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政治态度和人生哲学

论苏轼的政治态度和人生哲学

苏轼，号东坡居士。他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影响较大。而母亲程氏知书达理、深明大义，自幼教苏轼读书，曾用东汉范谤反对宦官专权误国的事迹激励儿子，使他从小“奋励有当世志”，这对苏轼的政治态度有着很大的影响。

苏轼在宋神宗嘉佑三年参加考试中第，而后参加科举考试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三年期满还朝，经学士院考试授直史馆，直至父亲病逝京师，苏轼与其弟扶柩返家守丧。

这段时间苏轼写下了不少文章表达其政治改革思想，其政治观点精髓在于“以民为本”。他认为当时国家形势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主张“补偏救弊”、“宣故呐新”，并提出一整套的改革措施。苏轼提倡改革，却又不想引起剧烈的社会变动，甚至还天真地希望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和道德完善来实现，这其实就是“以民为本，为民着想”。他反对骤变，提倡渐变，主张稳健的改革。如此便是在考虑百姓民众的接受能力，人民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来进行无数的创造，统治阶级作为决策者和领导者往往看不到底层民众的情况，为了更好地统治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样受伤的便是人民大众，他们要不断的变化去适应统治阶级，有时候甚至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苏轼深刻的考虑到了人民的情况，实为当时人民之福祉。但是独臂难挡众拳，王安石的变法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当时神宗向苏轼征求意见时，苏轼体现了他另一

个人格魅力，刚直不阿的他一再反对变法，可这些并没有得到支持。于是，苏轼自请外调，走访多地。

在苏轼外调期间，他开始了词的创作，这是这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的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入狱，经过五个月的折腾，苏轼被贬谪至黄州。1072-1074这几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目睹了百姓在繁重的差役赋税和各种自然灾害等多重压力下的痛苦生活，于是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痛苦的诗歌，表达了与民同忧之情和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如其《山村五绝》、《八月十五观潮》、《寄子由》等，我认为这些都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苏轼”民本仁政、惠民利民”的政治观点。如《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其四），钱塘江的秋潮闻名天下，而当时的弄潮儿的潮头表演更是吸引了很多骚人诗客的眼光，但他们往往着眼于钱塘江的汹涌澎湃和弄潮儿的惊险技艺，而很少关注弄潮儿的生命。苏轼在这首观潮诗中直接切入了“民生”的主题，表现了鲜明的人民性。“安得夫差水犀乎，三千强驽射潮低”二句，表面上似乎是颂扬英明的当朝统治，实质是在讽刺朝廷这种不顾老百姓生命的卑劣行径。再如《山村五绝》（其二），则主要是说青苗法使得农民在一年中因交了利息生活处于极度窘迫中但大部分人却获得的了大量的不法收入。还有很多诗中苏轼同样的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通过上述分析能够看出，尽管这些诗歌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并致使苏轼的政治生活招受巨大的打击，其性命也险些丧失，但其诗歌中体现的对人民深情厚谊和对国家政治的深切关注，其“人民性”政治风范着实令人敬佩。

苏轼政治思想主要体现是儒家孔孟之道，主张“仁政治国”,他反对因循守旧、主张变革，但强调“渐变”，否定全面变法。

苏轼善于融汇儒、道、释三家，圆通以应万物之变。他在政治上饱经挫折，而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坚持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不随人俯仰、随波逐流，生活上却随遇而安，他遇事冷静、乐观旷达。坎坷的仕途使他充满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了释道的思想而形成了外儒内道的作风。

首先，良好的家庭环境赋予他深刻的儒家思想。一生仕途生涯是其实现经世济民的重要过程。苏轼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好读书作诗，父亲苏洵古文名家，对苏轼进行了良好的教育，母亲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21岁的苏轼离蜀进京，这时的苏轼是怀着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此后多次为官，入仕后奋历有用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敢于进言，而且注重政策的实效。也因为如此，苏轼多次被贬，但这并没有消磨他积极入仕的心态，他以一种旷达的心态迎接着一切。

其次，坎坷的仕途生涯又另苏轼的思想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自22岁进京以来，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画像》）这虽然是对其政治生涯的自嘲，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其坎坷的仕途。因此他的内心也充满矛盾，长期以来对佛道思想的浸染使他难以对今后人的道路做出选择，是继续汲汲于仕途还是激流勇退。在一定纠结后他还是选择了入仕，这不但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也是为黎明大众的

福祉。活着，不但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

第三，浸染释道思想又另苏轼形成了外儒内道的作风。并非苏轼对苦难麻木不仁，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迎接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的轻视有限时空和禅空的以平常心对待一切的观念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第四，乐观旷达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轼的诗中有充分的表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和消极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当苏轼被贬潮州时，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其被贬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及贬至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词依然是笔势飞腾、词彩壮丽。并无颓唐之病。

总体来说，苏轼以儒学体系为本的思想是在其人生坎坷中慢慢积累和形成的。“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与其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构成了其唯美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