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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辨析

李高武

2010年08月18日16:3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7175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5153元,实际增长9.8%和8.5%。根据国际上公认的生活水平消费标准,我国城镇居民生活从温饱水平上升到宽裕水平,农村居民生活从贫困型变为初级小康型。但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结构分化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特别是人口结构、分层结构、规范结构等结构性变化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对社会影响较大。从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看,表现为结构性失调和功能性失调,造成的后果是社会秩序紊乱和社会运行迟滞;从这些矛盾和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看,可分为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两者叠加,我们既要背历史留给的重负,又要接受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伴生物,这使得我国社会转型步履艰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结构分化及其各种关系形态都在发生并且还将继续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这种结构性变化既是我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和现代化取得进展的重大表现,也是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清醒地认识这一结构性变化,是深刻理解和把握现阶段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

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矛盾和问题

人口结构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结构,表现为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就业结构和家庭结构等方面。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截至2008年少生了3亿人口,控制人口增长的结果,使我国人口结构出现了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三率组合三低的演变过程,目前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降到1.2‰—0.5‰。这一人口结构转变,对我国GDP增长贡献率达到26.8%左右的人口红利,从1990年人口红利视窗打开,预计到2030年左右关闭,大约有40年的利用周期。在享受人口红利的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以下几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我国面临着严峻而紧迫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首先,我国将面对一个庞大的老年群体。截至2009年底,全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1.6亿,占总人口比例约11.6%,人口专家预测,老年人增长高峰在2040年出现时达到4.5亿,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凸显。其次,挑战了我们未富先老这么一个国情。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是在长达100年的时间内完成的,社会财富积累达到非常富有的程度。而我国在20年的时间里,老年人口比例呈现出速度快、规模大和急剧上升的态势,虽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以2008年为例,人均GDP在被统计的17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04位,仍属世界上贫困一族。再次,挑战了我国医疗健康和社会化养老服务。在医疗健康方面,我国人均寿

命现达到73岁,东部地区人均寿命已达到80岁左右,在寿命长的同时,更关注生命质量的提高,从生物医学、营养学角度讲,这就需要有庞大的费用作支撑。但根据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政府负担全民医疗费用占总费用数的17%,而在这一比例中,绝大多数老年人不在保障范围之内,这说明要建立覆盖城乡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社会化养老服务方面,由于代际结构变化,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将成为历史,社会化养老将成为首选。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比例占到老年人总数的8.9%,折合绝对人数约1200万以上,全国现有的养老机构的床位数量仅有270多万张,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绝大多数还要居家养老。照此推算,到2040年老年人数到达4.5

亿高峰时,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将达到5600万人,照料这一群体需要耗费多少人力和物力,这对我国现行的社会化养老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男女比例失衡的结构性矛盾。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用行政命令控制人的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再加上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和现代医学科技的作用,使“传宗接代”的男婴出生率远远高于女婴。国际上正常的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我国2006年比例为126:100。在婴儿比例失调的同时,儿童的性别比例失调程度更为严重,在上海、广东等地竟达到130:100。人口学家预测,到2020年左右,中国20岁育龄妇女数量将开始递减,随着这一递减速度加快,到2030年将有10%~15%的适龄青年男子无法结婚,在城市将出现“钻石王老五”群体,在农村会出现“男人岛”现象。这一状况给社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结不了婚的青年男子,由于生理上的需要,不仅会刺激非法性产业泛滥,使艾滋病等疾病难以控制,而且会

导致强奸案件、骗婚案件等社会问题加剧。另一方面,为了完成让孩子结婚这一使命,通过中介到周边落后国家和地区走私新娘,这些异国新娘由于文化素质和语言障碍等原因,生存空间和家庭美满度受到限制,其子女容易沦为弱势群体,这无形中又降低了我国人口质量,产生恶性循环的人口结构性矛盾。

人口结构变迁导致中国家庭功能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家庭大体经受了涉及家庭制度、家庭情感和家庭责任的三次冲击。第一次冲击使家庭的神圣性松动,但只发生在小范围的知识精英身上;第二次冲击是以政治标准至上瓦解家庭的亲情方式,使家庭彻底去神圣化;第三次冲击是以人口结构变化为前提,以经济理性入侵为动力,其威力、范围和烈度使家庭的价值大厦彻底坍塌。一是家庭规模在缩小、风险在加大。主干家庭将成为历史,中国家庭将出现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四二一”核心家庭式样,即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和一个孩子。这一家庭模式本身就是高风险家庭,风险包括:孩子成长风险、养老风险和国防风险等,特别是到了生命的中期和后期,这种风险是无法抗拒的。同时这一家庭模式容易造成亲情文化断裂的后果,子女感到很孤独、很无助、很无奈和缺乏幸福感,政府要为这些风险承担社会代价与政治责任。二是家庭稳定性下降,离婚率上升。2009年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夫妻有171万对(不含法院判决离婚案例),比2008年增加10.3%。特别是1980年婚姻法确立感情破裂是离婚的唯一条件和判断标准,这一社会设置的变化改变了婚姻家庭的实体,“白头偕老”已从传统的社会强制要求变为个人的主观愿望,中国的单亲家庭和再组合家庭将会不断增加,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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