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考

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考
2000年5月，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史树青先生曾撰名为《“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考》的文章，对一面银质金字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进行了考证，驳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一些专家视符牌为假货的言论。

十二年后的今天，笔者亦以与史先生文章名称相近的一篇《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考》，考证笔者自己珍藏的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真正的金牌，含金量60％以上，见检测图。

附图1、），以回答某大学教授所谓的“质疑”。

一、国家报刊公布的存世的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成吉思皇帝圣旨牌，自1934年在前热河省第一次被发现以来，至2012年为止，78年中仅发现四枚（不含笔者所藏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①1934年，在前热河省发现第一枚“成吉思皇帝圣旨”条形长牌，铜质金字，首部有一圆孔式环形纽，正面刻书“天赐成吉思圣旨，疾”10个汉字，背面刻契丹文。

此牌现藏日本京都大学。

②1934年，在前热河省又发现一枚“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牌子的右上角残缺，质地、文字与京都大学所藏长牌相同。

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

③原满州国立博物馆收藏一枚长牌残片，铜质金字，仅存首部圆孔式环形纽及部分牌身，正面残存“天赐”二字。

④1998年，河北省廊坊市文物商店征集到“成吉思皇帝圣旨”条形长牌，银质金字，首部有一圆
孔式环形纽。

正面刻书“天赐成吉思圣旨，疾”10个汉字，背面刻契丹文“戋用（用一横）”二字。

具体形制与前热河省发现的“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相同，左上角残缺。

长21.7，宽6，厚0.3厘米。

（见图2、）以上四枚银铜金字牌，应都为同一个制式，同一个规格，同一个模铸，同一样文字的同一种类的银、铜“成吉思皇帝圣旨”牌。

除此之外，报刊上还刊有几件未经专家公开撰文肯定的，小型的，甚至微型的，面汉文“天赐成吉思圣旨，疾”，背刻八思巴文的银质符牌。

二、笔者所藏“成吉思皇帝圣旨”牌。

（见图3、）⒈笔者所藏“成吉思皇帝圣旨”牌形制信息。

笔者所藏“成吉思皇帝圣旨”牌，长条板形，四角抹圆，首部有一圆孔式环形纽，纽外径3.3厘米，纽宽1.4厘米，纽厚0.9厘米，穿径1.2厘米。

材质为含金量60％以上的金铜合金，长21.9厘米，宽6.8厘米，厚0.3厘米，重265克。

正面刻书“天赐成吉思圣旨，疾”10个汉字，背面刻两行美术体八思巴字。

转译汉字为：“防务千户，准行君帐”八字。

（八思巴文由著名八思巴文研究学者邵华伟先生翻译。

）（见图4）这应该是一面颁给皇帝侍卫亲军千户级别（相当于现今旅团级）军官的身份证兼出入皇帝大帐（皇宫大内）的特别通行证。

⒉关于牌纽上汉字编号的再说明。

笔者藏牌牌纽面背上都有汉字编号“甲字拾九号”。

关于“号”字简体与“拾九”号拾繁九简的问题，已有时贤论述及实物证明，此种写法正是蒙元时代习俗，
不足为怪，反到证明此牌确属真品。

对此不再赘述。

这里要补充的是面背均刻编号的原因和编号的来源。

因当今面世的三枚圣旨金牌中，笔者两枚均面背刻有编号，而内大索伦金牌圆孔正面环已损，只剩下有字的背面（见图5、）。

这就出现了两种可能：所有金牌面背都刻有编号，内大正面原刻有编号，只因损坏成了，只剩下背面的编号；根据笔者所见有纽环编号的两枚八思巴文银牌（见图6、7、），它们只在牌子正面环上刻编号，环背不刻号。

这恰恰证明金牌是两面刻编号，银牌仅正面刻编号。

当前专家一致认金银牌纽上编号号头之字来自《千字文》。

笔者认为此说证据不足，其来自天干地支，《百家姓》机率更大，因为《千字文》对粗识汉字的蒙古官员和汉族工匠来说，文意过于艰深，用字过于典雅。

不如天干地支，《百家姓》对他们更通俗易懂，易于熟记。

世传有八思巴字《百家姓》就是明证。

再有从目前已掌握的圣旨牌编号字头看，它们全部可以在天干地支，《百家姓》中查到，而有的却无法在《千字文》中查到，这应就是证明。

尽管《元史》卷101记有，各处县官置文薄交驿铺，对来驿使者文书登记造册，以牌（收发契牌）书号，上以千字文书号。

文吏爱用千字文为号。

不等于制牌工匠熟知千字文。

更不等于设计分类编号的蒙古官员，会舍弃通俗易懂天于地支、《百家姓》的字，而采用文诌诌的《千字文》的字做字头。

三、千户及防务千户。

千户为蒙元时期军官名称，名义
上管辖一千军户，一千一百二十名兵士。

千户下辖十个百户，每个百户管辖一百个军户，一百一十二名兵士。

千户之设始于金代，负有带兵之责，即女真语“猛安”之汉译，统领谋克（百户），隶属于万户。

千户制是蒙古汗国和元朝的国家体制。

成吉思汗即位后，建立千户制，将全国的人民和土地划分为95个千户，由大汗分别授予与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的那颜（首领），使之世袭管领。

千户下分为若干百户，百户下为十户。

这种分法史称“领户分封制”或“千户分封制”。

蒙元时期万户、千户、百户是军政合一单位，具有地方政府职能。

其头领称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简称万户、千户、百户，各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

统兵七百以上称上千户；兵五百以上称中千户；兵三百以上称下千户，各设“达鲁花赤”一员，千户一员。

千户级“达鲁花赤”官正、从四品，千户官正从四品至正从五品，上、中、下千户，及从事不同任务千户，品级又有很大差异。

千户属高级军官，按规定授予金牌，证明身份。

“防务千户”，顾名思义即负责安全防卫任务的千户。

蒙元千户，有“管民千户”，“屯垦千户”，“防务千户”等名目，是上级赋予不同千户的不同职权范围及任务的一种称谓而已。

金牌上“防务千户”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被授予了“准行君帐”之特权。

什么叫“准行君帐”？就是“准许持牌人自由进出皇帝的寝帐（皇宫大内）”。

（这里，笔者把邵华伟先生从蒙语转写成
汉语的“军”，正写为“君”。

军官进军帐不是权力，用不着赋予。

军官进皇帝帐是要特别授权的。

所以“君帐”才是八思巴文原意。

不知笔者的理解是否正确？盼文字学家们给予合理解释。

）这是何等重要的特殊权力啊！这是多么信任下的重要任务啊！这是皇帝把身家性命都交付给持牌人的天大信任。

这位“防务千户”为什么能得到皇帝这样信任？唯一的原因，因为这位千户是皇帝怯薛军的高级军官，是“准行君帐”的“怯薛”宿卫的长官。

四、关于“准行君帐”的“怯薛”。

“怯薛”，蒙元时期皇帝禁卫军的名称。

突厥－蒙古语“番直宿卫”之意，汉译多作宿卫，轮流值宿守卫之意。

蒙元“怯薛”来源于辽金时期﹐蒙古高原各部首领的斡耳朵，称为那可儿（伴当﹑伙伴）的亲兵组成的卫队。

成员和首领是父权制下的主仆关系。

怯薛成员称怯薛歹(ke ig-tei)﹐复数作怯薛丹(ke igten)。

怯薛（Keshig）是蒙古皇帝钦点的禁卫军，负责皇帝的安全，掌管宫城和斡耳朵（宫帐）的防卫。

怯薛是由成吉思汗最早的百人贴身护卫，发展为一万人的勇猛军队。

包括1千名宿卫，1千名弓箭手，8千名散班。

这一万怯薛军由纳牙阿统领，没有可汗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调动，包括纳牙阿将军。

战时，怯薛直接受可汗号令，可汗前往战场，必有怯薛护驾。

平时则负责管理，包括督导宫廷执事、照顾马匹及维护辎重。

成吉思汗所建怯薛共一万四千人。

负责宿卫的怯薛人员从万户、千户、百户那颜子弟及随从中
选拔，分四班宿卫，轮番宿卫，每番值卫三昼夜，称四怯薛。

怯薛人员除宿卫外，也分任大汗（大王）的冠服、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等事。

任事者一概世袭。

诸王亦各有怯薛。

蒙元皇帝给怯薛以很高的地位﹐宣布在外千户若与大汗怯薛争斗﹐千户有罪。

四怯薛各有怯薛长﹐由成吉思汗时称为“四杰”的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的亲族世袭担任。

蒙古国时代﹐怯薛作为大汗的内臣﹐实际上参预军政事务的管理。

大汗死后﹐各斡耳朵都保留一定员数的怯薛。

诸王也建立自己的怯薛。

除蒙古人外﹐怯薛中还吸收了一批色目人和汉人。

“准行君帐”的“防务千户”是不是怯薛1千名宿卫军的长官？《元史》无载，此枚面“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刻八思巴文“防务千户，准行君帐”的大蒙古国“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或可弥补蒙古国史怯薛宿卫长官之缺失。

五、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的种类。

⒈表明官制级别的职官牌大蒙古国共有五位皇帝、一位监国、两位皇后执政，总计存在65年（1206-1271年）。

65年间共铸行：“铭汉字'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虎斗金牌”一种（见宋孟珙《蒙鞑备录》）；“铭汉字'如朕亲行，便宜行事’”“虎头金牌”一种（见宋徐霆在《黑鞑事略疏证》，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铸行汉文面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文不详之素（平）金牌，素（平）银牌各？种。

（见宋孟珙《蒙鞑备录》，宋徐霆在《黑
鞑事略疏证》）可惜的是，如今大蒙古国，这两种汉字虎斗、虎头金牌均未见传世，具体什么模样也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虎符虎头牌，与素（平）金牌，素（平）银牌都是表明官制级别的职官牌。

相传为蒙古国时代铸造的，1845年在第聂伯河畔出土的，一枚面背刻畏兀儿蒙古文四行，具有圆孔式环形纽的龙头银质长牌，应是存世的唯一的一枚回鹘式蒙古文银质长牌。

遗憾的是其译文在国内没公布，查找不到。

据推测，它也应是成吉思皇帝圣旨职官牌。

（见图8、）大蒙古国时期，官制简朴，军官仅有万户、千户、百户之别，品级尚未确定，所以职官符牌大约只有虎斗金牌，虎头金牌与素（平）金牌，素（平）银牌数种，早期或以各国文字各铸，如第聂伯回鹘式蒙古文龙头银牌一样。

后统一改为面文统一为汉字“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面文字或汉字、或契丹文、或西夏文、或藏文、或波斯文、或回鹘式蒙古文等等，廖廖数字，表明圣意的符牌。

惜之，这些汉字、西夏字、藏文、波斯文、或其它什么民族文字的职官符牌，一件也没传下来，真真令人懊丧。

笔者藏之“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质长符牌，据推测可能是目前大蒙古国已知最后铸造的一枚金质职官长符牌。

它的发现告诉我们在公元1271年（至元八年）建立大元国之前，上数至颁行八思巴文的1269年（至元六年）期间，身为大蒙古国的薛禅汗忽必烈，亦曾以八思巴文铸造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镌八思巴
文“防务千户，准行君帐”的金质职官长符牌。

及一批面刻“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镌八思巴文的小型或微型职官银牌（见图9、），以实物验证了大蒙古国“千户颁金牌”“百户颁银牌”史实的真实无误。

⒉乘驿遣使的递牌目前国内外出土最多的大蒙古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牌，是本文前介绍的四种同文、同样式的“面'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契丹文'戋用（用一横）’”银铜金字牌。

按史树青先生考证，背契丹文“戋用（用一横）”二字，为汉字“走马”之意。

如译文不错，此四枚银铜金字牌，乃是乘驿遣使之牌符。

这种长牌，辽金时期称为“递牌”，是专为传递情报宣布皇帝命令使者，在驿站证明身份，调用驿马，取得食宿的凭证。

《元史·兵志，站赤》记载有元朝“乘驿遣使之牌符”的一些情况，虽然没有谈及大蒙古国的驿、传情况，但相信两朝差别相距不会太远。

笔者以为所不同者仅在符牌。

大蒙古乘驿遣使之金银牌，承自辽金，均为长牌，故大蒙古国时乘驿遣使之牌符也应为长牌。

面世的四枚背契丹文“走马”的银铜金字长牌，真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忽必烈建立大元后，才创使圆牌。

故把《元史·兵志，站赤》中的圆符改为长牌，即应完全反映了大蒙古国驿传的情况了。

汉驿、传之名，蒙语为“站赤”，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也。

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

遇军务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长牌）为信，银字
者次之。

其符信皆天府掌之，出给在外者，皆国人之为官长者主之，他官不得与也。

传递圣旨与通报军情而取信于驿站，是牌符文献的又一大功用，且此时的牌符皆为圆牌（长牌），而金字与银字圆牌（长牌）的区分则在于，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谴使者，佩以金字圆符（长牌）给驿，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谴使者，佩以银字圆符（长牌）给驿。

金字银铜长牌的使用区别，应与金字与银字圆牌（长牌）的区分一样。

⒊赏赐表奖用符牌。

除了以上两种符牌，大蒙古国期间还有没有其它性质的符牌？据史籍载，应还有一种表奖符牌。

但它大多只是功能上名义上的种类，并没有专门铸造一种供皇帝赏赐表奖臣下的符牌，皇帝用于赏赐表奖的符牌，只是原有的职官牌，虎符、虎头金牌、素（平）金牌，素（平）银牌。

张星煌先生译《马哥波罗游记》卷一记载：成吉思汗授马哥波罗兄弟二人金牌，求罗马教皇送耶苏信徒一百人来，须精七艺、善辞藻，能答辩如流者。

亨利玉尔注文附图：兄弟二人接受金牌情形（见图10、）。

证明成占思皇帝铁木真时，赏赐金牌已成常例。

《马可波罗游记》对奖赏金牌的颁发，有详尽记述：“百户得到的是银质奖牌，千户得到的金质奖牌，或是银包金的。

这两种奖牌重一百二十萨吉。

万户获得的是镌有狮子头像的金牌，重达二百二十萨吉。

凡是十万军的统帅或一支大军的总指挥，获一枚重达三百萨吉的金牌。

”据元史记载，《元史·太祖纪》：“太祖十年（1199年）七月，
诏史天倪南征，赐金虎符。

这是元史中第一次关于牌符的记载，即为赏赐用牌。

”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赐故金翰林修撰魏王青肃秦蜀行省，言青居山都元帅钦金等所部将校有功，诏降虎符一、金符五、银符五十七。

中统三年（1262年）七月，赐夔州路行省杨大渊金符十、银符十九，赏麾下将士。

中统四年（1263年），威州山后大番弄等十一族来附，赐玺书、金银符。

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威州汝凤川番族八千户内附其酋长来朝，授宣命，赐金符。

至于大蒙古国有没有为某事某人特铸类似元代的赐功臣符牌？（如，《元史》卷35记天历二年(1329)，以黄金符镌文曰“翊忠徇义迪节同勋”，赐西域亲军副都指挥使钦察。

《元史》卷138伯颜传，记后至元五年(1339)，以七宝玉书龙虎金符，赐丞相伯颜。

）因传世无实物，史籍无记载，不敢轻谈有无。

况且元代之例，都是一时特典，非常制。

故只能阙如，待有新资料再予补充。

六、各种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的使用和管理。

目前存世的六枚成吉思皇帝圣旨牌，两枚为职官牌：一枚面文为汉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八思巴文“防务千户，准行君帐”；一枚龙头牌，面背为回鹘文。

四枚乘驿遣使牌，面文都为汉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文都为契丹文“走马”。

加上史籍中记载的面文为汉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便宜行事”等，背汉字或其它民族文字的“虎斗金牌”，“虎头金牌”，素（平）金牌，素（平）银牌，与存世未考证的小型
的，甚至微型的，面汉文“天赐成吉思圣旨，疾”，背刻八思巴文的银质符牌。

都可分在职官牌和乘驿牌两类中。

大蒙古国时期，职官牌大多由皇帝亲自颁发或通过赏赐发给万户、千户、百户等官员手中，官员升降要交回原牌，调换新牌。

官员死亡，职官牌可世袭。

官员犯法，夺官同时，收回符牌。

皇帝身边设有符宝郎，后改为符宝局，负责保管发放回收。

自成吉思皇帝起，每赐金牌不论多少，蒙古史籍中均可查到记载，可见大蒙古国皇帝对牌符的重视。

职官牌象征着权力，是特殊身份、地位的标志。

享有一定特权和待遇，并可以世袭。

执金虎符者，可以调动统帅军队；执虎斗、虎头金牌者可以授命宣读皇帝的圣旨，代行皇帝的职权，征敛财物；执金、银牌者亦可宣读皇帝的圣旨，以皇帝的名义，享受乘驿马，供美食等待遇。

而乘驿牌因其事关军情大事，牌文即是皇帝紧急敕令，又由皇帝、兵部发放。

怯薛长、万户、千户、百户管理使用，所以为持牌者狐假虎威，仗势欺人提供了方便。

这些诱人的特权，导致了大蒙古国符牌的发放过多和滥用，更出现了伪造银符的事情，从而影响了牌符的权威性。

对此，大蒙古国朝廷不断加强和完善对牌符的发放和使用的管理，使其不断规范化、制度化。

如太宗四年（1232年）五月谕：随路官员并站赤人等使臣，无牌面文字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规定了使臣往来需持牌符经由驿站。

窝阔台去世后，
蒙古集团内部争汗斗争激烈，诸王贵族各自为政，滥用牌符谴使四处征敛财物。

蒙哥（1251-1259在位）即位后，极力恢复大汗的权威和政令的统一，下令整治民政尽收旧发牌符。

凡朝廷及诸王滥发牌印，诏旨宣命尽收之。

诸王驰驿许乘三马，远行亦不过四。

《元史·世祖纪》中也有此类记载，如：诏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论,中书省、枢密院、御使台、翰林院及诸南儒，今为宰相宣慰及各路达鲁花赤，佩虎符者俱多，谬滥其议，所以减汰。

为了维护牌符的权威性，牌符只由政府制造，对伪造牌符者一律处死。

如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以捕猎户达鲁花赤伪造银牌处死。

大元朝建立后，废止了旧符牌，铸行了统一改为八思巴文书写的新符牌。

至元二十一年，朝庭颁行了新的官制、品级，赏封制度，符牌制度，符牌颁行使用管理重新走上了严格管理之路。

七、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

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的发展，大约经历了，无文字时期（1189-1024年）；回鹘式蒙古文使用时期（1024-1269年）；八思巴字使用时期（1269-1271年），三个阶段。

无文字时期（1189-1024年），牌符文字以汉文为主书写皇帝圣旨，配以境内各主要民族文字宣布示用途和任务。

应有“虎斗金牌”，“虎头金牌”，素（平）金牌，素（平）银牌，数种。

传世的四枚“面'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契丹文'戋用（用一横，意'走马’）’”乘驿牌，应就是这个时期符牌的一
种。

回鹘式蒙古文使用时期（1024-1269年），牌符面背文都是以回鹘式蒙古文书写皇帝圣旨，背配以境内各主要民族文字宣布示用途和任务。

应有“龙头金牌”，“狮头金牌”“虎头金牌”，素（平）金牌，素（平）银牌，数种。

《马可波罗游记》对成吉思汗赏赐金银牌的叙述（见本文五-3节）及第聂伯河畔出土的，面背刻畏兀儿蒙古文四行，具有圆孔式环形纽的龙头银质长牌，都可证明这个时期符牌形制的存在。

八思巴字使用时期（1269-1271年），这个时期，虽短短3年，身为大蒙古国薛禅汗的忽必烈，仍试铸和颁行了一些面汉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八思巴字的职官金银牌。

笔者收藏的“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质长符牌，应就是大蒙古国薛禅汗忽必烈试铸的八思巴字金质职官长符牌之一。

近年在多种报刊发表的、收藏在民间的数目不明的，面刻“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镌八思巴文的小型或微型职官银牌，亦应是此时期的产物。

三个阶段的大蒙古国符牌尽管在文字，颁发机关、形制、诸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面文内容都是“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未见其他皇帝名讳的符牌面文。

这说明大蒙古国的符牌制度，坚持了辽金时代“圣旨牌只用开国皇帝名讳或花押镌刻”的传统。

辽用辽太祖花押“主”（见图11、），金用金太祖花押“旦”（见图12、），表示皇帝敕命（圣旨）之意。

大蒙古国只不过直接用文字写明，牌符是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罢了。

大元符牌在大蒙古国符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省去了皇帝名讳或花押。

直接写以长生天（神）的威力，下达皇帝圣旨。

蒙元时期的符牌制度在中国符牌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符牌奠定了基础，对明清、民国，乃至当代的“符牌”制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当代的身份证、通行证、军官证、学生证、职工证、职称证等等，无不脱胎于古代的牌符制度。

符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元牌符文化作为中国牌符文化的重要一环，其值得研究与探索的地方还很多，希望我们的学者、专家不要浅尝辄止，故步自封，一定要全方位多视角地把蒙元符牌研究好，研究透。

八、结束语。

笔者在动笔时原准备仅就自己珍藏的“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镌八思巴文“防务千户，准行君帐”的金质职官长符牌，从史籍和实物两方面进行一些考证。

可是越写越觉得脱离大蒙古国这个大的历史环境，孤立地考证一面符牌是很难充分论证的。

感到只有把符牌放到大蒙古国这个产生“成吉思皇帝圣旨”牌的大环境中，才能论述真楚。

况且对蒙古汗国时期“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的专论还没有，笔者第一个吃此螃蟹，岂不更好？于是，在此种思想推动下有了此文。

笔者一方面是回答某先生的质疑，更重要的是要真实全面地展示自己珍藏的“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镌八思巴文“防务千户，准行君帐”的金质职官长符牌所有信息，笔者不下断言，而让所有关心蒙元符牌
的收藏家、研究家自己判断是非，区别真伪。

由于笔者孤陋寡闻，占有资料奇缺，文章能否达到众位方家舍得一览水平不得而知，权供参考吧！裴元博2012-8-1于京东附图：1、成告思皇帝圣旨疾金牌检测图；2、天赐成吉思皇帝圣背疾背契丹文走马金牌；3-1、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面；3-2、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背；3-3、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面放大；3-4、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背放大；3-5、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面穿孔放大；3-6、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牌背穿孔放大；4、笔者藏“成吉思皇帝圣旨”牌八思巴文翻译；5、内蒙古大学藏索伦金牌；6-1、元圣旨银牌面；6-2、元圣旨银牌背；7-1、八思巴文银腰牌面；7-2、八思巴文银腰牌背；8-1、第聂伯回鹘文龙？隼头银牌面；8-2、第聂伯回鹘文龙？隼头银牌背；9-1、小型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八思巴文银牌面；9-2、小型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八思巴文银牌背；10、大汗授马可波罗兄弟金牌；11、辽契丹文符牌勅宜速上辽太祖花押；12、银鎏金女真文国之信上金太祖花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