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权利话语与后殖民主义

8

福柯的权利话语与后殖民主义

王冬梅

（ 荆楚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1 ）

摘 要：根据法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思想溯源，所谓权利和话语是指不同客观事件承担的本质蕴藏着同一轨迹的内在过程集合即两者具有不可分割属性。他认为知识使统治的结构获得某种合法性，而这种统治总是具有压迫、监禁和权力的分割等特征。进而影射出的话语权利启发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并奠定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基础。他们借用福柯的权利话语理论来研究殖民主义文本并指出其中隐含的权利关系，是西方宗主国对边缘文化的控制，是一种话语权利机制。

关键词： 权利； 话语； 后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08) 01-0008-03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 1926～1984）的理论充满挑战性，其主要理论可以概括地表现为“知识型”、“人之死”、“话语权力”、“谱系学”等重要事件。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始终坚持权利与话语权力的诉求方式与机制的融合，进而围绕权力和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权力与真理、权力与知识分子、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性、权力与后现代后殖民问题的当代分析，因此被称为权利思想家而闻名世界。在M ．福柯的一生中，不遗余力地置身于为被排除边缘的他者说话，努力去发现被知识、权利压抑的异端和边缘化的东西，竭尽全力让这些异端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共鸣。M ．福柯的这种思想被后殖民主义者，第三世界的人们所利用，于是上世纪70～80年代产生了风靡全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也造就了大批重量级思想家，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 ）、斯皮尔瓦克等等。

1．权利、知识和话语

M ．福柯所认为的权利，在其理论里面不是狭义的“政权”，而是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它是一种网络，可以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权力的策略产生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因此，知识分子总是努力划定一条不可超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割开来。话语是知识的载体和工具。在M ．福柯看来，权利和知识携手共进。

这个共生体的表象是知识，但其实质是权利。所谓说话，归根到底就是说话的权利，谁在说话，代表谁说话。话语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利形式，它代表着一方即意味着他必定有对立的一方，而对立的一方必定受到压制和限定。“所有的知识都是权利意志的体现，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敢讲出实在的真理和客观的知识。”

[1] ( p ·

98 )

正如

他在《疯癫与文明》中所阐释的，话语被谁掌握，谁就有了说话的权利。疯子之所以被理性驱逐在外，也是因为疯癫权利的不在场和失声。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疯癫说话，就是为了使被权利统治排除在外的、处于边缘的东西说话，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M ．福柯眼里，话语是权利争夺的对象，是一个特殊的对象。如果权利争夺不到话语，它就不叫权利。 因此权利也是M ．福柯研究的核心问题，于是围绕权利，M ．福柯研究了性、知识、文明、监狱等等问题。权利是一种网络，它无时不在，已经侵入在日常人们的行为与语言中。

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M ．福柯又表现出对后殖民主义问题的极大关注。他的这些论著也就成为当代后殖民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M ．福柯在这方面的重要论域有：权力的压迫、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央监视点及其权力空间化的问题、权力的凝视和被看等，这些都成为了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文化分析的重要思想依据。

收稿日期：2007-09-06 作者简介：王冬梅（1979-），女，荆楚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论。

第2卷 第1期 铜仁学院学报

2008年 1 月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同时M．福柯借用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圆形监狱的

“中央监视点”作为权力实施的核心，指明了一个系统

原则，即解决了监禁问题的权力监视方面的技术。[2] ( p·21 ) 当这种中心权力话语通过一种凝视（gaze）的方

式去监视每个个体的时候，就可以贯彻到个体的身体、姿态与日常行为之中。在这种权利技术的监视下，每个人都成了被监视的对象，同时又成了监视者。现代权力形式如果主要由“看”与“被看”构成，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凝视与被凝视的命运。凝视成了一种权利象征。

2．后殖民主义对文本与权利的揭示

毫无疑问，M．福柯对后殖民主义的理解可以从两方面阐释：一方面，从现实状况的描述上来看，它可指在殖民逻辑指导下的文化霸权；另一方面，从理论方面来看，它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实施文化控制的这种不平等关系的揭示、批判和反思。它广泛涉及到历史、文化、政治、种族、性别等多个方面，是当今理论多元化、综合化的体现。

因此，后殖民主义者在M．福柯的话语权利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殖民文本，他们研究发现文本是话语权力的直接体现，文本的叙事方法和角度隐含着来自权利中心的暗示。文本体现着一种文化侵略和扭曲处于边缘地位的他者形象，他们认为文本就是一种霸权，透过文本的表面文字可以揭示出潜在的殖民霸权，揭露出西方对非西方的文化侵略和科技侵略，因此后殖民主义者通常是从文本的角度来解构西方对落后国家权利控制着手的。它深入到文本内部，解析人物之间不对等的关系，挖掘出隐含着的文化霸权和种族优越感，消解西方对东方的贬低和诋毁，企图制造一种“看”东方或使东方“被看”的话语权利操作者。

那么，在后殖民主义者E．赛义德等看来，文本不是一个简单平面的载体，每一个文本都有其“语境”，它规范着不同的解释者和他的解释活动。“表面上看，文字只是写作的文字，好像看不到社会政治控制，其实，它与欲望和权力有着很深的联系。词语绝不仅仅是把冲突和统治体系词语化，而且是人与人之间斗一争冲突的对象。”[3] ( p·51 ) 作者表面的文字其实隐藏着深层的文化意识，这种意识与权利欲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殖民者要挖掘的就是隐藏在文学文本中的殖民意识和殖民关系，找出里面的殖民霸权；揭示出其中不平等的文化关系。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利批判倾向”。[4] ( p·417 ) 在E．赛义德等人看来，西方和东方人在本文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东方人是西方人被观看的对象，他们成了西方人凝视的对象和客体。“凝视本身就是不对等关系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

[5] ( p·89) 在这个“权利——话语”结构中，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体现着一种优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他们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有形、无形地灌输给了落后国家。在这种对立的权利话语中，边缘国往往是作为宗主国的一个陪衬来显示宗主国的优越地位。“东方”褪去了古老的光辉变成了“灰姑娘”，她没有了言说的权利，只能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说话。东方成了神秘、野蛮、落后的代名词。

这种局面把处于宗主国的少数民族后裔带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在面对西方文明时，他们感到自卑渺小，经常处于一种失语和无根的状态，而面对第三世界的人又感到优越，因此这些人被称为“香蕉人”或是“夹缝人”。

宗主国作家们所写出的本文就使得人们产生误读，制造一种看东方或是东方被看的话语权利操作者。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中，东方人作为夹缝中的生存者，颇感尴尬。他们在面对西方人的时候，经常处于一种失声的状态。东方人是西方人的凝视对象，在凝视的过程中，东方人被贬低﹑缩小，这就是所谓的“东方神话”。而殖民主义者要做的就是解构“东方神话”，还原一个真正的东方，对西方的殖民霸权进行文化抵制。

“东方主义就是是西方操纵、塑造和控制东方。我发现借用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和《规劝与惩戒》中描述的话语观来解释东方主义非常合适。我的观点就是如果不把东方主义作为权利话语来理解，一个人无法真正完全理解西方文化是如何在后启蒙时期通过政治的、社会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领域去操纵东方，甚至想象的产生东方主义。”[6] ( p·52) E．赛义德运用M．福柯的话语理论，强调写人生本身就是把控制和受控者之间的权利关系系统转换成纯粹的文字，表面上看，文字只是写作，好象看不到社会政治控制，其实，它是与欲望和权利有着很深的关系。E．赛义德希望通过分析东西方互相对立的文化统治权利来消解中心——边缘的对立，倡导多元文化共生，而不是只有一个声音说话。

对国家民族的解析、个人身份的辨析、权力凝视监视的剖析以及东西方文化冲突和跨国经济的分析，使得M．福柯的理论已不再是一种书斋式的话语，而成为现实且具体的权力话语分析框架，成为后殖民文化分析的重要理论模式。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借用M．福柯的理论

王冬梅：福柯的权利话语与后殖民主义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