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谬种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

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

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

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

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

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

“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

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

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

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

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

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

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

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

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

“可见方苞对刘大魁是何等到看重。

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一生著作颇丰。

刘大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

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

刘大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

“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

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

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

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

刘大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

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

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

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

《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

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孝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
论性。

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

姚鼐认为文章的阴阳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

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无疑是一个创举。

姚鼐在教学之余，还选辑了《古文辞类篆》一书，作为弟子学习古文范本。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

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文学正宗。

具体的说，论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间有卓识；游文章写景状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俱能寄寓对世情的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纪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时晰。

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是其整体的流派特点。

其中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随之而生，给了桐城派致命的打击。

而林纾仍在鼓吹“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而动，反对新道德，反对新文学，被斥为“桐城谬种”，理所当然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桐城派古文运动自此终结，然而，不能据此把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定为反动流派，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

对于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后过较大影响的散文流派，应该全面、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

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

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

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论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炼；写景传神，抓住特征，细节盎然，寄世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辞；纪叙扼要，流畅时晰，平易清新是整体流派特点。

散文名篇有：方苞《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记》。

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桐城派兴起于清康熙中叶，绵延二百余年，其文学创作及理论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桐城派自诞生之日起，对其文论思想、流派成因、学术影响、社会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就备受学界关注。

桐城派形成以后，对其评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些人把因政见不同而导致的个人恩怨搀入到对桐城派的评价之中，并依靠自己盘踞的社会地位和在当时的影响力，把桐城派斥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正是受到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思潮的深刻影响，使桐城派研究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冷落。

“文革”期间，桐城派再次作为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靶子，遭到猛烈的抨击，对其评价更是有失公允。

清史著名专家戴逸先生指出：“桐城派，为清代文学之中坚，在中国文学史上绵延最久，影响最深，作家潮涌，文章如林，讲究文理文气，言之有物有序，所以流传二百年之久，自有其地位与价值。

前人称‘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是为文学革命中之激烈言论，时代使然，然不免诋之过甚。

”
一、关于桐城名家研究。

许多学者利用新资料、新方法来研究桐城派名家，阐述自己的新观点。

如北京语言大学
洪桐怀副教授在《浅议桐城派与清初文学归雅思潮》中，对桐城派先驱人物戴名世和创始人方苞在清初归雅思潮中的不同命运进行了精辟的剖析，认为在这场文学归雅运动中，戴名世成了清廷文化政策的牺牲者，而方苞则通过“积极”的参与和阐释，将“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推及古文创作，提出了“义法”、“雅洁”等古文创作、鉴赏理论，既是对前代古文理论的系统总结，又开创了桐城派雅洁清淡的文章风格，影响了清代文坛。

安徽大学周中明教授在《姚鼐对君子人格理想的坚守和追求》中，分析了姚鼐特别看重君子的原因，描绘出姚鼐笔下的君子形象有：“为君子所贵”，勇于为国捐躯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形象；以诚为君子之道，抚安众庶的官吏形象；以身训士，教之必为君子的学官形象；守有介，行中绳，笃行君子的教师形象；乐善好施，世德相承的善人形象；出于至情，为君子所许的孝子、孝女形象；“有君子之德”的女君子形象；为实现君子之志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大丈夫形象等八种类型。

认为“姚鼐追求和坚守的君子理想人格，不只是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且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大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所必需。

” “旨在既促进正确认识和评价姚鼐，又强烈呼唤君子人格的复苏，充分重视利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这一资源优势，强化君子人格的教育和重建，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 安徽大学吕美生教授在《倾听语音超越语言——桐城派的“精诵”论》中指出，“义法”是桐城派理论的基因和起点，“雅洁”则是其最高的审美境界和艺术风格。

“雅洁”作为“义法”在语言层面上的艺术体现；“精诵”则是“雅洁”在语音层面上的审美接受。

从刘大櫆“因声求气”说，到姚鼐提出“精诵”论，表现为桐城派几代人薪火传承的文学景观。

“精诵”论，更是从读者审美心理的瞬间生成中，所总结出来的语感境界。

认为“追求‘雅洁’、标榜‘精诵’的桐城派，曾被人们情绪化、妖魔化地责斥为‘桐城谬种’，这是其‘去汉字化’不成，退而求‘去古文化’的后遗症。

” 南京大学赵永刚博士在《刘大櫆与时文》中，以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为个案，通过对《刘大櫆集》等时文序进行考察，揭示刘大櫆的时文理论、时文风格和矛盾的时文情感，以期为探寻桐城派古文与时文之关系提供范例。

还认为“从科举的功利性角度来说，刘大櫆是不幸的，但是从时文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刘大櫆却是重要的，他的重要性就在于，他的固守成就了时文的高贵品格，也反映了桐城派古文家独特的时文贡献。

”安徽大学徐成志教授在《学融汉宋、文兼众美——刘开的学术文章及其他》中，认为在姚门弟子中, 刘开思想最少拘束。

无论是在学术问题上, 还是在文学主张上, 他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追求。

“论文不专一能也，而以本于性情得其真者为当；论学不分汉宋也，而以笃于伦理践其实者为归。

”这两句虽是对汪瑟庵的称颂之语，却真实地反映了刘开本人的文学思想、学术主张和创作追求，也概括了他继承桐城家法并予以创新发展的成就。

安徽大学江小角教授在《浅谈吴汝纶的西学思想及其影响》中，认为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曾任清朝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又任知州一职多年，上悉朝政，下知民情，多交有识之士，广读西方书籍，深得风气之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西学思想。

这一思想影响当代，惠及后人，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