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书法现状及发展思考

文化视点：陇右大地翰墨香——对甘肃书法现状及发展的思考

2010-12-03 02:17:00 来源: 甘肃日报(兰州) 跟贴 0 条手机看新闻

甘肃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历来在国家战乱时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烽烟战火，羽檄交驰；在国家繁荣昌盛时成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物古迹。近百年出土的大量文物对当代的文化、历史和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许多新学科，如简牍学、敦煌学成为世界性的显学，鲜明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特色成为当代学术领域最为关注的热土。秦汉简牍和敦煌写经的发现弥补了书法史的空白，引发了今人对古代书法文本的重新阐释，也极大地拓展了书法的取法范围。甘肃当代的书法发展也是如火如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要使甘肃的书法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扬甘肃书法传统精神，立足于当代书法发展的大环境，结合甘肃实情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出一条适合甘肃书法发展的道路。

一

甘肃出土了大约五六十万枚秦汉简牍，占全国出土简牍的四分之三。甘肃简牍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是研究隶变的重要资料，通过它们深入分析和研究书体种类，就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各种书体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及相互关系，也是学习隶书的经典之作。从地域上看，简牍书法遍及甘肃全境。从时间上看，跨越了战国末期到汉末近500年的时间，经历了隶书从篆书中蜕变出来，然后又走向衰退，逐渐向楷书演变的发展过程。从风格上看，千姿百态，变化多端，形式多变，体现出天真烂漫、质朴粗犷之气。如天水出土《放马滩秦简》共460枚，上承大篆，下启汉隶，古朴雄浑，绚丽多彩，充分显示了战国晚期篆书向隶书进化的轨迹，是研究古隶不可忽略的资料，也为深入研究秦国书体的演变、小篆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如果与同时代出土的其他简牍帛书进行比较研究，联系《放马滩秦简》的书写背景，可以看出当时的地域书风与时代审美之间的联系。书写在公元前48年至74年的《玉门花海汉简》，古隶中出现了大量的草化笔法，行笔流畅，使转自然，已有成熟的章草，是研究草书演变的宝贵资料。《居延汉简》更是丰富，这些简书年代首尾相衔，既有边塞戍卒的手迹，也有高级文官的手笔，显示出因人不同而出现的风格变化。从书体看，既有规范的隶书，也有草化的隶书，书写者已经熟练掌握了隶书的书写规律，充分证明了西汉时期隶书已经成熟。敦煌也出土了大量的简牍书法，最早的为武帝元狩四年，最晚的为东汉顺帝时期。基本上连贯地反映了从武帝到汉末各个时期字体书风。武威磨嘴子六号墓出土的汉简为西汉成帝时期木简，在这些木简中已经出现类似楷书的笔法，书风端庄秀丽，潇洒流动。《甘谷汉简》用笔流畅自然，结体落落大方。看到《甘谷汉简》，不由得让人与《曹全碑》联系在一起，对我们还原汉碑隶书的书写原貌，体味汉碑隶书的风味提供了借鉴。这些简牍书法的大量发现，不但填补了中国书法史的空白，而且清楚地反映了隶书、行草书、楷书的嬗变过程，并拓展了当今书法创作。

敦煌在十六国时期已是寺院林立，僧侣云集，成为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枢纽。在佛教中尤其讲究抄写佛经，有抄经一遍胜于诵读千遍的功德，所以抄经之风盛行，在敦煌便产生了大量的抄写经卷。随着时世变迁，战争动乱，这个文化重镇曾一度被风沙所淹没，只有千窟百疮的雕塑和壁画在风沙中默默地等待。直到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45000多卷经卷文书震惊了世界。从此敦煌不再寂寞，成为世人关注和神往的地方，由此产生了世界性的敦煌学。这些经卷文书也是宝贵的书法遗产，成了当代书法研究和取法的热点。这些经卷在时间上有700年的跨度，最早的为西晋永兴二年(305年)，最晚的是宋咸平五年(1002年)。敦煌书法成为书法史上最能连续反映700年地域书法变迁的宝贵资料，700年不同时期书法审美取向比较完整地显示在这些经卷文书上。考察书写者的身份，有职业的经生，也有僧侣、读书人和佛教信徒，从一个角度显示了民间书法的生存状态和书法在民间传播的方式。从内容上看，约90%为佛教经卷，其他为儒、道典籍和少量官府文书。考察其书风，从二王书风到宋四家风格的雏形应有尽有。从书体上看，包括了篆书、隶书、楷书、章草、行草书。敦煌兴盛之时，“隶变”基本已经完成，所以经书的主流书体是楷书。将敦煌楷书根据书写年代纵向排列，就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楷变”的历程，反映出经典书法与民间书法相互影响的发展情况。尤其魏晋正值隶书向楷书演变期，此时的写经中多种书体的元素共存、融合，不但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有广阔的创作取法空间。隶书、篆书和行草书虽然比较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时代这些书体表现的形态，对考察这些时代篆书、隶书和行草的发展状况很有参考价值。敦煌写经是一座无比丰富的艺术宝藏，必将进一步成为书法学习和取法的重点。

甘肃也有比较丰富的碑刻，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陇南成县的《西狭颂》是东汉碑刻中的佼佼者，既有汉碑的精到，也有摩崖的大气，在汉碑隶书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耿勋碑》雄浑自然，古朴大气，亦是汉碑中的佳作。北魏的《南石窟寺碑》结体变化多端，古朴自然。藏于天水市博物馆的《赵佺墓志》结体严谨，清秀流畅，是南北朝墓志中的精品。尤其是散布于河西地区的石塔刻经优为宝贵，如酒泉《回弘石塔刻经》《高善穆石塔刻经》《程段儿石塔刻经》《马德惠石塔刻经》，敦煌《沙山塔刻经》《吉德塔刻经》《索阿后塔刻经》《岷州庙塔刻经》等楷隶融合，率意天真，含有丰富的艺术信息。

《肃府本淳化阁帖》是明肃庄王朱瑛受封兰州时，根据朱元璋所赐宋拓《淳化阁帖》真本所刻。此帖历经七年刻成，刻工精细，保存完好，是阁帖中之精品。

还有一些帛书虽然在数量上难以与秦汉简牍、敦煌经书、碑刻无法比较，但在书法史上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写在纺织品上的《张掖都尉蓕信》《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三件墨迹，是研究秦汉篆书用墨、用笔和结体的宝贵资料，也是考察秦汉篆书发展的重要依据。

甘肃也有一大批留名于书史的古代书法家，他们在书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们的创作和言论直接影响着后世书法的发展。

诞生于天水境内的伏羲氏，演八卦，创文字，开启鸿蒙，成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虽是远古传说，并非空穴来风，伏羲氏在文字发展中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东汉赵壹(今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