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背景

政治背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的一个断代。

就新闻业发展来说，以前的新闻业基本消失。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党的传媒替代了原来执政的国民党的传媒，也替代了解放前各大城市出版的影响全国的商业媒体，逐渐成为国家的传媒。

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一下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1949年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闻传播（1949-1956）
这一时间段发生了三件事：
（1）公营新闻传播事业网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迅即对在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党的新闻事业进行调整与充实，建立起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的公营新闻事业网。

这个公营新闻事业网，包括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党报为主体的公营报刊网，以新华通讯社为主体的国家通讯社网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国营人民广播电台网。

①报刊事业：《人民日报》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并向外国发行。

它主要报道评论国内外重要时事和重要思想、政策问题；介绍全国各地及首都的情况与中心工作，交流经验，开展各种思想与工作问题的讨论；刊登文艺作品和介绍文艺工作经验；并发表读者来信问答。

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党委的机关报，也在建国前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有些是由原在本地出版的党报改组而成的报纸，如《大众日报》、《东北日报》等；有些是由以解放区新闻干部为骨干并吸收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编辑队伍新创建的报纸，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

与此同时，许多地（市）乃至县的党委机关报也纷纷创建，其中不少是原在本地出版的解放区报纸。

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机关报组成的党报系统，是公营报刊系统的主体。

此外，建国初期的公营报刊还包括工会、青年团以及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人民军队、少数民族和人民政府职能部门主办的报纸。

如《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

②在新闻通讯事业建设方面，党和国家迅速将新华社组建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

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建立六个总分社，在各省会建立分社，取消支社，而且分社的人事编制和和财务管理完全与地方脱钩，人员由总社调动和任免，财务则纳入新华社的财务系统。

接着，党和国家又提出了新华社要成为“消息总汇”的任务，反映各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具有权威性的消息采集与发布中心。

不久，新华社集国内报道、对外报道、国际新闻报道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并主办了一系列报刊，如《参考消息》《参考资料》《内部参考》等。

中国新闻社：为了便于向海外华人、华侨介绍新中国，国家决定组建以对外宣传为主要任务的中国新闻社，1952年9月，中国新闻社在北京成立，10月开始发稿。

该社由国内一批热心新闻事业的知名人士发起组织，金仲华任社长。

其编辑机构最初在新华社内，以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为对象，在宣传上根据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报道祖国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建设成就，以促进爱国华侨的大团结。

③在广播事业建设方面，1949年12月，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改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服务对象也扩展到全国人民。

1950年，开办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业务，1954年开办台湾广播业务。

为了便于对外报道，国家决定建立专台对国外广播，1950年4月，北京广播电台正式成立，用英语等7种外国语言播音。

与此同时，各地区的人民广播电台也纷纷创建。

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报道任务，一是发布新闻、传达政令；二是社会教育，三是文化娱乐。

根据这三项任务和中国的基本国情，各电台陆续开办各类新闻性、教育性和文艺性的节目。

“九台式”：是建国初期有线广播建设的主要模式。

是吉林省九台县委书记张凤岐偶然听到县城的有线广播线和电话串音，从中得到启发，开始利用已有的电话线路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

这为当时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发展有线广播提供了一个可资效法的楷模。

九台式广播站在全国得到推广，提高了当时我国农村有线广播站的普及率。

（2）对私营新闻传播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闻事业的清理、整顿与改造工作，由没收国民党以及其他反动势力主办的新闻机构阶段转入改造私营新闻事业阶段。

其实对于这些私营新闻机构，党和政府最初根据公私兼顾的政策，在经济上是予以扶持的，并且对它们的宣传报道活动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对新闻、言论不实行事前检查的办法，而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式，帮助它们改进内容。

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私营报纸自身遇到了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如办报业务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在新中国的读者中党报的威信远高于私营报纸、私营报馆内的员工不愿继续留下工作等等。

所以，自动停刊的越来越多。

根据这一新情况，党和政府又转而采取合并改组、公私合营等措施，对私营报纸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0年7月《大公报》率先实行公私合营，到 1953年，私营报纸除停办者外，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后来人民政府退还私股，进一步将公私合营改造成公营报纸。

私营广播电台的经历也与私营报纸基本相同。

（3）新闻总署的设立与新闻法制的建设
1949年10月，为了便于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与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置了新闻总署，作为领导与管理全国各类新闻媒介与新中新闻工作的行政机构。

由胡乔木任署长，范长江、萨空了（男，蒙古族，笔名了了、艾秋飙，中国新闻记者，报刊主编，新闻学家。

擅长艺术理论。

1925年参加“阿波罗画会”，1927年开始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北京晚报》编辑记者，1929年后任《世界日报》画刊编辑，《世界画报》总编辑，天津《大公报》艺术半月刊主编。

1931年被聘为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教艺术理论课。

）任副署长。

新闻总署成立后，为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新民主主义新闻法制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就是制定与颁布有关新闻事业管理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以保证新闻事业正确发挥其社会功能。

如《期刊登记暂行办法》、《关于报纸采用新华社电讯的规定》等。

新闻总署还对有关法规加以贯彻、落实。

一是主持了全国各类报纸的社会分工事宜。

如规定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的读者对象及主要内容；二是推出报纸“企业化经营”与“邮发合一”的新办法，这是在报业连年亏损，经营管理困难的情况下提出来的积极措施。

在1949年12月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中明确提出：报纸的发行工作，逐步地全部移交邮政局办理，实行邮发合一，经邮局发行所花的发行费虽然比自办发行多，但可以扩大发行范围，增加发行量。

1953年，全面实行邮发合一的办法。

但是后来随着对私营新闻机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新闻法规建设步子日益缓慢，新闻行政管理机构逐渐弱化甚至被撤销。

1952年8月，新闻总署被撤销。

后来是由党中央及其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逐步代替政府部门助管新闻事业与新闻宣传工作。

这一时期围绕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与新闻业务的探索与改进，主要是通过自我批评以及向苏联进行学习的方式，旨在加强新闻工作与社会实际、人民群众的联系，具体措施书上284页都提到了，我也就不多说了。

但在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这一时期新闻宣传报道的成就与失误：
1.在经济生产宣传报道方面：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经济宣传报道始终是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主要成绩：一是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二是突出报道国家重点建设的成就，展示国家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全貌，激励人们热爱祖国投身建设的热情；三是让人民群众充当宣传报道的主角，突出宣传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

但是这一时期经济宣传报道，对其社会作用与服务对象等问题不够明确，因而片面强调报道的指导性和思想性，多从领导角度看问题；指示、教训的口吻多，而从群众的角度提问题、满足群众需要和兴趣的报道少；介绍生产过程多，反映职工生活少。

（与群众的联系还是不是特别紧密）。

2.在政治外交宣传报道方面：有关开国盛典的报道是新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次出色的政治
活动报道；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赴日内瓦参加印度支那会议，这是我国新闻界第一次采访报道的重大外交活动，为了通过新闻报道加深与扩大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我国新闻界组织了一个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大公报社、中国青年报社和世界知识杂志社等新闻机构的30余人组成的大型记者团前去采访报道；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是又一次出色的报道；
1950年到1952年抗美援朝报道。

（重点案例分析）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迅速武装干涉，还命令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朝鲜战争扩大为大规模局部战争状况。

如何掌控和投入朝鲜战争报道，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突然面临的情况。

战争开始前，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曾来北京，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通报朝方作战决心，听取意见。

但是，具体到战争哪一天爆发，则是朝方高度机密，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只有半年的范长江，和此前几个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都没有准备。

对这场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需要一个认识和判断的过程。

6月26日的《人民日报》对朝鲜内战爆发没有消息报道，即便是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也不刊登。

6月27日就不同了，《人民日报》1版以2／3以上篇幅报道朝鲜战争消息，头条消息的主题为《朝鲜共和国军队转入反攻》，副题是“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发布紧急动员令，委任金日成朴宪永等组织军事委员会”。

在1版左侧配发了人民日报社论《朝鲜人民为击退进犯者而奋斗》。

从这天起，朝鲜战事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主要国际新闻，消息来源主要是塔斯社、朝通社和新华社转发的上述两社消息。

战争爆发之后一周，1950年7月初，范长江和邓拓多次商议，向朝鲜前线派出记者，到实地了解情况，向总社和中央发回报告。

他们很快商定，派遣记者部主任李庄前往朝鲜。

此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当时，恰有法国《人道报》记者马尼安、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敦也获准从北京出发前往朝鲜采访，即确定李庄为这个记者团的领队。

由此，人民日报成为国内第一家向朝鲜战场派出记者的报纸，李庄成为第一个抵达朝鲜战场的中国新闻记者。

7月19日，李庄发回第一篇报道，刊登在9月20日的《人民日报》1版，署名为“本报朝鲜战地特派记者报道”，题目是《人民军宽大对待美俘，美俘已在反对美国侵略朝鲜》。

李庄是经由丹东进入朝鲜新义州的，7月17日到平壤，采访两天后前往东海岸城市元山，再折向南于7月22日来到“三八线”附近。

在这里，3位记者遭遇美国军用飞机的俯冲扫射，立即起草了抗议美军轰炸的新闻记者声明。

这3名记者越过“三八线”来到汉城，采访两三天后，2位外国记者返回中国，李庄继续向南来到战线最前端的大邱城外、人民军南进兵团东线指挥部。

李庄来到最前沿的师部，使用8倍望远镜可以观察到大邱城。

这里已在北纬36度线以南，李庄由此成为整个朝鲜战争中抵达战线最南端的中国记者。

战线在洛东江僵持住了。

有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的李庄，通过观察，已产生久攻不下、兵家大忌的感觉。

他带着在前方获得的材料经朝鲜东线的堤川再经汉城返回平壤，与中国大使馆武官处人员交换对战局的看法。

接着，他又在平壤一带采访，9月5日左右回到北京。

此次入朝采访共50余天。

在战争烽烟中，李庄不断发回战地通讯，至9月18日，李庄共发表了15篇文章。

除最后一篇外，都是在朝鲜国土上写成的。

归国后，李庄肯定向范长江、邓拓汇报了朝鲜见闻，提出了对朝鲜战场未来走向的判断。

对李庄的汇报内容，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

如果日后能够找到的话，肯定是关于朝鲜战争的重要文献。

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星期后，《人民日报》开始推出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报道，连续一周集中反映全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

11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
条刊出大批读者投书该报的信息，并在标题中首次标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

11月8日，《人民日报》以《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参加下，朝鲜人民军获重大胜利》为题，第一次公开报道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新闻。

与此同时，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等新闻单位最先派出记者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采访。

1951年1月，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在朝鲜前线成立，北京、天津、沈阳三城市广播工作者组成了“抗美援朝广播收音工作团”，活跃在占地、火线。

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战地新闻摄影队，进行实地拍摄。

地处抗美援朝斗争前沿地区的《东北日报》也多次派出随军记者。

战争进程中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关键时刻，新闻单位都及时派出了记者或记者团。

这批战地记者和志愿军指战员一起经受了战火硝烟考验，真实报道了反侵略自卫战争，歌颂了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有的还为之献出了生命。

而在国内的新闻工作者以支援抗美援朝为动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抗美援朝的报道中，《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全国各地的所有报刊始终将其作为新闻宣传报道的头等大事。

抗美援朝的报道始终占据《人民日报》头版和国际版的大量篇幅；新华社关于抗美援朝的斗争的报道，活跃、及时、也很有力量。

除发表大量消息、通讯外，还以新华社记者述评的名义或由记者署名发表了一系列说理充分的而又尖锐的评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合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开办了《美国真相》、《美帝侵华史》讲座节目，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真面目。

还多次派出记者和播音员奔赴朝鲜前线进行采访，以广播通讯、录音报道的形式介绍中超军民并肩作战的英勇事迹和战斗友谊；在对外国广播中，自1951年处还专门举办了对侵略美军的英语广播节目，阐明我国抗美援朝的严正立场和主张，揭露美国的侵略本质和欺骗宣传；在文体方面，由于战争环境、交通障碍等条件限制，及时采写信息比较困难，因而战地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被广泛运用。

3.在思想文化宣传报道方面：既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出现过一些严重的失误。

成就主要是：为了引导广大人民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旧的意识形态，以巩固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加强理论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对马列主义学习作了广泛系统的报道。

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动的三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文化讨论与批判运动，采用领导政治斗争的方式，造成了严重的失误。

一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电影《武训传》是描述清末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一部传记电影。

1951年初在京、津、沪等地公映。

电影上映后，各地报刊发表的歌颂性文章多达一二百篇。

毛泽东对此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对武训传进行批判；新华社、《人民日报》也连续发起对武训传的批判。

同时组成“武训历史调查团”，得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调查结论。

可见对《武训传》的讨论，实为政治批判，其错误在于它是根据中央个别领导人意见自上而下发动并辅以指令性的行政手段、以新闻工具为主要阵地、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

二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

俞伯平与胡适一样是“新红学派”的代表，1952年俞对早年写的《红楼梦辨》作了修订，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又发表了《红楼梦简论》。

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批评俞的观点，写出了《评<红楼梦研究>》等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并要求由此开展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由此掀起一场自上而下的，以新闻工具为主要阵地的学术批判运动。

同时反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一步扩展到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

这场思想批判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助于清除《红楼梦》等古典文献研究方面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影响、倡导现实主义的文学批判方法等，但它把政治批判与学术批判完全等同起来，抹
杀了胡适自五四以来作为我国资产阶级著名学者在学术领域的成就，对于爱国知识分子俞伯平的红学观点和著作上纲上线，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三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与批判。

“胡风革命集团”：胡风是我国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长期在国统区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

但是，在文艺理论上，他过度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忽视作家深入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实际。

1953年《文艺报》发表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1954年，胡风撰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政务院转交党中央，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并提出反批评。

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开展“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对这一消息作了突出报道，并连续发表批判文章二十余篇，全面批判文艺思想及立场。

有的文章断章取义，无限夸大，一概否定胡的文艺思想，而批评者却没有反批评的可能。

在批判活动中，舒芜向中宣部交出胡风解放前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人民日报》登出了经过分类整理加注的胡风信加了标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于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下子升级为揭露与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后又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人民日报》发表一系列社论，一场大规模的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错误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这场批判运动，党中央机关报首先发难，各地报纸、电台、通讯社继起响应，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是报纸上的点名批判，严重伤害了一批同志，扩散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左”的观点，阻碍了学术文化研究的正常开展。

这场案件直到1980年才得到平反。

1956年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改革基本确立，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继续得到发扬光大，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给中国新闻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但是，新闻工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二是对苏联和经验与做法照抄照搬。

于是，便开始了《人民日报》以改版为中心的新闻工作改革。

1956年，《人民日报》开始酝酿新闻工作改革事宜。

7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宣告改版。

在改版社论《致读者》中，首先总结了创刊八年来的成绩，同时承认仍然存在教条主义、党八股等严重缺点，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同时，将改版重点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扩大报道范围，报道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二是开展自由讨论，有许多问题是在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的；三是改进文风，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

改版后，最大的变化反映在新闻报道上，新闻数量大增，新闻报道的题材变得广泛，开始提倡报道社会生活中的新闻，更加关心和贴近读者的生活；此外，言论明显改进。

副刊与通联工作进一步加强（P307），在照片的使用上，更为灵活。

同时，认为人民日报一字一词都必须代表中央的论调也被改变，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使思想界更为活泼。

在人民日报进行新闻工作改革同时或稍后，中央和各地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也先后进行改革，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新闻工作改革热潮。

新华通讯社以建设世界性通讯社为目标，在提高新闻质量、改进国内通讯社工作（不应只是反映政策执行的情况，也要反映政策在执行中所发生的问题和偏差；也不能仅报道有正确结论的事实，也要报道暂还不能做出正确结论的事实）、加强国外分社工作等多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

广播改革工作也陆续展开， 1956年7、8月间召开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刘少奇指出，人民广播事业要加强同人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广播要跟人民的思想、生活、需要有密切联系。

会议结束后，广播工作改革全面展开，广播工作有了显著的改进，一是改进新闻报道，努力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各台根据自己的力量，注意增加新闻节目的次数和容量，强调新闻时效，
提高节目质量；二是贯彻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特别是纠正广播不得开展批评的错误观念；三是努力办好文体、知识以及社会群体等各类节目，并力求丰富多彩，满足不同兴趣和爱好的听众的需要。

（P312）
新闻工作改革的收获和意义：首先，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得到了更新与解放。

冲破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对苏联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和批判。

其次，广大新闻工作者明确了要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总结继承中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与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

Eg：人民日报的改版、文汇报、光明日报、大公报等也竞相变革，办出自己的特色，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盛景。

再次，这次改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支持。

但这次改革也有偏颇之处，有的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又走向右倾机会主义的极端。

因此在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1956年兴起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改革，因反右扩大化等诸多原因而中途夭折。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传播（1957-1965）
从1957年到1965年，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政治上经历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经济领域则遭遇了“大跃进”热潮，新闻事业在调整中发展、在探索中前进。

整风鸣放中的新闻界：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并在社会各界的进行宣传和讨论，全国性的新闻工作改革仍在往纵深发展，自由讨论的气氛很活跃。

然而，正在中国新闻工作改革蓬勃发展的时候，国际上出现了“批判斯大林”、匈牙利事件等，在国内，社改基本完成后，一些新的矛盾显露出来。

因此，毛泽东主席提出要针对这些矛盾进行整风。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阐释这次整风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与建议，帮助党整风。

从此，整风成为新闻媒介的报道中心。

在报道整风的同时，新闻界也就自身工作开展了“鸣放”。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鸣放中出现的各种议论，面对意见中的过激、片面，他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法，等待时机成熟才实行反击。

最后钓上来的大鱼和毒蛇正是《文汇报》《光明日报》两家。

《文汇报》：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当时的总编辑是徐铸成。

反右斗争中，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光明日报》：当时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主办的一张报纸，以统一文教工作为报道重点。

当时社长由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担任，总编是九三学社的储安平。

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接任光明日报时，正赶上鸣放，他大胆地向中共提出意见，称党的统治为“党天下”，为此遭到严厉的指头，成为这次运动中引出的最大“毒蛇”。

当时有两件事情影响很大，一是左叶事件，还有一个是中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

左叶事件：左叶时任农业部部长助理，1957年在刘少奇陪同苏联友人参观农业展览会上，负责维持秩序的左叶与记者发生争执，引起各报记者的反感，众记者对较为尖刻的讽刺，并由此引发了全国新闻界关于新闻工作者地位和反官僚主义的大讨论。

中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与会者以积极“争鸣”的态度陈述己见，一些学者、老记者对当时党报的现状深为不满，认为所报纸办得像布告牌、留声机；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认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点不适应形势；一些与会者还指出，旧中国的民营报纸在编辑等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不应全盘否定。

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反右派斗争，作为一场集中的、激烈的政治运动来说的话，经过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