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资料

第15卷第5期重庆教育学院学报Vol.15No.5 2002年9月Journal of Chongq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ept.2002

文章编号:1008-6390(2002)05-0025-04

从语言特征寻找文学意义

———文学文体学的一种阐释模式

郁 敏

(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重庆　400047)

摘　要:绝大多数文学文体学家对文本的阐释模式是:选择或说寻找语言特征来证实自己对文本意义的

寻　找语言特征。也有少数文体学家的阐释模式恰恰相反:先描写假设。这种模式可简写为模式1:文学意义———

寻　找文学意义。大家一般推崇前一种语言特征,然后才进行文本阐释。这种模式可简写为模式2:语言特征———

模式而驳斥后一种,认为模式2远不如模式1客观。本文则认为,语言和意义是共生的,独特的语言特征表达

了独特的文学意义,因此,模式2有自身的存在价值,不可轻易否定。

关键词:文学文体学;阐释模式;文学意义;语言特征;无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文体学属于形式批评范畴,研究的是所谓文学语言形式与文学意义(包括美学价值)之间的关系。它运用语言学的方法,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曾列举了一种文学文体学的分析方法:“有的文学文体学家在分析(作品)时将语言学描写与作品阐释分裂开来,先描写语言特征,然后才进行阐释。譬如凯塞(S.J.K eyser)在分析华莱士・史蒂文斯(Wal2 lace Stevens)的一首诗时,在先对诗中的语音结构进行了一番描写之后,宣称:‘如果在这首诗里存在着形式与意义的关联的话,我们就应能为刚才所分析的结构找出一种合适的意义’。”[1](P86)申丹随后抨击了这种分析方法,认为“这种脱离阐释进行语言描写,然后再刻意寻找文学意义的分析方法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极易将文学意义强加于语言结构。”[2](P86)申丹进一步指出,事实上,“绝大多数文学文体学家都避免了这一偏误”[3](P156),都能将作品阐释与语言描写有机结合起来,保证了阐释的客观有效性。凯塞的分析方法确实是逆常道而行。正如申丹所指出的,绝大多数文体学家在分析之前都会反复阅读文本,以便明确其主题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去寻找与主题相关的语言形式特征。如果某形式特征在阅读过程中未引起跟主题相关的反应,文体学家一般均会置之不理。于是“描写过程与阐释过程往往密不可分:被描写的是经阅读阐释发现与文学意义相关的语言现象,而语言分析过程又常能加强或修正阐释结果。”[4](P86)

寻　找语言特征,我们把它简写为模式1;而凯如上所述,情况大致是这样的:绝大多文体学家的分析模式为:文学意义———

寻　找文学意义,我们把它简写为模式2。笔者认为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难道绝大多数文学文塞的分析模式则为:语言特征———

体学家的选择就一定没问题吗?就一定能保证语言形式与文学意义之关联的客观性吗?可以如此轻易地否定凯塞的分析方法的存在价值吗?

寻　找语言特征,即模式1的阐释过程大致如下:首先,文体学家多次阅读文本,达到对文学意义的基本把握,文学意义———

这一过程可能也会注意到一些语言特征,但还是以对文本的文学意义的读解为主要目的;再反复阅读文本,寻找那些他们认为加强了文学意义的语言结构;运用语言学工具对有关的语言结构进行描写分析,并对它们的文学意义展开讨论;回过头来修正最初对意义的基本把握。这样就完成了第一轮循环,接下来又以修正后的对意义的把握为出发点,进入文体学收稿日期:2002-06-09

作者简介:郁敏(1977—),女,江苏徐州人,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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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的第二轮以及更多循环。模式1被绝大多数文体学家所采用,笔者认为,原因并非是它比模式2更客观有效,而是因为它更符合通常的阅读习惯,而且模式2存在的合理性还未被充分认识到。实际上,模式1并不一定更客观,它有着很大的随意性。比如说,模式1对文学意义的最初把握,即上述阐释循环的第一步,依据的仅仅是文体学家的主观印象,他的阐释经验、直觉和洞察力,这与传统批评并无二致。以现代阐释学观点来看,文本意义来自读者理解的真实和文本自身的历史真实这两者的融合,它向无限多种可能敞开,谁也无法证明自己的解释比别人高明。又比如说,对于模式1,当文体学家已达到了对文本意义的基本把握,但还没有寻找到足够的语言特征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对意义的理解的客观有效性时,他对意义的把握仅仅是一个尚需检验的假设,于是,模式1的寻找语言特征的过程,也就成了检验假设的过程。然而心理学方面的事实表明,常人在检验假设的过程中,大范围地存在着偏见,“也许最常见的偏见是我们强调支持自己做出的假设的论据,而不考虑反驳自己的假设的论据。”[5](P422)比如,某人与你初次见面,他给你的第一印象让你觉得他是个讨厌的人,于是在以后的接触中,你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去注意他讨厌的一面,而忽视他可爱的一面。那么,采取模式1的文体学家,在检验对文本意义的假设正确与否,而去寻找相应的语言特征时,是否也大范围地存在着某种本该消除的偏见呢?是否一定比采取模式2更能保证语言形式与文学意义之关联的客观性呢?笔者认为这些是很值得探讨的。更重要的是,模式1不仅有着很大的随意性,而且严重忽视了文学语言对文学意义的生成作用。尽管文学文体学宣称它对文学作的是“内容”与“文体”的划分,超越了“内容”与“形式”划分的弊端,但笔者认为,从对文本阐释的实施过程不难看出,模式1的理论逻辑实际上仍然是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中的内容决定形式论。它把语言仅仅看作是某种修辞工具,然而,文学语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修辞,它对于文学的思想情感内涵具有本体上的创造意义,而语言的这种本体地位在模式1中相当于就被取消掉了。

寻　找文学意义。我们在前文已经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本文开篇提到的凯塞的文学分析模式,即模式2:语言特征———

看到,此模式不同于大多数文体学家的选择,但笔者认为,并不该因此轻易地否定它的存在价值。任何学科或方法都有一些基本假设或前提,申丹也承认小说文体学的理论基础是种种文学程式。“……这些文学程式正是我们所探讨的文学文体学的理论基础。……程式之一就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或形式为内容服务。”[6](P145)既然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那么,凯塞为语言特征寻找文学意义的分析模式在学理依据上是应该站得住脚的。

话语的内容和形式是共生的。索绪尔指出:“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7](P157)根据索绪尔的观点,所指不存在于它与能指的关系之外———既不在事先,也不在事后,更不在他处;同一个行为既创造了能指,也创造了所指,这是一个两者缺一不可的观念。非文学语言如此,文学语言也是如此。作家汪曾祺曾经说过:“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8](P122)汪曾祺的看法针对的是小说,但我们认为其适用面可以扩展到整个文学领域。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苏珊・朗格把艺术定义为“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9](P51),认为“所谓艺术符号,也就是表现性形式,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符号,因为它并不传达某种超出了它自身的意义,因而我们不能说它包含着某种意义。”“艺术符号是一种有点特殊的符号,……不能像纯粹的符号那样,去代替另一件事物,也不能与存在于它本身之外的其它事物发生联系。”[10](P134、P127)从以上诸人的论述可以看出,所谓内容与形式是共生的,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绝不是脑子里先有了想法,再寻找种种语言手段来加以表现。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认为文体具有着内容的性质,形式上的变化将导致内容上的不同,比方说,假如一种思想用其它方式表达,它就不再存在了。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同一内容是否存在言语实施的多种可能性?笔者倾向于认为独特的内容总是由独特的形式来表现,形式的使命是保证内容的与众不同。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学派认为,风格是某种表达所具有而另一种表达则不具有的一种特性,是一种精华;亚里士多德学派则认为,风格是内含在所有表达中的一种特性。柏拉图的风格概念是他的“理式”概念的自然延伸。他认为,每一种思想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是完美的。当一种思想有了本质形式时,风格就产生了。风格的典型和必然特点是它的不可避免性:形式上的变化将导致实质上的变化。实际上这就等于是说,假如一种思想用其它方式表达,它就不再存在了。而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风格则是“甜化了语言”,是放在思想之上的装饰品,独立于内容,可分离,可操纵。今天的批评家倾向于否定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们认为:“风格是内含意思的组织,好的风格就是‘明暗意思的逻辑和谐’。因此,风格错误基本上是逻辑错误;要改变一个段落的风格就是要改变它的意思。”[11](P692)尽管文体学家借助语言分析剥离出来的文本特征,与那些造成实际审美差异的真正的风格特征并不能等同,但文体特征是产生风格的基础,它对于保证内容的独一无二性,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改变某些独特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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