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

哈耶克：知识分子与社会至上主义一

在所有民主国家里，美国尤甚，人们顽固地相信，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是就知识分子对时事的个别看法影响决策之力量而言，如果是把在投票的时候，与大众意见相左的知识分子影响民众选票的程度而言，则上述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从稍微长远的角度看，知识分子所发挥的影响力，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在这些国家那样大。他们透过塑造公众舆论而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这些职业的“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的决定性力量仍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这一点放到晚近的历史中看不免令人称奇。过去一百年间，西方世界政治发展提供了最确凿的证据。不论在什么地方，社会至上主义最初都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它根本就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必然要求的、能够救治一种显而易见的罪恶的显而易见的药方。相反，它是理论家的构造，是根据某些抽象的思想倾向而构想出来的，而长期以来，只有知识分子才熟悉这些倾向。知识分子得付出长期的努力，才能说服工人阶级把它当作他们自己的行动纲领。

至于已经走向社会至上主义的每一个国家，在社会至上主义发展到决定性地影响政治的阶段之前的多年中，社会至上主义理念仅仅主宰着一些较为活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德国是在19世纪末达到这一阶段的;英国和法国达到这一阶段的时间大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而即使是肤浅的观察家也看得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也似乎达到了这个阶段，有计划的指令性经济体制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跟其对他们的德国或英国同行们一样强烈。而历史经验表明，一旦达到这个阶段，则现在仅由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摇身一变而成为支配政治的力量，就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因此，知识分子今日的观点影响着明日的政治，对这一过程的性质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兴趣。不管我们是想仅仅作出预测，还是试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个因素的重要性，都远远超出一般人所理解的程度。当代观察家所注意到的相互冲突的利益间的争斗，其实很久以前就由仅仅局限于很小范围中的观念的冲突决定了。通常只有左翼政党投入最大的努力来传播一种信念:决定政治之胜败的，乃是互相冲突的物质利益集团之数量优劣，但极为反常的是，在实践中，也正是这些政党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们一般总是正确地理解了知识分子的关键地位。不管是出于精心设计，还是被环境所驱策，他们总是将较多精力投入到争取这个精英阶层的支持上来;相反，较为保守的集团所采取的行动通常却不成功，他们是根据一种更为天真的大众民主观来采取行动，他们经常徒劳无功试图直接接触并说服一个一个选民。

二

不过，知识分子这个词，并不能立刻传达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一个大群体的真实图景，而我们也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词来称呼我们称之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的人士，这一点对于我们为什么没有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力量，并非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即使是那些经常滥用“知识分子”一词的人也一直认为，那些毫无疑问履行着知识分子之典型功能的很多人不配这个

称呼。因为这些人既不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也不是某个具体思想领域的学者、专家。其实，典型的知识分子未必是这两种人;他不必具备专业领域的特殊知识，甚至不必特别聪明、智慧，就能履行传播观念的中介作用。他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资格要求仅仅是: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而他又能够获得习惯于在那些等着他发言的人们之先熟知新观念。

我们只有在罗列出属于这个阶层的所有职业和活动的清单后，才能意识到这个阶层的人数是多么庞大，这个阶层在现代社会中的活动范围是如何在日益扩大，而

我们大家又是何等地依赖他们。这个阶层不但包括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牧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作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这个阶层还包括科学家、医生之类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他们习惯于阅读报刊杂志，因而成为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的新思想的承载者，而由于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专家，所以，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意见都是洗耳恭听。当今时代的普通人，除了借助这个阶层居中介绍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渠道来了解各种事态和观念;而一旦走出我们自己的职业领域这外，我们几乎都是普通人，因此，我们都得依靠他们才能获得信息和指教，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使他们能始终紧跟舆论风向。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决定着，我们应当接触到什么样的观点和意见，哪些事实比较重要，因而可以让我们知晓，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从哪个角度向我们说明这些事实。我们是否能够掌握专家和原创性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仰赖他们的裁决。

外行人也许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即使是科学家和学者在大众中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个阶层炒作出来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受这个阶层对该研究领域的看法的影响，而这种看法与科学家们的真正成就，其实倒没有多大关系。对我们的问题来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大概任何学者都能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列举出几个人物，这些人物仅仅由于信奉知识分子们认为“进步”的政治观点而在普通民众中博得了伟大科学家的声望，而其实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成就。而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例将这样的声望加在思想比较保守的学者头上的事。在有一些领域中，专家的研究成果并不是为了供另一些专家使用，而是取决于普通民众的政治判断，在这里，知识分子创造声望的现象，就显得尤为突出。能够最准确地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一直以来职业经济学家对社会至上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之类的学说的发展所持的态度。那些获得自己同行认可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大可能青睐社会至上主义(也不大可能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甚至大体上可以说，在经济学

家中，反对社会至上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的比例，要高于任何其他学术群体。这一点具有当重要的意义，因为近来已经不大可能出现下面的现象了:对社会主义改良方案的兴趣促使一个人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攻读专业。但为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加以传播的，却并不是专业人士的主流看法，而是少数人的观点，而他们在自己专业内的地位却往往是令人生疑的。

知识分子对于当代社会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又由于“组织”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而一直在加强。组织的增加提高了专家或专业人士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普遍流行但很可能错误的看法。对于专业管理人员或组织者来说——如果存在这类人的话——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具体知识领域里的专家，恐怕不能这么说。毋宁说，那些据说具备一般的知识，因而被认为有资格鉴定专家的证词，并对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作出裁判的人的权力得到了提高。不过，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地是要认识到，一旦某个学者当上大学校长，某位科学家负责管理某个研究所或基金会，某个学者当上某学报主编，或成为追求某项事业的组织中的活跃分子，那么，他立刻就不再是个学者或专家了，而成了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他们据以判断一切问题的，就不再是根据自己的特殊技能，而是以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方式，即仅仅根据某些时髦的一般观念去判断问题。这样的机构在与日俱增，它们繁殖着知识分子，增加了知识分子的人数和力量。所有那些只懂得清楚地讲述知识之技巧的“专家”，就他们所处理的问题的性质而言，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专家。

根据我们给知识分子一词所下的定义，知识分子其实是一种新近出现的历史现象。尽管不会有谁对教育不再是有产阶级的特权而感到遗憾，但有产阶级不再是受教育最好的阶级，大批人仅仅由于受过普通教育就获得了其地位，而并不具备从管理财产中得到的对其所生活之经济体系的运转的实践经验，这两个事实对于我们理解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熊彼特教授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