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王国维

王国维于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世代清寒，早年屡应乡试不中。1898年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1911年王国维居日本京都，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1927年6月，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终年五十岁。

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铭云：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失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生平与学术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王国维遗书: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现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近数十年来，匹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盖今日之赤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雌凝之说，皆不足臵辩，故亦不之及云。——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王国维——生平与学术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

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理性苦寡，欲为文学家则感情苦寡而理性苦多。——王国维

二、文学批评理论著述及贡献《红楼梦评论》早期的美学及文学纲领。

1904年发表于《教育杂志》上，后收入《静庵文集》。

《红楼梦评论》是第一部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诠释和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著作。根据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提出了“悲剧论”。

叔氏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人类由于意志自由而充满欲望，为满足生活之欲而身陷利害关系中苦苦挣扎，“故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生活即是欲望，即是痛苦。

《红楼梦》之所以具有“美术上之价值”，就在于它乃是一部“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

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的伟大小说。

主人公贾宝玉没能“自适其适”，受生活之欲的驱使而“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最后由于阅历痛苦得悟“宇宙人生之真相”，遂“求其息肩之所”而出世而解脱。王国维认为，贾宝玉的经历，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其解脱是“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更是“悲感的也，壮美的也”。《红楼梦》与一般的中国文学是不一样的：“吾国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此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红楼梦》所表现的“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的精神，体现了“永远的正义”，故而王国维说它“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在这里，王国维为了揭示《红楼梦》作为悲剧的美学价值，采用了叔本华对悲剧的级别划分，把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由于有“极恶之人”而造成悲剧；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而酿成悲剧；第三种，“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自然成悲剧。《红楼梦》正是第三种悲剧。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来说，既不是由“极恶之人”造成的，也不是由“盲目的命运”造成的，“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贾宝玉的人生悲剧，其痛苦是“人人所有之痛苦”，其解脱乃是“通常之人解脱之状态”。作为“悲剧中之悲剧”，《红楼梦》“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而作品中“所写出之人格，皆世间可得发见者”，故最足以“动吾人之感情”，让人们的精神在悚然战栗中得到净化和升华。《红楼梦评论》是把西方美学观念引入中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次尝试。其结构严谨，理论层次清晰，堪称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批评的大辂椎轮。

《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接受西方思想，经历了从“受动”到“能动”两个阶段，其兴趣由纯粹哲学、纯粹美学转向纯粹文学；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逐渐与中国的哲学美学化合，哲学美学思想又逐渐化合入他的文学思想。如果说在《红楼梦评论》中哲学、美学与文学批评的相互参证还有牵合之嫌的话，《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则可以说达到了古今中西的浑然融合。王国维从事中外戏剧研究长达十年之久，精力主要集中于对中国古代戏曲（尤其是元杂剧）的研究。《宋元戏曲史》是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发表于1913年。《宋元戏曲史》在运用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整理考证材料，勾勒宋元戏曲发展线索的同时，又运用古今中西熔铸的美学观念对其作出文学艺术的评价，提出了进化的文学观。王国维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一样，元曲也是“后世莫能继焉”的“一代之文学”。较古代戏剧，元剧的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一定体段，用一定之曲调”；二是“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

这两方面的进步，兼备形式与内容，所以王国维说，至此而“我中国之真戏曲出焉”。

“真戏剧”必须综合言语、动作、歌唱三方面来叙述故事，揭示意义，而元剧正是合三者而成，由表示动作的“科”、表示言语的“宾白”和表示歌唱的“曲”共同构成，而且多有“曲白相生之妙”。

作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尤其赞赏元剧文章之美：“元剧自文章上言之，尤足以当一代之文学”

。元剧作家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深厚的经籍道学修养，他们的创作完全是“意兴之所至”，不为名不为利，只为“自娱娱人”，所以元剧与古今其它“大文学”相比，尤以“自然”取胜：“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

元剧的语言“不以鄙俗为嫌”，多用俗语或“自然之声音”叙述事件，形容事物，抒发情感，明白易懂，自然本色，因此能够“穷品性之纤微，极遭遇之变化，激荡物态，抉发人心；舒轸哀乐之余，摹写声容之末，婉转附物，怊帐切情”。

正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而这三者，正是王国维心目中“有意境”的标志，故而说元剧“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

用“有意境”这一诗学名词来称赏元剧的文章之美，就从文学本身充分揭示了元代戏剧的审美价值，肯定了元代戏剧突出的诗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