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评和为贵的中国外交1

一，和为贵的概念与起源
二，历史上的和为贵外交
三，为什么要坚持和为贵。

结合我国文化传统与当前面临的形势
四，和为贵被误读，以及应该坚持的外交底线
五，对和为贵的未来期盼
一，和为贵的概念与起源。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更是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在构成中华文明核心的诸多元素中，重要的内在元素是“和”的理念。

“和”，就是和平。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以和为贵”，强调人与人要友善相待，国家之间要和平相处、避免战争与暴力。

“和”，也指“和而不同”。

恰如乐器音色各不相同，在一起却能演奏出动听的乐章，这就是和谐之美。

社会应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和”作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仁爱、包容等其他基本精神相通。

和为贵，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原则。

出自《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这段话主要表达的意思是，按照礼来处理一切事情，就是要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能够恰到好处，都能够调解适当，使彼此都能融洽。

和为贵提出的历史背景是春秋时代，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开始破裂，臣弑君、子弑父的现象屡见不鲜。

所以孔子提出和为贵不仅缓了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对立，使之不致于破裂，更使当时的社会秩序稍有安定。

然而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可见孔子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这是非常合理性的，正是这种辩证的观点，才是和为贵作为大部分封建王朝的外交思想得以延续。

二，历史上的和为贵外交。

在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绵延长河中，和为贵的外交思想在不同的朝代被不同程度的表现。

和为贵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促进中华文明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唐朝初期的和为贵外交，郑和下西洋。

唐朝初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个鼎盛时期之所以出现在唐朝，与当时统治者的智慧和外交思想分不开的。

唐朝贞观年间，经济发展迅速，文化空前繁荣，到唐玄宗时候达到鼎盛，而这些发展与唐朝初期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稳定正是建立在和为贵的基础上，比如文成公主入嫁吐蕃，使吐蕃与唐修好很多年。

唐朝初期稳定外部环境并不是靠征伐（当然，遇到威胁给予还击是必须的），主要靠和为贵，通过册封等各种怀柔政策，使周边各部落政权与唐休战通商，互通有无，并进发展。

郑和下西洋是我国历史上外交的重要一笔。

当时郑和率领几万人的船队，七次下西洋，为我国与西洋诸国的交流做了杰出贡献。

但是郑和下西洋带去的并不是武力与征服，而是和为贵的思想。

有印尼的学者认为，郑和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特混舰队。

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

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

三，辩证的和为贵。

坚持和为贵的外交不仅与我国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也与我国目前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

中国将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答案是明确的：中国在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胡锦涛主席曾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战略选择，是由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自身发展需要以及人类进步潮流决定的。

纵
观国内国际环境，从国内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够强，文化不够强，要有安心搞发展的环境，就必须以和为贵，睦邻合作。

这样不仅为我国赢得相对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也可以和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博取各家所长，为我所用，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近六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在和为贵的外交准则指导下，我国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可以说我国目前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和为贵的外交政策关系重大。

就外部环境，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的挑战呼唤全球性的合作。

中国在朝核、伊朗核、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气候变化、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等重大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国以和为贵、求同存异、增强相互信任等理念，正在为促进国际关系稳定提供新的视角和动力。

坚持和为贵，不仅为国际和平做出杰出贡献，也为我国自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我国的能取得显著成就，和为贵功不可没。

然而和为贵并不是绝对的，和为贵也要有我们的底线。

我国已经加入wto，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合作是基本存在，竞争同样基本存在。

另外，我国已被美国推向国际前台，中国同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竞争不可避免，所以在讲究和为贵的前提下，也要自己的底线，也要学会竞争，以争取自己的权利。

在当前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在参与国际交往中，中国政府一直抱持着“天下太平”的良好愿望，不愿意同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产生严重的分歧。

但事实以及逻辑都告诉我们，“和平”只能是对过去历史时期或已经形成的现实状态的一种客观描述，而不可能对未来产生实际的定义作用。

因此，在国际政治交往之中，“以和为贵”只能是一个良好的主观愿望，能否实现绝不是中国单方面所能确定的（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许多时候，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可以通过协商、互让达到“双赢、共赢”。

但是，如果认为所有国际关系的调整，都可以做到“双赢、共赢”，那就不切实际了。

这并非我们不想“共赢”，而可能是别人不想实现“共赢”！在我国的国家力量尚未足够强大的时候，更是如此。

比如南海一些国家对于我国南海诸岛的占领侵蚀，日本对于钓鱼岛的强行霸占等等。

所以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候，必须坚持自己的底线，涉及我国重大利益的事情上，绝不退缩，绝不一味求和。

我国的和为贵反被认为是软弱可欺等等。

鉴此，我们不能将“和平”看作是发展对外关系或处理国际关系的唯一手段，而根据“和平”愿望对所有国际关系问题作出机械的、片面的处理。

“国家利益”仍然应该是外交政策的本质及其依归。

世界各国无不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那么，国家间必然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与斗争，这本身就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原动力。

“刚柔得适谓之和”，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反台独、反分裂的尖锐斗争中，我们只有通过积极采取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各方面的力量和手段，才能实现全面捍卫国家及民族根本利益的目标，才能切实地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五，对和为贵的未来期盼。

和为贵体现了我国的大国意识和兼济天下的气魄，我国的发展也从和为贵的外交政策中获益匪浅，但是未来世界变化无常，各国国情迥异，在坚持和为贵的基础上也要维护好自己的利益，这样才是更长久之计。

辩证的看待和运用和为贵，决定了和为贵的深度和广度，也体现了和为贵才初衷。

才能让我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