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历程

中国考古学的历程

李伯谦/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国刚教授好，同学们好：

清华大学是世界著名学府之一，去年9月22日我曾有幸应李学勤教授之邀在清华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这次张国刚教授要我在他主持的学术史课程上讲一次，我就拿“中国考古学的历程”作为讲演的题目吧！

我们讲“考古学”，首先便要把“考古学”的概念弄清楚。“考古学”是指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也通俗的称为“锄头考古学”，“锄头考古学”这个词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讲的。所谓“锄头考古学”就是要到田野去，通过调查、发掘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来研究历史和其他各种问题的一门学问。然而这种学问并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它是在欧洲首先兴起的。当然，在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和这门学问有关的古物学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在春秋的时候，陈国有人挖出一块现在看来是动物的化石，一块骨头就装了一车，觉得很稀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去请教孔子，孔子说这是防风氏的骨头。孔子讲的当然不对，但是其中有一点道理是对的：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东西。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心目当中，就知道埋在地下的东西，它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尽管解释可能不对。到汉代就更不用讲了，地下常有古物出土，譬如说下了一场大雨，在河旁边冲出来一个铜鼎，或冲出其他铜器，地方官觉得这是祥瑞的征兆，赶快献给皇帝，皇帝就特别高兴，大家知道，汉武帝有个年号叫“元鼎”，为什么叫“元鼎”呢？就是因为在现在的山西汾河旁边，下大雨冲出来一个鼎，然后就被献给汉武帝，汉武帝特别高兴，认为这是祥瑞的征兆，于是就把年号改了，叫“元鼎”。汉代以后不断有古代的文物出土，到了宋代，就形成了一门学问，叫“金石学”，“金”是指铜器，“石”是指碑刻，当时，达官贵人都以收藏三代铜器、访求碑刻为时尚，出现了许多著录、研究铜器、碑刻的著作。其中收藏铜器、玉器比较著名的是吕大临的《考古图》，著录碑刻比较著名的有赵明诚《金石录》。赵明诚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到了清代达到了高潮，清代出版了很多很多关于金石学的著作，比如说由乾隆皇帝御簒的《西清古鉴》几大部，《宁寿鉴古》几大部，《西清续鉴》甲、乙编几大部等等非常重要的著作。金石学有两个特点：首先，只有士大夫才有能力有财力收集这些文物；第二，是士大夫们关在书斋里的学问，士大夫们是不到野外去的。所以我们说，现代意义上的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这种考古学，不是从金石学自然演变过来的。它的来源在欧洲，是从欧洲逐渐传过来的。考古学是十九世纪中叶首先在英国、法国、德国、北欧这些国家兴起的，是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地质学、生物学的发展逐步产生的，工业革命需要修铁路、建工厂，需要到处进行建设，于是就出土很多东西，怎么来解

释它们？考古学这种学问就应运而生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地层学——简单地说，地层学就是越埋在下面的东西年代越早，越靠上的年代越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要按照器物堆积的层次来划分它们年代的先后，这是从地质学借鉴过来的；另一个是类型学，比如说挖出很多器物，要把它们分类，怎么分类呢？人们便借鉴了生物学的分类的方法。所以说，现代考古学是借鉴地质学和生物学的方法逐步形成的。

那么，这门学问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下面我们便要讲讲“现代考古学的传入”。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说，现代考古学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的。那么，考古学为什么会传入中国，中国为什么会接受这门学问呢？首先，我们便要考察考古学传入的时代背景。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在新文化运动整个大的气候之下，在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古史辨”的思潮，即对以前的古史都要问个为什么，都要分辨清楚。在当时，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思想特别活跃，他们接受了进步的西方现代史学思想，他们志同道合，常常以文献记载的古史真伪为题聚在一起讨论，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股“疑古”的思潮。当时最有名的领袖人物是顾颉刚，以他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传统古史体系进行了彻底破坏。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古史传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这就是人们心目当中的中国古史体系，这个观念的形成，司马迁的《史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其中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等，那么这样的古史体系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可以说两千多年来没有人提出怀疑，虽然从明代到清代开始有人提出一些疑问，但从整体上来看，还是维持着这样一个系统。到了“古史辨”派，这一传统被打破了，顾颉刚提出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那么，什么是“层累地造成的”的呢？他说，时代越靠后，对早期的历史，讲得越清楚，把历史拉得越长，这怎么可能呢？他认为这是后人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因而是靠不住的。顾颉刚受他的老师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影响很大。当时胡适很年轻，从美国回来讲哲学。在这之前，北大讲哲学史的是很有名的教授陈汉章，他讲中国哲学史是从尧舜一直讲下来，胡适不是这么讲的，他是从西周时期的《诗经》开始讲，这些年轻学生和他的观点很相近，所以胡适对他们非常支持，钱玄同也是一个疑古派，他的笔名就叫做“疑古玄同”，《古史辨》第二册的题词就是他写的。1926年，他们把从1922年开始关于古史的讨论的文章编辑成书，到1947年一共出了七册，在学术界造成极大冲击。特别是《古史辨》第一册，特别是顾颉刚写的序言，在当时学术界可以说是一枚“重磅炸弹”，把原来传统的思想来了个彻底的破坏。旧的古史体系靠不住了，那么中国还有没有悠久的历史呢？当然大家就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人便主张要走考古学之路。也是古史辨派的很有名的教授李玄伯在1924年写了篇文章，题目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刊登在《现

代评论》一卷三期上，他说，看来传统的古史体系是靠不住了，“所以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只有走考古学之路，通过地下的发掘，挖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够证明我们的历史对还是不对。不久顾颉刚便在《现代评论》一卷十期上回应了一篇文章，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走考古学之路“确是极正当的方法”。顾颉刚曾有一个重新整理中国古史的计划，把古代流传下来的和重新出土的东西整理一遍，作为研究历史的材料。胡适也说，现在看来研究商代的历史必须学习甲骨文，不懂甲骨文，商代历史就研究不了。胡适讲话是很绝对的，他确曾说过“东周以上无史”，但我觉得他讲这个话本意并不是说东周以上没有历史，而是说现在我们知道的东周以上的历史是靠不住的，必须重新进行研究。这就是现代考古学最初传入的背景。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术发展的要求之下，西方兴起的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就很快传入了中国。

那么，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标志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考察：1.现在学术界公认的是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安特生是当时北洋政府的矿业顾问，是地质学家，因为经常在外面跑，所以会碰到一些古代遗迹，于是，他的兴趣就逐步转向了考古学，他利用学到的地质学知识、技能和方法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他还到过甘肃、青海等很多地方，包括周口店中国猿人遗址的发掘也是他提的建议；2.最早在中国考古的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外国人，其中有些是学者，有些是探险家，有些则是盗窃文物的。这对于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刺激很大，他们决心要搞我们自己的考古学。因此在1926年的时候，刚刚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国的李济先生就到了山西的西阴村进行发掘，所以中国人第一次独立做的田野工作是从李济先生开始的，所以李济先生被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是清华大学的骄傲，我之所以说清华大学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是因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创始人就在这里工作。大家都知道清华研究院有四大导师，其实，李济先生如果早回国几年，早到清华任教，也应当是导师之一;3.紧接着，当时的中国政府就在1928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出任中研院院长，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傅斯年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聘请了李济先生任考古组的组长，当年就去了河南安阳小屯村做发掘，中国从此有了考古发掘的专门学术机构，并且是清一色的中国学者，所以我也把它作为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问题：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阶段。

我认为，第一个阶段是从1928年到1949年，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工作有以下两个特点：

1.这个阶段是中国考古学起步和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考古是围绕着重建中国上古史这样一个主题来开展工作的。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大家知道，这是有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