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在科学主义思潮日益得到人们关注的今天，如何看待科学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关涉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一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那场关于科学主义的争论，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科学主义是大有裨益的。正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指出的那样：“有两种思考事件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沿循着事件，采撷它在历史中的实现，它在历史中的状态，以及它的式微；另一种方式则是追溯事件，像置身于生成中一样置身其中。”[1]在这里我们更愿意采取第二种方式，因为只有回到历史本身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作为科学主义思潮发展历程中的著名的争论，哈耶克所提出的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论证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支持或反对科学主义者的阐释中见到。因此，在当前重新审查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科学主义也会提供一种很好的视角与借鉴。

一哈耶克对科学主义批判的缘起

众所周知，F·A·哈耶克（F.A.Hayek,1899-1992）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他一生建树颇多，但是在他所有这些成就中，始终存在一条终生未变的主线，那就是对科学主义以及它的各种衍生后果的批判。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1942-1944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后来这些论文汇编成书，就是著名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在这部书中，哈耶克系统地论证了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在详细分析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于哈耶克写作这本书的缘由进行一些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哈耶克的主题，以及对于理解我们今天遭遇到科学主义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我看来哈耶克之所以对科学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哈耶克的学术传承；其二，时代的挤压。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学术传承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与考察问题的视角，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米塞斯（L·Mises）的学生和学术伙伴，自然在思维方式上受到极大的影响。自此，他接受了贯彻一生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正如他在1944年的著作中写到的那样：“我所努力捍卫的真个人主义在现代的发展，始于约翰·洛克、尤其是伯纳德·孟德维尔、大卫·休谟，后由经由乔赛亚·塔克、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以及他们伟大的同时代人埃德蒙·伯克的努力而首次达致了其鼎盛时期。”[2]当然这个名单里还包括十九世纪的两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关于这一点，后面还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述。除了哈耶克个人的学养对他的思想起的这种内在作用外，还需要特别提及外界环境他的巨大影响，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哈耶克为什么如此坚决地反对科学主义大有助益。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的时期，三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这种危机，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期间最著名的当属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理论成为拯救危机的主要手段。凯

恩斯的主要理论旨趣在于强调国家干预，而这点在哈耶克看来是及其危险的，因为它极易导致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此，他批判了凯恩斯的理论，但是在时代的狂潮中影响甚微，于是，哈耶克不得不寻找新的突破口，在这种自觉的反省中，哈耶克意识到这种思潮背后的理论根源就是科学主义，因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就成为他的批判的继续。正如亨内克（H.J.Henneck）指出的那样：“哈耶克仅在1931年和1932年同凯恩斯有过相当短暂却影响深远的交锋。30-40年代时，面对凯恩斯的巨大成就，哈耶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但他内心非常清楚，要想抵挡声势浩大、一往无前的凯恩斯主义，就必须将批判的着眼点埋得更深，必须从根本上动摇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很明显，在他看来，凯恩斯不过是一个具有更深远渊源的思想流派的表层和显而易见的代表，要想使批判达到最佳效果，必须溯本还原，探究这个流派的根本所在。”[3]在这个时期，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这主要体现在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一书中，可以说对中央计划的全面批判构成了这个时期哈耶克批判科学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哈耶克看到由于人类知识的分立特性，任何人或机构都无法掌握散布在所有人中间的分立知识，因而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正如他指出：“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4]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思潮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把批判深入下去，就成为哈耶克急需清理的问题。在这个思路的导引下，哈耶克对计划与秩序等问题从理论渊源上进行了批判，这就体现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从两个进路对他的思想进行宣传，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面对知识界的话，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则更多地体现了向公众灌输他的理论。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通俗化的介绍，获得了巨大的声誉。面对人类的巨大灾难，哈耶克向世人表明，德国纳粹的兴起、以及社会主义的流行都与科学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因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在政治上则成为捍卫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基于这种考虑，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就成为一种介入社会的有效的方式。因为所有的科学主义者都坚信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幻想人类全面计划的可能，其结果是最终发展出极权主义的社会。鉴于这种考虑，哈耶克主动投入到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进而批判极权主义，以此来捍卫自由主义的理念。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现。随后，哈耶克，又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细致的论证，这体现在1945年出版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为了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理论，哈耶克又把年轻时的心理学著作《感觉的秩

序》一书出版，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哈耶克五十年代以前的学术发展脉络，由此也能体味出哈耶克对科学主义进行批判的深意所在。

二哈耶克批判科学主义的策略与路径

回顾哈耶克在四十年代对科学主义进行的著名批判，我们所关注的是哈耶克批判的视角在那里，也就是说哈耶克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与路径问题，据我们对哈耶克论证过程的分析，发现他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全面计划的不可能，进而提出经济秩序的自生自发秩序；其次，经由对上述观点的阐述，进而指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的主题，并对知识的狂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由此完成了从学理上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可以说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的早期形式就是对全面计划的批判。他指出基于人类知识的分立特性，任何人以及机构都无法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获得全部信息，因而制定出准确的计划将是不可能。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哈耶克通过对市场中的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的分析，反证计划的不可能实现，进而达到了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可以说这个论证策略相当巧妙，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波普尔的“证伪”方法，就是到了晚年，哈耶克也在坚持这个观点，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市场和价格机制提供了一种发现的手段，与任何其他已知的系统相比，它不但使更多的事实得到了利用，而且激励人们不断去发现新的事实，从而改善了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恒久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力。当然，这种适应力从来就没有像市场均衡的数学模型那样完美无缺，但它的确比我们已知的任何其他手段更为出色。”[5]沿着这条思路，人们自然要问，这种经济秩序到底是靠怎样的机制发展起来的呢？对这个问题，哈耶克给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理论成就，即人类的文明是通过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发展出来的。按照传统的说法，秩序有两种：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但哈耶克认为在介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人类更多的采用的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就是指：“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的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6]至此，哈耶克已经把他的文化进化论的理念清晰地表达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人们还相信“计划”、制度的人为设计呢？在哈耶克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对科学主义的盲目崇拜，因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就成为他的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

在哈耶克看来，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科学取得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开始强烈地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初达到了顶点。这时人文社会科学开始抛弃自己的研究方法，转而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这就造成了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