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考研真题精选-简答题【圣才出品】

考研真题精选

二、简答题

1．简述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中山大学2018年研]

答：（1）经世致用思想兴起的原因

明末，汉族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明亡的教训。在思想领域，人们反思的矛头指向了宋明理学及陆王心学，认为他们空谈性命而不务实事。“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他们学风的特点是：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民族、法律、人情、风俗、科学等，“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颜元、李塨、方以智、戴震等。

（2）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内容

①气论哲学的兴起

反思思潮的总体走向是对宋明理学超越追求的一种拨正，所以，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一致强调现实关怀，注重经世致用。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一转向是以从理到气、从超越追求到现实关怀为标志的。无论是王夫之、方以智，还是对王学一直情有独钟的黄宗羲，都转向了气，都强化了对气的论证。清代哲学大体上都是以气论为基础的，这不仅包含着一种本体论的转向，更重要的则表现了一种立足于现实关怀以重新确立超越追求的指向。如王夫之“以气释

理”并坚持“据器以出道”时，不仅表明了一种新的本体论的确立，同时也表明其力图通过器识、历史以重新探索道之超越指向的趋势。

②提倡个性解放的新道德

a．在关于理欲、情理、义利、个体与类的关系的讨论中，这一时期的学者集中表达了以自然人性论为出发点的新理欲观、新情理观、新义利观以及关于个性解放的论说。从泰州学派到李贽及李贽的众多崇拜者，都要求冲破禁欲主义，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批判“天理”说对人性发展的宰制，批判道学末流的虚伪，主张“自然之性乃自然真道学”，在自由竞争中“各遂千万人之欲”。清初王夫之、费密、颜元等都肯定“欲”是人类生活的原动力，但反对私欲而主张“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欲不可禁，亦不可纵”等，将人欲作为天理之一部分，而在改造了的“天理”范围内实现“公欲”。乾嘉时期的戴震、焦循等，提出了包括欲、情、知三要素的“血气心知”的自然人性论，指出“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揭露宋明理学的末流及其政治化与社会化所带来的“以理杀人”的社会伦理异化，提出了“遂己之欲，方能遂人之欲”的新理欲观。

b．在情理关系问题上，继李贽“童心说”、袁宏道“性灵说”、汤显祖“至情说”、冯梦龙“六经皆以情教”说之后，傅山、黄宗羲等呼唤“复情”“尽情”，提倡真性情的抒发，王夫之主张纳情入理或援理入情，论证天理与人情、性与情的统一，戴震则提出“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的命题。

c．在义利关系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学者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主张以社会功利作为衡量人才和学说的标准。肯定谋利计功，甚至部分肯定私利的合理性，与“工商皆本”的社会主张相配合。

d．在人的个性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学者提倡个性解放，批判奴性，反对以宗法礼教扼杀青年男女对幸福的追求，反对对人性的束缚、压抑，甚至还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

③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初步民主的思想

何心隐独重“友朋”一伦，将其置于“君臣”之上，强调民间学术团体自由讲学的作用。东林党人提出“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主张，以“天下之公”对抗专制统治者的“一己之私”，要求言论自由。顾炎武、王夫之、唐甄、傅山、吕留良等都有相当多的政治批判的话语。最值得称道的是黄宗羲，他将批判君主专制与设计中国民主政治的方案紧密结合起来，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进而提出对君主实行分权制衡、学校议政的主张，使学校成为具有监督制约作用的民意机关和权力机构。

④提倡科学求知的态度与方法

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纯粹求知态度的学者和科学家，如徐霞客、李时珍等等。清初学者继承晚明学者的知性精神，冲破道统束缚，以纯粹科学兴趣和求知态度去从事新兴质测之学的研究，将道德性的“格物致知”论转化为科学技术的“格致”之说。方以智区分“质测”“宰理”与“通几”，强调科学的独立性。王夫之、傅山、颜元、戴震等都不同程度地把“即物穷理”的思想修养方法转化为科学探求的方法。而小学、经史之学中的考据、辨伪方法亦与这一思潮相呼应。从浙东史学到戴震到章学诚，其史学方法论中俨然已透显了求真的知性主体的地位，开启了明辨真伪、分析精微、析察分理的新传统。西方科学的传入，对于变革传统思维方式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科学家与哲学家逐步认识到科学实验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明中叶至鸦片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明清交替之际的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可以看做是对宋明理学的一次纠偏，对后世科学和民主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作用，对清代的考据学也产生一定影响。当然，由于过于注重现象世界，也可能会导致对更抽象问题的思考和一些形而上问题的忽略。

2．何谓“自然”与“名教”之争？[中山大学2017年研]

答：“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是魏晋玄学讨论的极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自然，主要指天道自然，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地的运转，万物的生化,都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名教和自然观念产生于先秦。孔子主张正名，强调礼治；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提倡无为。孔子、老子被后世看做“贵名教”与“明自然”的宗师。对名教、自然以及这二者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魏晋时期，由于思想家的哲学倾向和政治见解不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个争辩的问题。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在魏晋玄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其表现形态主要有三种：早期的“名教出于自然”，中期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以及后期的“名教即自然”。

（1）名教出于自然

魏晋时期夏侯玄首先提出调和名教与自然的论题，他认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天地是自然而然的，圣人的作用也是合乎自然的。王弼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他的“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认为自然和无具有同等的意义，因而自然是本，是体；名教是末，是用。自然与名教是本末体用关系，二者是统一的。他主张“举本统末”，用自然统御名教；认为只要“圣人”按照自然的原则办事，“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使众人各安其位，返璞归真，名教便可复归于自然。这是正始时期玄学家对名教与自然的看法。

（2）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名教而任自然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为阮籍、嵇康。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继承和发展了何晏、王弼“名教出于自然”的基本观点。在经历了魏晋时期一系列的政治事变与杀戮事件之后，阮嵇等人通过引《庄子》而入清谈，突出强调黑暗现实中天道与人事的对立冲突，寄意山林，非议名教，以表达内心的愤郁不平。“名教出于自然”进一步发展为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及阮籍的“礼岂为我辈设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