革新，在创作客体方面，现实生活中的平凡大众取代了被英雄光环笼罩的精英群体。在诗歌主题方面，琐屑的日常和平淡的生活逐渐抹去了由“理想”“拯救”统领的开拓雄心。这种极度“日常化”的理论主张使普通人的价值得到了凸显。

比如说《澡盆里的拿破仑将军》这首诗，“白色的肥皂沫”代替了“威严的军装”和闪亮的王冠，被称为世界传奇的拿破仑也像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害怕洗澡水的滚烫。在现实感极强而又蕴含温情的讲述中，于坚摘掉了英雄头顶的神性光环。类似的诗歌还有《伊曼努尔·康德》《弗兰茨·卡夫卡》等，诗人打破了人们对名人、英雄的刻板化印象，那些为人们所忽视和遗忘的世俗性重新回到了伟人身上，透露出鲜活的气息和真实的人性。

在对创作客体进行重新塑造的同时，诗人观察生活的视角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坚强调，“诗人和公民的身份不要混起来。在诗里面，我觉得诗人不应该有什么立场。诗人唯一的立场就是诗的立场。”[5]因此，他抛弃了知识分子的包袱，自觉地以民间的立场和平民的视角去观察社会人生。他摒弃任何主观情感的掺杂，以零度抒情的方式对审美对象做直接处理，以此来消弭启蒙现代性中的精英俯瞰视角。《诗歌·短篇集之144》记录了于坚和老教授的一段对话，诗中写道：“老教授/在一棵柏树下/练习太极拳/姿态优美/像一只正在长出羽毛的/白鹤/他忽然摇身一变/像杂志打开/于坚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儿子要到美国去了。”诗人对场景进行了直观呈现，却没有做出任何评判，诗歌的要旨需要读者结合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去理解，作者和读者处于平等的地位，通过开放的文本进行沟通。

汪晖曾说：“迄今为止，中国的现代历史是被现代性的历史叙事笼罩的历史。传统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坚持，都是以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为前提的。因此，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时，需要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6]建立在宏大历史上的现代性的叙事，正以强势的整合之力形成单一的审美风尚，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和思维方式，致使作家在群体主体性的满足中固化时代代言人的身份。

审美现代性强调感性个体的暴露和文学审美“无目的”的自足。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只相信我个人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我说出我对我生存状况的感受。”[7]诗人摆脱掉知识分子阶层群体性的社会精英定位，以平民的眼光挖掘出隐藏在历史缝隙中被人遗忘的角落，倡导为个体自

我而存在，在对现代“主體性”进行修正的基础上，重构起以具象的“人”为核心的审美诉求，这无疑是对“人”的解放的一次巨大推进。

二、诗歌内容中的批判思维：反思现代性方案的局限

就文明的发展阶段而言，现代性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模式改变的产物。启蒙现代性追求科技的快速革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长时期的以功效最大化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支配下，人们必须遵守整齐划一的秩序来维护社会的正常运作，最终难以摆脱被“效率”和“技术”异化的命运。与此同时，“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随着理性的扩张被喊得越来越响亮，人们毫不留情地对自然大加开采和掠夺，生态破坏也成为现代性所必须承担的严重后果。启蒙现代性在解放思想的同时，也重新为人们套上了新的铁笼。

在中国，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化加足马力后给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改造。富裕发达的现代生活使得都市急剧扩张，传统故乡随之消逝。此外，在市场经济催生下迅速崛起的商业社会使得日常生活变得高度物质化和机械化，人们的精神世界也日益匮乏。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危机和困境，于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首先是都市空间的扩大对人类生存空间的变形和挤压。中国的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后步入发展快车道，新空间的产生意味着旧式空间的拆毁。《便条集·106》毫不留情地写到：“毁灭一座古老的城市/毁灭一种传统/可以通过火山和地震/也可以通过原子弹/也可以革命/但最有效的是/文件。”轻飘飘的文件的威力居然可以和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原子弹等杀伤力巨大的化工武器相提并论，高楼大厦的耸立以传统建筑的毁坏为代价，这种“唯快是好，唯新是好”的现代化瓦解了人们对过往的无限回忆、留恋和想象。

其次是现代科技和社会秩序对人的操控和统治。诗歌《0档案》就揭示出人类在技术和权力的结合中被规训和异化的具象经历。诗人对档案的存放过程和记录内容进行了精密的描绘，数词和量词的大量运用更是给人无比威严的感觉，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鲜活的个人就这样被缝合在了冷冰冰的数字和若干文字当中，成为一系列“无差别”符号。“建筑物的五楼锁和锁后面密室里他的那一份/装在文件袋里它作为一个人的证据隔着他本人两层楼……/人家据此视他为同志发给他证件工资承认他的性别据此他每天八点钟来上班使用各种纸张墨水和涂改液/构思开篇布局修改校对使一切循着规范的语法……”，无差别地重复是最高效的工作方式，这极大地提高了档案编码的效率，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个体也如同机械一般，丧失了对外界敏锐的感知和分辨力，在长期磨损下变为符号空壳。

此后，于坚对自然生态的现状也抱有清醒的认知。他倡导万物有灵，那些不经雕琢的山水风物是他热爱和描写的对象，然而，它们却遭受了污染和破坏。面对滇池之死，于坚在惋惜中发出了绝望的呐喊：“神啊我出生在一个流行无神论的时代/对着永恒者我没有敬畏之心/我从你学习性灵与智能但没有学会敬畏与感激/……让我腐烂吧请赐我以感激之心敬畏之心/我要用我的诗歌为你立庙宇！我要在你的大庙中赎我的罪！”这如同散文般的祷告词打破了于坚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