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研究20年_李大光

李大光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北京100049

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研究20年

中国自1989年即开始进行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在过去的20年时间内，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率先组织进行规模有限的调查，到今天通过精心设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由一大批经过培训的遍布全国的调查员进行的定期研究，不仅为了解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数据，而且引发了教育界、科技界、哲学界、社会学界、新闻媒体及科技决策部门、科研管理机构等各部门、各领域的讨论，同时，在中国科普界形成了通过社会学和统计学方法进行精确研究的模式。

1科学素养概念的形成

对任何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研究，一般是首先对某一个社会群体的隐性或者显性现象进行观察，然后提出一种或者几种概念。这些概念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逐步形成多数人认可的概念，这些概念由术语作为象征符号。但是，社会学研究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特定语境中进行的，因此，社会学家、文化现象研究者一定会受到其生活的语境、教育背景和特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从而影响其对某个术语所赋予的概念的形成。鉴于各个国家的特定国情、教育思想、科学传播思想、政治制度等的差异，其对科学素养的解释各不相同。

对科学素养概念的现代讨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成功后，引发了美国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危机、科学技术落后、公众对科学技术支持程度低、公众科学素养差等问题的担忧，引起众多学者、政府有关机构参与讨论，并促使科学素养成为科技传播、科学教育、科技哲学等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等对科学素养的关注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期，在过去的40年时间内，讨论科学素养问题的论文和文章呈现上升趋势。1974-1990年间，与科学素养有关的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项目计划、项目报告、期刊社论等文献达300余篇[1]。同时，由于各个国家的重视，科学素养几乎成为一种口号及标志。

美国学者乔恩·米勒（Jon ler）从概念和经验角度审视了科学素养概念的定义和内涵[2]。他认为，概念的形成应该符合“当代形势”（Contemporary situation），即科学技术社会。按照社会形态的需要，科学素养应包含3个维度：科学的准则和方法、科学的主要术语和观点、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其后，他对这3个维度做了一些修改，并在认真总结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采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测度的评估体系。1989年，乔恩·米勒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发言中，将科学素养定义为：“在某个社会中为满足一些角色功能所需要的基本可以接受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这一科学素养定义得到普遍接受和认可。目前有40多个国家采用这些维度、指标、测试题目进行科学素养调查。

2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地域广阔，经济形态发展不平衡，近年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呈现了试验所需的基本特征，其研究结果对世界范围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世界各国有关学者对中国的调查数据极为关注。

《科学和工程学指标（2006年）》（Science&Engineering Indicators,2006）对中国（2001年）、美国（2004年）、韩国（2004年）、日本（2001年）、马来西亚（2000年）、欧盟（2005年）、俄罗斯（2003年）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国际比较[3]。参与比较的调查均采用“科学技术的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对社会影响的理解”这个三维指标，科学素养调查问卷项目和问题基本一致。

《科学和工程学指标（2006年）》表明，在美国，科学知识与接受正规教育时间、经济收入水平、接受过科学和数学教育课程多少直接相关。另外，年纪越轻、家庭中孩子越少的人，科学素养水平越高。男性比女性科学素养水平更高，2004年男性科学素养水平为65%，女性为55%。中国1996年、2001年、2003年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同样的趋势和各个变量的直接相关性。其中，受教育程度与科学素养水平直接相关而且趋势明显，男性高于女性，城市公民明显高于农村公民，年纪越轻科学素养水平越高。

《科学和工程学指标（2006年）》数据显示，由于教育程度和文化属性的差异而导致的科学素养水平的差异十分明显[3]。中国公众在需要经过正规教育才能习得的知识方面水平较低。例如，中国公众知道“激光是通过汇聚声波工作”是错误的比例仅为16%，远低于美国（42%）、欧盟（47%）、马来西亚（34%）、韩国（31%）、日本（28%）和俄罗斯（24%）。在“宇宙产生于大爆炸”（17%）、“地球中心非常热”（39%）、“电子比原子小”（24%）等知识的了解程度上，中国都低于参与比较的国家。但是，在“人类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解上，中国公众的正确率却达到70%。这个数字仅低于日本（78%），与欧盟（70%）持平，却高于俄罗斯（44%）、美国（44%）、韩国（64%）和马来西亚（61%）[3]。这一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特定文化形态对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有影响。

对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是构成科学素养的重要维度。在科学方法理解程度的测试中，被访者需回答科学方法的本质（开放题）、概率（场景题）、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场景题）3个问题。中国2001年进行的科学素养调查中，32%的被访者能够正确回答这3个问题。

科学素养的第三维是对科学对社会影响的理解程度，关于这一维度的争论较大。多数学者认为，公众需具备分辨真伪信息的能力。但是，不同文化中真伪信息的形态不同。在西方国家，占星术可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信息；而在东方国家，迷信则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行为方式。2006年的调查表明，至少1/4的美国被访者相信占星术，即恒星和行星的位置会影响他们的命运。欧盟对占星术的相信程度可能高于美国。2001年的调查中，53％的欧盟被访者认为占星术“很科学”，仅有少数（39％）的人说其根本不科学。2005年的调查中，要求欧盟被访者对列出的一些学科的科学性进行5分量表的选择。大约4/10（41%）的被访者给占星术

学术聚焦（Focus

）104科技导报2009，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