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缩小意识

题目：李御宁的镜子

李御宁先生在他的书中的第二章中，罗列出至少表现出了日本的“缩小意识”的类型。即：套匣型、扇子型、女孩人偶型、便当型、能面型、徽章型六中缩小意识的类型。在了解作者为何将日本的缩小意识分为以上六种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写作的动机和“缩小意识”的实际意义。

作者在1982年3月接受《东亚日报》东京特派员的专访时，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告诉日本的只是阶层，我们不仅像古代那样向日本传播文化，在今天，我们也绝不是他们的盗版写作水平。让他们在地铁中度我们的书，这不仅是我，也是所有韩国知识分子的愿望。”1

1《丑陋的韩国人》（日）金文学著宋义淑译P241页

从中不难看出那种一直处于日本压迫之下并且落后于日本的自卑情结，以及对于证明韩国在文化上并不落后于日本的迫切着急心理，让日本人在地铁里读一个韩国人也就是自己写的书，竟成了一个“东亚文化巨人”的最大心愿，这不得不说有一些幼稚，但是也吐露出了当时韩国人对日本人真实的情感。《丑陋的韩国人》中客观地评价道：“这本书正是表现了对日本极端的自卑情节和傲气的矛盾，是以反对和抵制日本为背景引发的韩国人的知识炸弹。”2李御宁对于日本“缩小意识”的描写，提出了“勿用岛国地方论”，他认为“日本拥有的空间可以说是最辽阔的，是一个有根钏平原、武藏野平原这样的能够看到地平线的国家”3，而他通过将日本与英国、德国、法国对比，得出结论：“总之，日本不是因为外在条件，而是在主观意识深处存在‘缩小意识’才呈现‘缩小’现象。”这个结论实在令人费解。的确，不用岛国地方论是一个新奇的思路，但是脱离了这条路径，李御宁却又走上了一条“唯心”的死路，这未免得不偿失。

李认为日本拥有广阔的空间，而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日本“是2《丑陋的韩国人》（日）金文学著宋义淑译P241页

3《丑陋的韩国人》（日）金文学著宋义淑译P17页

一个有根钏平原、武藏野平原这样的能够看到地平线的国家”，仿佛有这样看得到地平线的空间，那么日本的缩小意识由此产生似乎不大能解释得通。但是李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日本从来没有将狭小的世界上第三多山国家的韩国作为比较对象，很久以来，物产的丰富和封建文明的强盛，日本长期就是广袤中国的学习者和钦慕者，甚至嫉妒者，中国的国土面积可是比日本大了二十五倍，相形之下，日本人又怎么会以有几个看得到边得大平原而自得？所以在这一点上，李的主张并不能说得通。

同时，李举出的反例是同样是作为岛国的英国，却曾是统治七大洋的岛国，他认为英国作为岛国却注重“扩大”而不是“缩小”，所以岛国的限制并不是由于“外在条件”，然而李又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文明的异质性。

英国是追求扩张、贸易的海洋文明，而日本却是一个稳定、顾家的农业文明，现实的条件使得英国无法不通过海外贸易生存和竞争，西班牙、葡萄牙等众多国家都是典型的海洋文明，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可以互通有无，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英国是“扩张”的。但是日本不同，中国和韩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日本能够接触到的海

外文明，除此外由于深受世界上最大的、最发达的农业文明的中国的影响，日本传统社会是没有发展海洋文明的趋向的，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日本文明不存在转化为以“扩张”为特征的海洋文明机会。李御宁将英国与日本来类比以证明影响日本缩小意识的是“主观意识深处存在的‘缩小意识’”而不是由于客观“外在条件”，实在是不知所云。

其次，如果要将“缩小意识”作为一种学说来看，那么注定是毫无说服力，甚至有些牵强。在第二章中对缩小意识六种类型的罗列也未必成为日本的特有，事实上，按他的分类方式，在芝麻粒上刻汉字，在核桃上镂刻房屋的核桃雕，这种事情在中国的某些地域也很常见，甚至苏州的假山园林也可以用缩小意识的理论来套用，中国人也大可把这些微小纤细的现象罗列一通，写一本《中国人的缩小意识》，英国人也大可以“缩小意识”这个理论网罗自己的材料写成一部《英国人的缩小意识》，然后给自己分类。

这就导致了《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中第二章分类实际上并没有更广大的意义，我们显然只好从文学作品和普及知识的角度或者了解风俗人情的角度去看它，要把这种“缩小意识”看作是日本人的

普遍性格并试图将这作为日本独有的文化，是不科学的。那么第二章分类的意义何在？

意义

笔者认为第二章分类最大的意义在于：

一、开辟了了解日本文化的新奇的视角

如果用李御宁的理论套用，似乎日本无论是在文学上、建筑上、文化上、生活上等都有“小”的体现。可以说，“小”在日本普遍存在。传说中的小人物、片段式的随笔以及形式短的俳句都在文学上体现了“小”；日常生活中，发明了折叠扇、盒饭这样节省空间、使用方便的“小”的道具；甚至在审美上也喜欢简化的女孩型人偶和能面型的高度凝结的“架势”。李御宁在了解日本文化的上开辟了新奇的视角，但显然并不是缩小意识塑造了折扇、便当等类似的物质，相反，是出于节省空间、利用方便等现实诉求表现出了缩小的意识，这是需要提出的。

关于书中像“用折叠扇缩小世界并不是一种平面的客观表现，而是出于具体、简单地我在手里的主观意识”这样抽象的说法，是难以取信于人的，至少在发明折扇之初，应当是由于它的方便存放、

使用，就如人类文明发明文字时并不会想到和后世一样赋予文字以神圣性的，折扇的抽象意义显然是后世使用者加上的。虽然李的叙述存在的局限，但是对于日本人喜欢“小”的文化的概括和举例，从庭院、茶室，从折扇、便当、袖珍书等，也不失为一种了解日本文化的新奇视角。

套匣型的装填和日本诗歌中的“缩小”语法意识确实有类同性，但是只能从修辞上来看的，并不能说明日本真正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色。固然，俄罗斯套娃是从日本传入的，但是经过漫长的发展，俄罗斯套娃成为俄罗斯特色的工艺品，甚至成为了俄罗斯的文化代表之一，按李的观点，尽管可能不如日本人表现得那样明显，但就是我们仍可以说俄罗斯文化中也拥有套匣型文化。而扇子型、盒饭型、女孩人偶型、能面型，在生活、艺术审美上都体现了日本人的智慧，他们善于利用有限资源获得良性的生活，缩小并不是一种天生的意识，而是环境影响下日本人对“缩小”群体无意识的追求。

李御宁通过对六种类型的罗列举例，剖析了日本人对“小”的追求，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面了解日本文化的镜子，但是这一面镜子并不能代表整个日本，因为按照缩小意识的说法来看，我们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