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与儒家互为表里

法家与儒家互为表里

儒家与法家治世理论比较

内容摘要：儒家和法家作为诸子百家中最为著名的两个学派，在治世理论上一直针锋相对，本文对儒家和法家治世思想进行了初步研究，并试图对法家与儒家治世思想进行浅显的比较。

关键词：儒家法家治世理论道德法律

“先秦诸子中，儒家和法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儒家对传统的“礼治”采取的是一种温良的‘损益’态度，提倡‘礼治’、‘德治’、‘人治’以反对当时的变革思潮和法家的‘法治’主张。法家对传统持一种激进的改革态度，以‘法治’的理论攻击儒家的学说。可以说在先秦诸子中，儒法两家的对立最为显著。”[1]总体来说在中国古代法律发展过程中，儒家和法家最具有影响力。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特别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在汉以后近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成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之所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是因为它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理论和统治方法。而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形成于战国中期，从这个中国古代法律总体来看，法家思想指导了古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商鞅以《法经》为基础，在秦国变法过程中，制定了秦律，而秦律实为中国古代法律之宗，汉承秦制，直至清代，虽历代历朝不乏立法活动，但就法律的体系、篇目甚至一些条款大都可以追溯到秦律这

个源头。”[2]因此透过儒法两家从对立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可以形成一条对中国古代法律和法律思想发展比较清晰的脉络。

一．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不同治世理论下的价值尺度作为治世的指导思想，儒家的道德主义和法家的功利主义有着迥然不同的价值尺度。

1．先秦儒家是孔子创立的学派，孔子出生于有着“周礼尽在鲁矣”[3]之说的鲁国。他对于周公极为崇拜，并企图通过改良周礼以济世。所以他运用道德的形式把“礼治”思想并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建立起了儒家学说。如果说道德是人们内在的感情判断，那么礼便是这种感情判断的外在表现，因此“德”和“礼”是互为表里的。儒家认为道德是高于一切的存在，孟子就曾经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如果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这里所谓的“义”即是道德原则，而“义”的内容就是“仁”，“仁”即是要求人们作到“孝悌”和“忠恕”。在这种思想指挥下，儒家认为“仁”是人的天性，“善”是人的本性，即所谓的“性善论”。至此儒家道德尺度下的理想社会模式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在这样的社会中，君有君的威严，臣有臣的本分，父有父的关爱，子有子的忠孝，君主运用道德为天下作出表率，高贵者、尊长者都会受到尊重，卑贱者、幼弱者也能得到照顾，人人都遵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相适应的位置，社会和国家自然会安定祥和，天下也就达到了大治。

2．与儒家不同，法家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作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更是一个纯粹的功利主义者。在人性方面他认为功利是人的本性，人的行为都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甚至古代圣贤也不例外，尧舜禹之所以会禅位给后人，只不过是因为在上古的时候天子并没有极大的特权，非但没有比其他人获得更大的利益，相反更要付出更多的辛劳，付出要远远多于所得到的，所以他们的禅让只不过是人性上趋利避害的正常反映，并不是什么“仁”、“义”的体现。既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就是利益的关系，那么追逐利益就是合理的、正当的。同时这种“好利恶害”的人之本性是无法改变的，是没有办法进行教化的，因此只能加以利用而以之治世，而利用人性的“好利恶害”的最佳手段就莫过于刑罚。

人人生而就对于利有着深切的渴望，那么在社会中就反映在普通百姓对于财富、利益的渴求，君王对天下霸权的期待，所以法家的社会理想境界就应该是国富民强、繁荣昌盛，不仅仅百姓要丰衣足食，国家更要有辽阔的疆域和霸主的地位，而这与儒家的人人恪守本分、“仁者爱人”的思想就有了对立和冲突。

二．德治仁政与奉法而治—不同治世理论下的施政方针儒家的道德主义与法家的功利主义反映到具体的施政方针上就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德治仁政与奉法而治二种不同的政治方针和统治原则。

1．儒家坚持认为以道德为主导的礼乐教化是最好的治世

之道，“德治仁政”作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显然继承了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反对统治者“以力服人”的霸道和严刑峻法，主张兴教化实行“以理服人”的王道。之所以反对“以力服人”和严刑峻法在于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这里孔子认为刑罚有其治标不治本的先天缺陷，刑罚只能使民众畏法而不敢妄动却不能使人心服，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人民犯罪但是却没有羞耻之心，只有用礼与道德去感化人民，人民才会因有羞耻之心而不去犯罪。儒家之所以认为“德治”优于“法治”就在于法律是无可奈何时不得不采用的手段，是消极和被动的。

在儒家的“德治仁政”方针的施行过程中，“法先王”是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儒家倡导以道德为先，遵从古代先贤哲人，凡事从圣人那里寻求依据，在圣贤情节之下“言必称尧舜”。因此儒家的为政之道更多的是依靠榜样的垂范作用，孔子推崇的“德政”就是以圣贤为楷模，国君身体力行通过“以理服人”的道德感化来使民众依从。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上行下效之策。

2．与儒家不同的是法家更多地强调施政方针与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法家对社会发展持有肯定、乐观的态度。“法家认为：社会的一切发展与变化都是必然的、合理的、不可逆转的。”[6]因此他们主张君主应当因时制宜不断变法，随着时代和社会情况的不断变化及时更正统治方针，也就是与儒家“法先王”想对应的“法后王”。

韩非认为人性是趋利而畏害的，因此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来应对各种事物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实行法治可以巩固君主的统治地位，更可以威慑天下使民众不敢以身试法而各安其位、遵从本分，从而达到民富国强、开拓疆域的抱负。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法由于其本身的方便、快捷、稳定和有效，无不代表了法家的功利主义理论。同时由于法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惟一利字之所在，所以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种简单的利益关系，君主依靠臣下来统御天下、开疆拓土，臣下依靠君主来获得封赏、权力和富足生活，双方只是靠利益维系而不存在“义”，这样儒家所推行的仁义教化和道德感化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要维系整个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法”就是不二的选择。

同样由于人与人之间充满着追求利益的弱肉强食，那么就像拥有锋利爪牙的老虎才能制服犬狗一样，君主要治理天下就必须拥有一件有效的武器这就是“法、术、势”。“法即国家颁布的法律，术是君主隐藏不宣的权术，势即君主高高在上的威势。”[7]这三者紧密配合并由君主牢牢掌握刑罚和恩赏并重的手段推行法治，最终达到法家“奉法而治”的政治理念。

三．尊卑等级与平等废私—不同治世理论下的治理原则无论儒家亦或是法家在其创造流派学说的过程中无一例外的要维护君主的地位，巩固君主的统治，但在对于君主以外的其他人的治理原则上儒家与法家有着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