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一、医患关系的含义所谓医患关系（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s），就是在医学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人际关系。

这种关系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

狭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

广义的医患关系是指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医疗行政和后勤人员等）与患者一方（包括患者本人、患者的亲属、监护人、单位组织等）之间的关系。

从改善全面医患关系的角度，我们应更重视广义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的内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医患关系的非技术方面。

即与医生诊疗技术和方法无关的医生与患者“纯”人际关系，确切地说，就是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医德医风的表现而引发的医患关系现象。

医患关系非技术方面实际上体现了社会人际关系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信任及诚实，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很好的维系。

更何况社会对医生的品格期望是极高的，而且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影响是很大的。

希波克拉底曾经说“一些病人虽然意识到其病况的险恶，却仅仅由于对医生德行的满足而恢复了健康”。

所以，医患关系的非技术方面是今天医患关系的主体或说主要方面。

二是医患关系的技术方面。

是指在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与患者（及家属）围绕诊疗技术性的问题建立的关系。

如征求病人对治疗的意见、讨论治疗方案等等。

它是医患关系的组成部分。

二、医患关系模式的类型什么是医患关系的模式呢？即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患双方相互间的行为方式，从组成医患关系的技术方面和非技术方面而言，医患关系的模式就是从这两方派生出来的。

目前，被医学界广泛认同的医患关系模式是1956年美国学者萨斯（Szase）和荷伦德（Hollender）在《内科学成就》发表的《医患关系的基本模式》，文中以医患互动、医生与患者的地位、主动性大小把医患关系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主动—被动型（activity-passivity model）它是传统的医患关系模式，普遍存在于现代医学实践中。

其特征是医生对患者单向作用，“为患者做什么”。

医疗中，医生完全把握了医疗的主动权、决策权，即怎样医疗，全由医生说了算，病人无任何自己的意志参与医疗，医生是绝对权威。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能充分发挥医生纯技术的优势，缺点是彻底否定了患者的个人意志，可能会影响疗效并为医患纠纷埋下隐患。

所以，这种模式一般适用于急症重伤、麻醉等意识丧失情况下的抢救医疗。

这一模式用父母与婴儿的关系比较相似。

2.指导—合作型(guidance-cooperation model)它应属于现代医学实践中医患关系的基础模型。

这种模式中，医生仍占有主导地位，而患者能有条件有限度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但必须接受医生的解释并执行医生的治疗方案，患者“被要求与医生合作”。

它的特征是：“告诉患者做什么”。

该模式的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因为有互动的成份，能较好地发挥医患双方的积极性，提高疗效、减少差错，有利于建立信任合作的医患关系。

但它的不足是医患双方的权利的不平等性仍较大。

这种医患关系类似父母与青少年（子女）的关系。

它一般常见于急性病或垂危病但头脑清醒的患者的就医过程。

3.共同参与型(mutual participation model)它是前两种医患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医生以平等的观念和言行方式，听取并尊重患者的想法，医患双方共同制定并积极实施医疗方案。

它的特征是：“帮助患者自疗”。

这种医患关系就如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医患双方的理解沟通，融洽关系，提高疗效，改善关系。

这种模式适用于慢性病患者，而且更适用于有一定医学知识的患者。

萨斯----荷伦德医患关系模式三、传统医患关系的利弊所谓传统医患关系，在这里我们特指几百年来形成的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医患关系。

生物医学模式的特征是，医学对人的生命体的科学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医学理论知识的积累和“出世”达到了“喷涌”的程度，医学自身越来越专业和高深，医疗技术也越来越复杂，知识密集程度前所未有。

医生应该具有相应的医学知识和技能，而且是医疗的实践者，患者是因为自己的疾患才来找医生（即便医生本人患病，也不存在医生自我医疗的模式），因此，医患关系客观上形成了患者寻求医生帮助的基础模式。

所以，生物医学模式的特征决定了其医患关系的特征是医生主动、患者被动，医生权威，患者服从。

即体现父权主义（Paternalism）也称家长主义。

家长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父母以子女的利益为出发点，一切行为都为了孩子的利益，父母不允许子女决定自己的事情，总是代替或包办子女的事情。

客观地分析医学中的父权主义即传统医学模式，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医患关系合理的、有利的存在价值。

在医疗实践中，医生职业的价值就是医治好患者的病伤。

医生心中必然以病人康复为目的和愿望，所以医生的医疗行为的主观愿望是毋容置疑的，就如家长希望孩子一切都好一样。

事实上，医生并不是为了当“家长”而当“家长”，不是为了做父亲而要“父权”，这是医生具有医学知识和诊疗技能所决定的，如果病人能够自我医治，那么医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绝大多数病人不懂医学，更没有诊疗技能，只能依靠医生的诊治，就象孩子依赖父母。

就是极少数懂医学的病人（医务人员）在患病后，特别是患急重病后，也不敢轻易自我诊疗，而是要寻找最可靠的医生为自己诊疗。

作为医生都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人患病后，情绪失常、精神不稳，判断力下降，渴望医生的救治，期盼早日康复。

所以，医生面对病人时一般都有责无旁贷的心理特征，都想以自己的医疗决策来救治患者。

尤其是在急诊急救时，病人处于昏迷或不能自主的状态，或是病人完全信赖医生，或是病人的文化知识、智商低下，主动依赖医生时，医患关系中的这种家长主义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了，这也就是传统医学模式有限度地存在下去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从古至今，尽管百姓对医生不乏“悬壶济世”、“再生父母”、“救命恩人”等许多溢美之词，但是医学中的家长主义还是在现代社会中暴露出了它的弊端。

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学普及、教育提高、人的观念更新等来临时，人们普遍不愿象孩子一样被“摆布”，都希望自己或多或少地能够参与对疾病的诊治。

人们的自我意识、自主人权在觉醒，这与医学中的父权主义发生了碰撞，如果医生不真正懂得人的社会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及人的心理特征，一味以简单、生硬的家长作风行医，那么医生不仅当不了“家长”，而且还治不好病人。

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应实施现代医学模式，医生要更多地尊重患者的价值观念、个人意愿，用医患平等的观念和行医方式来改造传统的家长式医学模式。

医学必须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

四、当前医患关系的剖析1.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也在深入，各级、各类医院纷纷把“以病人为中心”作为医疗服务的宗旨，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但医患纠纷的发生率却陡然大幅上升。

据某省卫生行政部门对省内医疗机构的抽样统计，1993—1995年共发生医患纠纷2100余起，平均每年700多起。

而1998年全省的医患纠纷却接近6000起，增幅之大，令人瞠目，并且不少矛盾激化成暴力伤害案件。

医患矛盾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焦点。

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普遍、如此迅速、如此难解、如此激烈的社会矛盾呢？我们也许能在以下的因素中找到答案。

（1）思想观念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医者和患者在思想观念方面滞后于时代的进步。

从医者而言，当市场经济的快速成熟而给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带来改革深化时，也给人民群众带来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医学历史递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强行登陆”。

尽管医务工作者已经感受到、意识到心理、预防、保健、康复等对现代医学的重大影响，但几百年来生物医学模式的强大惯性，使广大医务工作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思想认识到位，“认病不认人”的陈旧观念还普遍存在于医者的头脑中。

旧观念与新需要的碰撞就无法避免了。

对患者而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以及中国家底薄的国情，使医疗卫生的国策只能是“低水平、广覆盖”的初级医疗保障，而不能照搬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卫生政策。

医疗机构不得不走进市场经济圈中，既要自主生存，又要承担日趋繁重的社会责任。

同时，市场经济催生了“领头羊”----知识经济。

医药作为高科技、知识密集型的群体，医药劳动的价值、医药产品的价值高涨起来，这也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因为它有利于医务工作者，医者自然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然而，患者虽然为高科技而创造的医学奇迹而欣慰，但又为难以承受的医疗费用而忧虑。

“看病归国家管”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老观念，但广大患者，尤其是低收入的患者今天仍紧紧抱着它不放。

所以“医院只认钱不认人”的偏执观点就成为医患纠纷的“火源”之一。

（2）国民整体人文素质教育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忽视人文素质教育，把教育仅仅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工具，没有把教育放到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的重要位置上。

所以，尽管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但他们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却显得先天不足。

而最需要人文素养的医学人才，也因医学教育的同一病根表现出相同的“人文缺乏症”。

所以当市场经济调整了利益格局后，一部分医务人员被金钱和利益所左右，淡忘了“天职”，轻视了人的价值，重视了自我的价值，产生了“拜金主义”、“享受主义”，片面追求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及眼前利益，从而出现了乱收费、索要“红包”、开大处方谋取“药品回扣”等不良医疗行为，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因此，加强医务人员的人文教育迫在眉睫。

在患者中，人文素质不高的人群以贫困农民、失业或无业人员及被社会保障的社会弱势群体为主。

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较低，受教育也相对最少，当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时，他们的社会心理极易不平衡，在他们中间发生医患矛盾的冲突性最大，比例也较大。

有的地方甚至流传着“要致富，找医院”的患者“经验”。

所以，社会和医务人员对他们应给予格外的关爱和帮助。

（3）医患缺乏有效沟通：据有关资料显示，近些年来，医患纠纷增长迅猛，但真正构成医疗事故的仅在3%左右，绝大多数纠纷源于医患沟通不够或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不足。

一项关于医患关系紧张的调查表明，48%的医生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在于沟通太少，50%的病人认为缺少沟通（医生看病时间太短）。

医患不能沟通就无法相互理解，医患双方就容易产生对立的情绪。

因此，增进医患沟通是消除或缓解医患纠纷的最佳途径。

（4）有关法规和制度不完善：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社会公平、公正、公开。

法律和规章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以公平、公正、公开等原则来调节社会关系的各种利益格局。

如果法律和规章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那么必然会加重社会矛盾。

我国第一部用来调整医患关系、解决医患纠纷的专门法规是八十年代初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