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傅庚生先生的唐诗研究

浅析傅庚生先生的唐诗研究
摘要：傅庚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唐诗研究专家,为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傅庚生先生在的文学研究不仅表现出了自身学术研究的个性和追求,也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和思潮,他本人对唐诗的学术研究,显示着20世纪一代学者的风采。

从傅庚生唐诗研究的对象范围、唐诗研究的成就概述和唐诗研究的时代特色来分析傅先生的唐诗研究。

关键词：傅庚生；唐诗研究；范围；成就；时代特色
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曾写道：“历代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语也。

”[1]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序文中也有类似的经典言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骄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2]唐代独有的时代面貌和精神风气铸就了唐诗永恒的魅力，对唐诗各方面的研究也受到各个时代文人学者们的关注，可谓“一代有一代之研究”。

一千多年的唐诗研究发展史表明，每一时代唐诗研究的内容偏向和理论成就，往往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时代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二十世纪的中国处于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唐诗研究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唐诗研究专家，傅庚生就是其中之一。

一、唐诗研究的对象范围
傅庚生于193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并没有立刻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而是一直在北京弘达中学任教，曾短暂地在天津市政改进委员会任兼职，生活相对充裕安逸，家中也“购书满东壁”，然而“七七事变”打破了他宁静悠闲的生活。

由于参加过抗日组织又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故傅庚生携家南下，辗转奔波于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先后在政府教育部门和东北协会任职。

1938年傅庚生来到四川万县，当时由于多方原因经历了短暂失业的窘迫，在被迫闲居家中之时，他回顾前尘，“颇多恨悔，自念为人作嫁，终非了局，遂决意潜心书
史，整理旧日札记，必能自树立始可。

”[3]可见这时傅庚生已决意把精力转移到自己所感兴趣的学术研究上，然而当时条件所迫需要他为全家的生活奔波，所以不能安心于学术研究。

之后，傅庚生到东北协会工作，由于研究古典文学的志向已定，所以他在当时拉帮结派的工作环境中，显得“特立独行”，傅庚生曾回忆道：“余既志在研习古典文学，日帷浏览篇籍，齐(东北协会领导)甚不快，余亦久存去志。

”[4]直到1941年9月到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副教授之后，傅庚生才真正地如愿以偿，能够在教学之余研习古典文学。

在三台东北大学的时期是傅庚生走上学术研究的关键时期，在这里他认识了高亨，陆侃如和冯沉君，并与他们成为挚友。

相对稳定的生活，宁静的校园气氛，以及学者好友们的帮助，使得傅庚生的学术研究热情高涨，潜心于学术研究并时常在《国文月刊》、《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1943年傅庚生的第一部著作《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经《国文月刊》主编余冠英推荐，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的序是请陆侃如所作，陆侃如在序文中对傅庚生的学识和才力都给予高度的赞扬。

1946年傅庚生又出版了第二部学术著作《中国文学批评通论》，这部书经开明书店总编叶圣陶介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和《中国文学批评通论》这两本都是傅庚生在1949年以前出版的古代文学研究专著，一部是关于古代文学的艺术欣赏创作的研究，另一部则是关于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可见傅庚生并非把文学鉴赏与文学理论批评分开研究，而是两者兼通。

这两本书都运用西洋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穿插有近现代的文学作品和研究理论，故傅庚生的研究也具有中学与西学相通，古代与现代结合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他的唐诗方面的研究。

1949年以前，傅庚生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比较广泛，从他已出版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和《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两部著作来看，他注重从整体宏观分析和研究古典文学，此外他也发表了一些对具体文学现象和理论的研究论文，如：《汉赋与徘优》、《文论神气说与灵感》、《论文学的隐与秀》、《诗歌的声韵美》等。

相比较在1949年以前，傅庚生对唐诗的研究比较少，但其研究成果则引人注目，影响深远。

在《中国文学欣赏举隅》这本书中，傅庚生引用了大量的古代优秀文学作品和理论篇章，共719条，其中引用的唐诗有近一百多条，涉及的诗人有21位，其中引用作品前五位的分别是杜甫29条，李白15条，李商隐11条，王
维9条，白居易8条。

李杜的作品是唐诗中的两座高峰，受历代文人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对两位诗人的成就历来评价不一，傅庚生曾于1948年撰写《评李杜诗》，1949年初发表于《国文月刊》，这篇论文有明显的扬杜抑李的观点，但是这种扬杜抑李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

到50年代末，傅庚生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略》(未刊)一书，书中一节被摘出名为《李杜诗论》收入1986年出版的《杜甫论集》中，这篇文章没有了扬杜抑李的倾向，而是很客观地评价了李杜的诗歌成就和对唐诗现实主义创作的贡献。

到1982年他撰写《简论李杜诗》一文时，明确提出：“仙与圣，本没有优劣上下褒贬的扬抑之意，而只是说明两者在诗的风格上有所不同而已。

”并指出“我们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与相融去研究李白、杜甫的诗歌，是会有很多发现和收获的。

”[5]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因为他透过李杜诗歌的差异性看到了两者本质上的相通之处，提倡客观全面地去认识评价李杜的诗歌。

不难看出，傅庚生在不同人生阶段都有对李白与杜甫诗歌的比较分析研究，而不同阶段的研究各具特色且有所侧重。

对李杜诗歌研究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探析，正说明了傅庚生的唐诗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李白与杜甫的诗歌研究上，由于社会时代的因素和个人的兴趣喜好的原因，他对杜甫诗歌的研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一些，研究成果也更为丰硕。

选择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为其唐诗研究的对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首先，李杜的诗歌创作的辉煌成就，吸引着众多唐诗研究者们的目光，正如傅庚生所说“我们每一涉想古典诗歌，马上就会想到唐诗;一涉想到唐诗，首先就想到李白和杜甫。

”[6]李杜齐名，千秋佳话，李杜的诗歌正如一座富矿吸引历代的学者深挖钻研，傅庚生正是探宝者之一。

其次，傅庚生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而且研究古典文学也是其兴趣和志向所在，他在年青的时候就很喜欢李杜的诗歌，尤其喜欢李白诗歌的灵动飘逸和大胆想象，所以对李杜的诗歌研究能够有保持长久的热情。

第三，由于时代因素和个人经历的原因，傅庚生对李杜诗歌的研究在不同阶段有所侧重，总体来看，他青中年阶段以研究杜诗为主，晚年时李杜研究兼顾，但更侧重于李白诗歌的散绎研究。

除了个人的兴趣喜好的原因，时代因素对傅庚生从事杜甫诗歌的研究有很大影响。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傅庚生携家南下逃亡，辗转各地，经历了国家危难和个人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辛酸困苦，这同杜甫在安史之乱后的经历很相
似，故在情感上易与杜甫产生共鸣，在学术研究中也就更侧重于对杜诗的钻研。

1949年后，由于国家文艺方针的影响，对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界的研究范围，而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内容，体现的高尚品格和爱国亲民的思想，更使杜甫成为唐诗研究界的焦点对象。

在时代政策、文艺思潮以及个人兴趣的推动下，傅庚生在1949年以后的十几年内主要集中精力于杜甫诗歌的研究，出版的著作有《杜甫诗论》、《杜诗散绎》、《杜诗析疑》，在国内重要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有《沉郁的风格·阂美的诗篇》、《探杜诗之探宝·旷百世而知音》、《十载长安·千秋伟绩》等，这些著述在1949年后的唐诗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推进了杜诗研究的发展。

相较于成果丰硕的杜诗研究，傅庚生的李白诗歌研究成果较少，其研究主要表现在对李白诗歌的散绎上。

他在《杜诗散绎》出版之后，便计划选取李白的一百首诗歌，对其“极精练地缀之以简要的注释，用语体的散文加以移译，然后各依需要分析说明的问题予以浅显易明的摘绎。

”
[7]到1971年，他已经完成60首诗歌的散绎工作，但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被迫中断了研究工作，1978年4月以前，他应该已经全部完成对李白诗歌的选绎计划，可惜的是《李白诗散绎》一书并没有出版，只发表了一小部分篇章。

在唐诗研究领域，对李白和杜甫诗歌都有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而傅庚生对李杜诗歌不仅有比较的研究，还有对李杜诗歌分别具体的研究，这在唐诗研究界实属难得。

傅庚生虽主要以李杜诗歌为其唐诗研究的对象，但他也注意从宏观上对唐诗进行把握，如他的《说唐诗的醇美》、《诗歌的声韵美》等对唐诗的艺术成就都有细致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

综上所述，傅庚生的唐诗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为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但更侧重于对杜甫诗歌的研究，在李杜研究之外也涉及对唐诗的整体艺术特点的深入探析和研究。

可见，傅庚生的唐诗研究对象并非单一化，而是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兼顾，注重于个案的全面深入性研究。

二、唐诗研究的成就概述
（一）杜甫诗研究概述
傅庚生在唐诗领域的研究，成就最为卓越，成果最为丰硕的便是他的杜诗研究。

他于1954年出版了《杜甫诗论》一书，对杜甫的思想发展、诗歌创作的风格、语言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详细的研究。

这是1949年后较早的一部“全面、
系统地论述杜甫诗歌创作成就的专著。

”[8]八十年代初，《杜甫诗论》被教育部自学考试图151962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委员会列入“杜甫研究”的参考书籍。

傅庚生于1959年出版的《杜诗散绎》，对杜甫的一百多首诗歌用散文的形式翻译成白话文，方便了大众对杜诗的理解，对古典文学的现代普及工作也做出了贡献。

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后，1979年傅庚生出版了《杜诗析疑》，书中对千百年来注杜，释杜中出现的争议及误解做了总结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此书是他长期研究杜诗点滴心得体会的凝聚之作，曾于1980年获陕西人民出版社优秀文学书籍一等奖。

这三部论著，是傅庚生杜诗研究的代表，三部论著研究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各具特色，但它们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显示了傅庚生研究杜诗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在出版专著之外，傅庚生也经常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如1962年在杜甫诞生1250周年之际，他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沉郁的风格·阂美的诗篇》、《探杜诗之深宝·旷百世而知音》、《十载长安·千秋伟绩》等多篇论文，对杜诗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成就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

这三部研杜的专著及多篇研究性的论文，构成了傅庚生研究杜诗的成果体系，而这些著述的价值意义及深远影响，奠定了他在杜诗研究领域的显耀地位。

（二）李白诗研究概述
傅庚生对李白诗歌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李杜诗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是对李白诗歌的选绎。

他的著作中有三篇关于李杜诗的综合比较论述，都收入在1986年傅庚生与傅光合著的《杜甫论集》中，这三篇论文分别是：(1)1948年撰写的《评李杜诗》，后发表于1949年的《国文月刊》第75期和76期，60年代初收于《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

(2)摘自傅庚生撰于50年代末《中国文学批评史略》(未刊)的一节文章，即《李杜诗论》。

(3)1982年傅庚生与傅光合撰《简论李杜诗》，发表于1983年《唐代文学论丛》第三辑。

这三篇论文的写作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评李杜诗》影响最为深远，对李杜诗歌的分析也较为透彻深入。

《评李杜诗》写于战争年代，民族危难时期的人们往往能深刻地体会杜诗的精神魅力，所以这一时期学界对杜甫的关注和评价远高于李白，而傅庚生的《评李杜诗》也明显地表现出抑李扬杜的倾向，文章“以感情、思想、想像、形式的主次关系，真、善、美的浑同如一作为评论李杜的客观标准，其结果是：杜甫有八九分的光景了，李白要逊似二三分。

”[9]
同时，傅庚生指出李白与杜甫的诗歌风格与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密切的联系，由于两人在人生经历和对待生活态度上都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影响了他们诗歌创作中豁达开放与沉郁顿挫的不同风格。

《李杜诗论》和《简论李杜诗》从宏观上概括了李杜诗歌的成就，侧重于分析对李白诗歌对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贡献，并指出对李白诗歌的研究要注重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法。

傅庚生的唐诗研究不只是局限于李杜诗歌的研究，还注重对唐诗的宏观把握，对唐诗的文学艺术性的分析。

在1963年出版的《文学赏鉴论丛》一书中收有几篇关于唐诗研究的文章，如《说唐诗的醇美》、《诗歌的声韵美》等，这些文章都是以对唐诗的艺术审美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这在当时提倡文学为政治服务，以政治口号作为文学判断标准的年代，显得非常可贵。

傅庚生擅于古诗词的品鉴赏析，晚年编纂《百家唐宋诗新话》和《百家唐宋词新话》，收录了众多学者对唐宋诗词的品鉴文章，而他有些经典的唐诗品鉴文章也被收入《唐诗鉴赏辞典》中，同留传千年的唐诗一起为广大读者提供文学艺术的审美享受。

三、唐诗研究的时代特色
新历史主义学者卡尔·波普尔认为，面对历史“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

······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面;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

”[10]唐诗对于人们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的历史，对唐诗的研究则是对这种历史的阐释，每一代学者在对“历史”阐释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一些时代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上便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回顾二十世纪的唐诗研究，可以看到时代思潮，政治运动在各个阶段对唐诗研究各个层面的影响，傅庚生的唐诗研究所体现的时代特色，便是社会时代对当时整个唐诗研究界影响的一个缩影。

本章第一节已分析了傅庚生在唐诗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即1949年以前的动荡时代呼唤着杜诗精神，1949年后的文艺方针力推杜诗的现实主义创作，在兴趣志向及这些时代因素的影响下，傅庚生集中精力于杜诗研究，而他在1949年后的杜诗研究则更为明显地体现出当时唐诗研究的整体风貌和时代特色。

1949年以后，学术界掀起一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在那个时代几乎出版的每本著作中都有对这些新主义新观点的引用和学习。

在古典文学研究界，大批研究者运用所学
的新思想来指导学术研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引导下，主要对文学做社会学的阐释，“世界观、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这些话题，是这一历史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常规话题，是该时期意识形态的必然表现。

”[11]纵观傅庚生1949年以后的唐诗研究，他在研究内容及方法上都与主流思想保持一致，似乎有“跟风”的趋向，但这是当时学术界的普遍现象，这种相对单一的思想观念影响下的学术研究，其成果往往体现出模式化的特点，在某些观点和认识上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傅庚生在研究中尽力客观全面地分析评价研究对象，并坚持对文学的艺术审美方面的分析，这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实属难得。

傅庚生在唐诗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热情，投入的巨大精力，以及致力于古代文学普及工作的长期努力，都是新中国成立后那一批学者们所共有的精神面貌，这种对学术的永久激情，对社会建设的责任承担，对人民大众的诚恳态度，也是老一辈学者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值得每一代学者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清)李渔.闲情偶寄[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259.
[2]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3] 西北大学人事处档案馆：傅庚生教授档案(一)[Z].干部自传，1956年6月22日。

[4] 西北大学人事处档案馆：傅庚生教授档案(一)[Z].干部自传，1956年6月22日。

[5] 傅庚生，傅光.简论李杜诗[A].唐代文学论从总第三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92、81.
[6] 傅庚生.探杜诗之琛宝·旷百世而知音[N].光明日报，1962：4/15.
[7] 傅庚生.李白诗散绎·自序[J].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4期：56.
[8] 肖甲.专家简介——傅庚生[A].1983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433.
[9] 张忠纲，赵睿才.20世纪杜甫研究述评[J].文史哲,2001年第2期：14.
[10] (英)卡尔·波普尔.公开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60.
[11] 刘明华.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J].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