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在科学主义思潮日益得到人们关注的今天，如何看待科学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关涉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一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那场关于科学主义的争论，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理解科学主义是大有裨益的。

正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指出的那样：“有两种思考事件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沿循着事件，采撷它在历史中的实现，它在历史中的状态，以及它的式微；另一种方式则是追溯事件，像置身于生成中一样置身其中。

”[1]在这里我们更愿意采取第二种方式，因为只有回到历史本身才能做出客观的评价。

作为科学主义思潮发展历程中的著名的争论，哈耶克所提出的具有鲜明个人特点的论证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支持或反对科学主义者的阐释中见到。

因此，在当前重新审查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正确看待科学主义也会提供一种很好的视角与借鉴。

一哈耶克对科学主义批判的缘起
众所周知，F·A·哈耶克（F.A.Hayek,1899-1992）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他一生建树颇多，但是在他所有这些成就中，始终存在一条终生未变的主线，那就是对科学主义以及它的各种衍生后果的批判。

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1942-1944年，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后来这些论文汇编成书，就是著名的《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

在这部书中，哈耶克系统地论证了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在详细分析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于哈耶克写作这本书的缘由进行一些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哈耶克的主题，以及对于理解我们今天遭遇到科学主义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我看来哈耶克之所以对科学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哈耶克的学术传承；其二，时代的挤压。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学术传承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与考察问题的视角，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米塞斯（L·Mises）的学生和学术伙伴，自然在思维方式上受到极大的影响。

自此，他接受了贯彻一生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正如他在1944年的著作中写到的那样：“我所努力捍卫的真个人主义在现代的发展，始于约翰·洛克、尤其是伯纳德·孟德维尔、大卫·休谟，后由经由乔赛亚·塔克、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以及他们伟大的同时代人埃德蒙·伯克的努力而首次达致了其鼎盛时期。

”[2]当然这个名单里还包括十九世纪的两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关于这一点，后面还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述。

除了哈耶克个人的学养对他的思想起的这种内在作用外，还需要特别提及外界环境他的巨大影响，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哈耶克为什么如此坚决地反对科学主义大有助益。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的时期，三十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这种危机，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这期间最著名的当属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理论成为拯救危机的主要手段。

凯
恩斯的主要理论旨趣在于强调国家干预，而这点在哈耶克看来是及其危险的，因为它极易导致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

对此，他批判了凯恩斯的理论，但是在时代的狂潮中影响甚微，于是，哈耶克不得不寻找新的突破口，在这种自觉的反省中，哈耶克意识到这种思潮背后的理论根源就是科学主义，因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就成为他的批判的继续。

正如亨内克（H.J.Henneck）指出的那样：“哈耶克仅在1931年和1932年同凯恩斯有过相当短暂却影响深远的交锋。

30-40年代时，面对凯恩斯的巨大成就，哈耶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但他内心非常清楚，要想抵挡声势浩大、一往无前的凯恩斯主义，就必须将批判的着眼点埋得更深，必须从根本上动摇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很明显，在他看来，凯恩斯不过是一个具有更深远渊源的思想流派的表层和显而易见的代表，要想使批判达到最佳效果，必须溯本还原，探究这个流派的根本所在。

”[3]在这个时期，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这主要体现在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一书中，可以说对中央计划的全面批判构成了这个时期哈耶克批判科学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哈耶克看到由于人类知识的分立特性，任何人或机构都无法掌握散布在所有人中间的分立知识，因而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

正如他指出：“我们必须运用的有关各种情势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从来就不是以一种集中的且整合的形式存在的，而仅仅是作为所有彼此独立的个人所掌握的不完全的而且还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分散知识而存在的。

”[4]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思潮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把批判深入下去，就成为哈耶克急需清理的问题。

在这个思路的导引下，哈耶克对计划与秩序等问题从理论渊源上进行了批判，这就体现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从两个进路对他的思想进行宣传，如果说前者更多的是面对知识界的话，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则更多地体现了向公众灌输他的理论。

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通俗化的介绍，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面对人类的巨大灾难，哈耶克向世人表明，德国纳粹的兴起、以及社会主义的流行都与科学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因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在政治上则成为捍卫自由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

基于这种考虑，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就成为一种介入社会的有效的方式。

因为所有的科学主义者都坚信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幻想人类全面计划的可能，其结果是最终发展出极权主义的社会。

鉴于这种考虑，哈耶克主动投入到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进而批判极权主义，以此来捍卫自由主义的理念。

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现。

随后，哈耶克，又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细致的论证，这体现在1945年出版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

为了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理论，哈耶克又把年轻时的心理学著作《感觉的秩
序》一书出版，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哈耶克五十年代以前的学术发展脉络，由此也能体味出哈耶克对科学主义进行批判的深意所在。

二哈耶克批判科学主义的策略与路径
回顾哈耶克在四十年代对科学主义进行的著名批判，我们所关注的是哈耶克批判的视角在那里，也就是说哈耶克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与路径问题，据我们对哈耶克论证过程的分析，发现他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全面计划的不可能，进而提出经济秩序的自生自发秩序；其次，经由对上述观点的阐述，进而指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的主题，并对知识的狂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由此完成了从学理上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可以说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的早期形式就是对全面计划的批判。

他指出基于人类知识的分立特性，任何人以及机构都无法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获得全部信息，因而制定出准确的计划将是不可能。

在这个论证过程中，哈耶克通过对市场中的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的分析，反证计划的不可能实现，进而达到了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可以说这个论证策略相当巧妙，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波普尔的“证伪”方法，就是到了晚年，哈耶克也在坚持这个观点，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市场和价格机制提供了一种发现的手段，与任何其他已知的系统相比，它不但使更多的事实得到了利用，而且激励人们不断去发现新的事实，从而改善了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恒久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力。

当然，这种适应力从来就没有像市场均衡的数学模型那样完美无缺，但它的确比我们已知的任何其他手段更为出色。

”[5]沿着这条思路，人们自然要问，这种经济秩序到底是靠怎样的机制发展起来的呢？对这个问题，哈耶克给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理论成就，即人类的文明是通过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发展出来的。

按照传统的说法，秩序有两种：自然秩序和人为秩序，但哈耶克认为在介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人类更多的采用的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就是指：“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产生的，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的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

”[6]至此，哈耶克已经把他的文化进化论的理念清晰地表达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人们还相信“计划”、制度的人为设计呢？在哈耶克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对科学主义的盲目崇拜，因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就成为他的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

在哈耶克看来，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科学取得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开始强烈地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初达到了顶点。

这时人文社会科学开始抛弃自己的研究方法，转而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这就造成了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

“由此便出现了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

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虽然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

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然被当作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将迅速破灭。

”[7]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哈耶克全面地批判了科学主义，在这个环节上，他采用了两条理论进路：其一，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其二，比较了科学方法与社会研究方法的巨大差别，进而完成了从学理上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对于第一条，人们已经比较熟悉，这里不再赘述，我们需要做的是考察哈耶克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论证。

哈耶克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奴性模仿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那么他给出的解决问题的策略是什么呢？其实哈耶克一生都在努力坚持的就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对于他来讲，由于社会现象的异常复杂的特性，照搬自然科学的整体主义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而只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才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方法。

因为自然现象可以按照整体的还原方法或机械主义的方法去摸索自然规律，而社会科学面对的研究对象是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这个特点决定了它不能被简单地分解与还原。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

根据这项原则，所有的社会现象，在不考虑有目的的行动者个人的计划和决策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

”[8]但是在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解上也存在极大的误解，因而哈耶克对个人主义进行了细致的区分，按他的话说就是个人主义的真与伪的问题。

在这里哈耶克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即真个人主义（true individualism）与伪个人主义（rationalistic pseudo-individualism）。

所谓真自由主义是指：“它首先是一种社会理论，亦即一种旨在理解各种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努力；其次，它才是一套从这种社会观念中衍生出来的政治准则；而唯理主义的伪个人主义则在实践中会导向集体主义。

”[9]在哈耶克看来，前一种观点乃是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个人心智之局限性的产物，因此它促使人们对那些有助于个人创造出远比他们所知道者更伟大的成就的非人格的且无个人特征的社会过程采取一种谦卑的态度，而后一种观点则是人们过分相信个人理性之力量的产物，因而也是他们蔑视任何非理性刻意设计之物或任何为理性无法充分理解之物的产物。

在他看来这种对人类理性扭曲的看法，自笛卡尔以降得到了明显的加强。

尤其是：“这种理论被笛卡尔派理解为几何学精神（esprit geometrique）——一种从若干确定不移的前提，通过演绎过程达到真理的精神能力。

在我看来，这种幼稚的理性主义最恰当的称呼应是理性建构主义（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m）。

自那时以来，姑且不论这种观念在技术领域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却给社会领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害。

”[10]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克对科学主义进行批判的论证策略，需要提及一点的是，哈耶克为什么竭力批判科学主义以及它所拥有的方法论呢？很简单，因为哈耶克的学术传承以及时代背景迫使他认为，如果过分夸大人类理性的作用，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中对全面计划的渴望，而一旦这种愿望的实现，将导致极权社会的出现，在他看来那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这与他终生捍卫的源自苏格兰哲学传统的自由主义精神背道而驰，而这种“计划”以及“人为秩序”背后，预设的方法论基础却来源于科学主义，因而他终生依据上述的论证逻辑对科学主义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批判。

可以说哈耶克的许多洞见还是非常深刻的，它正确地指出了全面计划面临的困难，创造性地对自生自发秩序的理念进行了完整精确地论证，极大地丰富了文化演进理论；另外，对科学主义者所倡导的科学方法万能论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一个侧面加深了人类对自身理性的客观认识等。

三哈耶克的批判存在的缺失与局限
坦率地讲，哈耶克是近代西方第一个明确对科学主义进行批判的思想家，他的批判有力地揭示出科学主义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

但是，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科学的发展空间与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今的科学主义也以更为巧妙和隐性的方式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反观哈耶克的批判在今天看来已经不能适应形式的需要，因而，指出哈耶克批判存在的不足，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科学主义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在我们看来，哈耶克囿于时代的局限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不足：首先，批判科学主义的维度单一化；其次，在他的文化演进理论中，过于抬高自生自发秩序，而忽略了其他秩序存在的合法性问题；第三，哈耶克对于科学主义起源的考证存在疑问。

对此，我们需要简单地进行一些分析。

对于第一点，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层面，换言之，哈耶克只强调了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存在严重的弊端，这一点没有错，但是科学主义的危害远远不止方法论的硬性移植造成的问题。

众所周知，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科学完成了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这时科学主义已经不再通过科学方法的万能这种比较低级的方式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渗透，而是采取了价值论的形式，可以说科学主义思潮的这种转向意义深远，因为它通过对科学取得的辉煌业绩向人们展示科学的扩张主义。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科学主义的内涵已经更多地转向了价值论层面，正如索雷指出的那样：“科学主义是一种关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一的信念，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最权威的、最严肃的、最有益的。

”[11]可以说索雷对科学主义的界定，暗示这种转向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今天人们对科学的崇拜，
也是着眼于科学所具有的巨大的实用价值，从理论上讲，这种转向更加难以反驳。

因为科学的使用价值已经把一些深层的问题遮蔽起来了，并且在这个转向中已经把科学方法万能的思想作为一个预设，成为科学主义的一个构成元素而存在，也就说只有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

在这方面哈耶克关注的并不是很多，从一定意义上讲，一方面，反映出时代的局限，哈耶克只是在力图捍卫自由主义理念和社会科学原有的领域以及防止极权社会的出现而已，而没能对科学主义的价值论内涵进行分析，这也反映出在科学主义的成长期，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展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本身也在生成自己，换言之，它会自动调整自己，以便更好地适合于环境，反映出问题本身具有的复杂性。

到了近期，科学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向认识论领域转向。

科学主义的这种认识论转向在社会领域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也就是说社会中的人们对科学充满了期望，以至于认为科学的发展没有任何限制条件。

美国学者斯坦马克对这种情况作了很有创见的分析，他认为：“关于学院外部的科学主义（或社会领域中的科学主义）首先或许也是最常见的观点是，我们应当考虑到构成这种企图的就是去扩张科学的边界，以这种方式，即所有真正的（相对于表面来说的）知识必须是科学的或至少能被还原成科学的知识。

”[12]这就是典型的认识论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而哈耶克在他的论述中很少提及。

关于第二点，我们从哈耶克的文化演进理论中不难发现，哈耶克过于强调自生自发秩序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而极力贬低人类理性的主动建构功能。

如果按照哈耶克的逻辑，人类的文明就完全是一种缓慢的、渐进的演化过程的结果，而完全排除了人类理性设计的存在，这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是不符的，例如说各种古代文明的遗迹都能反映出人类主动设计的痕迹，再比如我们不能说在文字的形成过程中就没有人为设计的阶段。

客观地说，任何文明都是自生自发与有意设计相结合的结果，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只有经过一种人为设计才能把许多自生自发的文明（规则、非正式制度等）固定下来，否则的话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被动发展的历史，甚至都有可能出现文明的断裂，可以说哈耶克在这点上过于偏激了，这与他极度敌视社会主义的思想有关，从而影响了论证的客观性。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哈耶克对科学主义起源的考证我们认为有所欠缺。

在他看来，科学主义的起源应该从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巴黎综合工科学院的诞生、以及圣西门与孔德学说的流行算起，我们认为这一点论据不足。

他的原文是这样的：“在十九世纪改变了社会思想的两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现代社会主义和我们更乐于称为唯科学主义的现代实证主义——是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团体的直接产物，更具体地说，是一个体现着这种独特的新精神的新机构的直接产物，它就是巴黎综合工科学院。

”[13]在我们看来，他过分夸大了
巴黎综合工科学院的作用了，的确，这所学院在科学主义兴起的过程中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

因为任何一种思潮的兴起都需要三个比较重要的条件：文化资源的准备、社会资源的准备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牵引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条都无法形成一种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思潮。

对照这三条我们来衡量一下哈耶克的论点：在哈耶克的判断中，只有第一条，即文化资源的准备已经成熟，其他两项都无法完全满足。

因此至多只能说是一种科学主义思潮的萌芽，而无法真正形成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思潮，鉴于以上的考虑，我认为科学主义思潮的起源应该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

尽管哈耶克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过于单一化了，上面我们只就大的方面指出了他的批判中存在的不足，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能把一个时代的思潮在一个层面上挖掘得如此深刻，已经是很大的贡献了，我们不能过于苛求他，再加上那时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如日中天的年代，从方法论的角度入手更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回顾哈耶克对科学主义进行批判的策略与路径，对于我们今天反思科学主义同样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尽管科学发展到今天，科学主义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如何针对科学主义的新的形式也能如哈耶克那般把问题深入下去，就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

在这里有必要引用哈耶克的一句名言结束这篇文字：“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

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14]
参考文献：
[1]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M].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5.
[2][4][8][9]F.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计划[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9、117、6、11-12.
[3]汉斯.耶尔格.亨内克.同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交锋——智识上的联系与冲突[J]转引自格尔哈德.帕普克.知识、自由与秩序[M].黄冰源、赵莹、冯元兴、梁晶晶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5.
[5]F.A.哈耶克.关于“计划”的新混乱[J].转引自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91.
[6]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胡晋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
[7][13] F.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冯克利译.2003.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