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

摘要
《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反映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

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是北宋末年的历史事实。

作者也以宏篇巨著的方式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

此书无论在文学性上，还是在思想艺术上都具有很高的成就。

其中，书中所描写的引发招安现象的各种因素和现象，还是很吸引学者们去研究和探讨的。

《〈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的根本内容是通过书中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的性格特征或阶级本色等对文章的主旨题意进行阐明。

通过作者的主观情致、水浒好汉们的内部因素、统治阶级的外部因素以及社会环境等进行解释说明招安现象。

而梁山好汉的内部问题，又可以从宋江的性格特点以及好汉们不同的上山方式来叙述。

通过方方面面的分析和解释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导致几百年前轰轰烈烈的水浒英雄们的起义最终导向朝廷，接受招安的复杂背景和原因。

关键字：水浒传；招安；政治收编
《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
沂源一中宋作霞
一、引言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个朝代都会出现农民起义以此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官逼民反。

农民阶级受到的压迫最重，吃的苦最多，得到的最少，死亡是威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起义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我们又发现，大多数的农民起义的反抗性并不彻底，起义者们在得到最基本的满足后或者在统治阶级的引诱下导致起义失败。

《水浒传》中描写的起义者们也是这个情况。

《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是我国古代农民革命的伟大史诗。

《水浒传》从全程式的角度出发，以英雄传奇式的叙述方式，描绘出梁山起义军从发生、发展、壮大到招安现象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是历来受专家学者们高度重视的。

因为招安的促成并不是单方面的结果，而是在多方面的共同协调下促成的。

《水浒传》中描写的主要人物是水浒英雄。

从我们的角度看，促成招安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渴盼招安的人群中，有一些出身于官僚地主阶层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在梁山泊头领中间比较能够发挥影响的人物，是宋江、卢俊义主张招安的重要基础。

以宋江为代表的接受招安派在梁山头领中占有优势。

因此，招安的内部因素解决了。

而统治阶层通过招安来瓦解起义军，并利用起义军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外因，内外因的相互作用，使着本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场面出现了更多的和气，更使得水火不相容的场面开始松动，有了最初的冰释前嫌。

二、《水浒传》中招安现象的分析
（一）作者的主观情致是促成招安的根源
在《水浒传》中，作者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情致:书中开篇便描写了宋仁宗呱呱落地之初，受仙人指引，文、武曲星下到人间。

在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的辅佐下，宋仁宗开创了一代文治武功的天下。

这传说被安排在《水浒传》的全篇之首，显然是有意图。

而水浒好汉们按照天罡地煞108星宿排位的结果，我们可
以想象一下：假如宋徽宗仿效仁宗皇帝的做法与梁山好汉早日联手，宋朝的江山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就是作者的主观思想本质的表现。

同时也可反映出，他视招安为神圣事业。

在作家看来，倘为朝廷着想，理应招安梁山；倘为义军着想，理应归顺朝廷。

这对双方都是大有益处的举措。

从此，在后50回中，他一一完成了上述充满理性色彩的艺术设计。

他把招安与受招安的场面写得十分隆重盛大，“义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庆得人”，梁山与朝廷仿佛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共同构建了节日阅兵般的兴旺气象。

接下去他让梁山好汉们实践了“平虏、保民、安国”的宏大理想，为朝廷屡建奇功，从而进一步确认了自己不同寻常的存在价值。

接下去，便是对一一凋零的梁山好汉们的礼赞和认同了，“生当鼎时死诸侯，男儿生平志以酬”，“万年香火享无穷，千里功勋表史记”，宋江还享有“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1]等殊荣.可是作者内心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痛恨贪官污吏，反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经济统治；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从根本上推翻，甚至在感情上还向往留恋封建皇权，封建制度，这就规定了他对农民起义只能持有这种既赞成又反对的矛盾态度。

[2]由此可以看出，实现招安是作者的主观情致的表现，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

（二）宋江的性格特点是促成招安的首要因素
在《水浒传》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中，宋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艺术形象，他不是用几个章回或几个情节塑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六十五个章回节，用性格结构的多层次组合而刻画成功的。

他身上具有一些优秀的思想品质，但头脑里又有浓厚的封建意识。

他有反抗性、革命性的思想情绪，又有一直未摆脱的软弱性、妥协性；他虽然走上梁山的发抗道路，但他走上这条道路是极其困难的。

他对梁山的起义事业有很大的贡献，但最后却引导大家走上一条受招安的失败的道路。

宋江性格的二重性始终贯穿小说始终，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水浒传》写出了宋江思想性格中叛逆性和妥协性的交错及其矛盾之始终得不到解决，是充分的写出了历史和阶级的严重局限在这个农民起义领导人身上烙下的深深印记。

宋江这一形象是作家心目中理想正面人物形象，其最醒目的性格特点是“忠义”。

“义，是连接李逵等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使他沟通关胜等一流人物思想的桥梁”。

[3]无论在朝、上梁山、受招安，他都不曾抛弃“忠义”，这面大旗。

宋江的形象在《水浒传》中带有较浓厚悲剧色彩。

他的忠义思想的本身，
他的主观信念与社会实践之间，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是一个全力与“命运抗争”却又不免被“命运”所捉弄的强者悲剧形象。

而宋江的悲剧形象，其实也是对处在封建社会底层的被统治阶级的反映。

宋江的忠与义是贯穿其一生都高举的大旗，但宋江的忠与义却远没有达到“烈”的程度。

作为一个刀笔小吏，他的封建性不够浓厚，而作为起义军的首领他的江湖气又不够强烈。

在尽忠与尽义两个方面，他都相机行事，务实而不务虚，决不墨守成规，作茧自缚。

换言之，在宋江的性格中，除了信奉忠义之外，还潜存着，表露出一种比重己思想更稳定、更顽强的因素。

这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生存欲望，对于功名需求。

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功利观念，使宋江形象在自古已有的模式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独具特色，非常个性化的，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忠义之烈”。

即真诚的信奉忠义有执著的追求功名利禄的典型的艺术形象。

诚然，对“建功立业”、“官爵升迁”的向往，在封建知识分子中更是带着普遍性的，其最高理想便是“生当鼎食，死诸侯”，这一点连许多令人崇敬的仁人志士也不能免俗。

他们也往往把尽忠报国（或见义勇为）当成一码事来追求。

宋江的忠、义都是与功名利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其中予以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博得个封妻荫子、加官进爵。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阐明宋江接受招安的原因：
1、忠与功利的相互撞击、相互渗透。

[4]
《水浒传》中，忠，主要体现为君国观念与法度观念。

宋江既然“自幼功读经史”，又“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理应有着较浓重的君国至上、法度至上的意识。

宋江在小说也是这么做的。

宋江私自放走晁盖，主要是出于挽救心腹之交的江湖义气，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反抗封建官府，这时的他并没有造反的意图。

“放走晁盖等人”之后，宋江因“怒杀阎婆惜”而被发配江州。

但是他的封建观念太浓了，以致时刻不忘忠孝，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孝，在刺配江州的路上，要绕着梁山泊走。

途中，晁盖曾把他恭请到梁山，诚意劝他入伙，而宋江却断然拒绝上山“落草为寇”，决绝地说：“虽死不做不忠不孝之人。

”
宋江对功名的渴望，激扬着精忠报国的热情。

宋江在中期时也有名言,道：“忠心愿平虏，保民安国。

”这也是他期望招安时所写的《满江红》里的句子。

他的尽忠报国之志，总是与追逐名利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而且毫不隐讳，毫不掩饰。

在赠别武松时，宋江有一番嘱咐：“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拾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清史上留得了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我自百无一能。

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

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作的大官。

”[5]而在力荐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时，宋江情真意切地说：“……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

它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光彩。

”同样在得知朝廷派人招安的消息，宋江大喜：“我们的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磨难，今日方成正果！”
[6]
2、义与功利的相互依存，相互消损。

[7]
宋江的重义，不仅仅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

宋江在小说中一出场，就伴随着大小几桩义举。

他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以及由此引出的“呼保义”、“及时雨”的美称。

江湖好汉们之所以异乎寻常的拥护宋江，主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从宋江那里得到了什么恩惠，而是他们受到了宋江重义声名的感召，早已被“呼保义”、“及时雨”的传奇、佳话所吸引，所折服了。

他不无真诚的认为，他所做出种种安排，尽管使众兄弟受到一些委屈，甚至招来新的烦恼，但归根到底，总会为兄弟们带来好处。

他的本意是要梁山好汉们有一个“正常”的归宿。

然而正是宋江对国家的忠，对兄弟们的义，使其不能舍弃一方而独自发展。

因此，向朝廷招安，完成招安事业，也就成了宋江完成忠义之举所表现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从上述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宋江的性格特点决定他的行动方式。

因而，在《水浒传》招安中，宋江渴望重新得到朝廷重用，而这也是导致招安能够实现的最主要因素。

宋江的性格特点对实现招安影响深远。

（三）梁山好汉们不同的“上山”方式是促成招安的另一重要因素
一部120回的大书，有两大部分组成。

其主体的部分，即从开篇至大聚义，主要写各阶层人物不同的出身原因，经历了不同的道路，被“逼”上梁山，除暴安良，反抗朝廷的故事。

形形色色的“逼”，性质不同的“逼”，反映了梁山好汉们不同的生活以及心理状况，而这也构成了招安中大多数的赞成派，成为义军内部因素中的决定性力量。

粗略的看，108将的“上山”现象，可以归结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上山”现象：部分在社会中处于中下层的能人壮士或被贪官土豪逼上梁山、或揭竿而起的故事。

其主要含：林冲、鲁智深；晁盖、吴用；解珍、解宝……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不同，但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遭遇，均具有较明确的反压迫、反掠夺性质，具有某种自知的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意识。

他们的上山是与黑暗势力直接冲突的结果。

他们的抗争带着鲜明的反暴政的色彩。

这些人物的打击目标从没有产生过误差，而且从低到高，逐步升级，最后还打破了对宋徽宗的幻想。

这一群人在晁盖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朝廷的斗争。

晁盖死后，受江湖义气的影响，以及个人崇拜所累，反抗性，斗争性有所减弱，并且最终追随宋江接受招安。

第二类“上山”现象：部分在朝或在野的忠臣义士，被权奸逼至死地，英雄无路，无奈流落梁山的故事。

以小吏宋江，贵族柴进，地主员外李应为代表的。

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大环境是相当协调的。

柴进有皇帝的丹书铁券护法，李应的家传武功与人品备受朝廷尊重，宋江虽是小吏，可“知县却与他最好”。

他们之所以上山“落草”还想着招安，是其价值追求具有两难性质：一方面，他们想做“忠君”的典范，另一方面又追求“义友”的名声，即希望在朝廷上和江湖上都受到推重。

这种两难的自我设想，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权奸们却不这么看。

简言之，这种两难的价值取向，正是他们的人生遭际与人生悲剧的内在性格根源。

于是，在生死关头，宋江、柴进们等人对朝廷的赤胆忠心，不得不大打折扣。

为了眼下的生存和明日的发展，不得不“权居水泊，暂时避难，屈身以待，伺机在起”。

于是先后流落梁山，成了与第一类好汉打击贪官、土豪、佞臣的同路人。

而宋江则凭借着其特有的声誉，取代晁盖，成为梁山好汉共同拥戴的领袖。

上山后的宋江、柴进们，仍坚持其两难的价值取向，身在梁山，心在朝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晁盖的“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并打起了色彩模糊的“替天行道”的大旗。

凡此，均制约着梁山的目标，纲领，活动规律乃至最终的归宿。

他们既是壮大义军的功臣，又是断送义军的罪人。

他们在断送义军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因此他们之所以毁人又自毁的内在性格根源，正是其两难的人生价值的选择。

从这种意义上说，接受招安是其生命中所注定的结局。

第三类“上山”现象：其他各种江湖上的好汉（如独霸一方的强梁，占山为王的草寇，四海为家的游民，卖艺为生的武侠，毁誉不一的梁上君子等等），由于一言难尽的必然因素或偶然因素的激发，又义无反顾地卷入梁山的故事。

其中，李逵、石秀、李俊、孙二娘，最具有代表性。

他们不具有哪怕朴素的抗暴意识，很少有人与压迫者、剥削者发生直接冲突；他们大都为私情、私仇或其他私人缘由杀人放火才铤而走险“落草”梁山。

他们都拥有一种高亢、明快、透明又盲目、盲从、盲动的江湖义气，他们的上山毕竟只是江湖义气激发的结果。

他们可以为兄弟、朋友两肋插刀，毅然行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然而，由于受江湖文化本身所固有的蒙昧性质的左右，他们又往往屈从于某个偶像，成为体现偶像意志的工具或牺牲品。

宋江就是他们的偶像，因此，当被宋江的忠与义深深打动并深刻影响他们时，他们追随宋江投向了朝廷。

第四类“上山”现象：本与梁山为敌的朝廷命官和地方名流被梁山所俘，所赚，又经宋江们百般劝诱，被迫滞留梁山。

以徐宁、呼延灼、关胜、卢俊义为代表。

这些人物一律身怀绝技且为人正派，是在朝或在野的铮铮忠臣良将。

这些人物滞留梁山，不是什么“官逼民反”的结果，而是宋江们“统战”的结果。

他们权居梁山，自然不意味着对朝廷的反叛，自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自然成为宋江寻求招安、归顺朝廷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

以上是对108个好汉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的描写，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从其中对好汉们的“上山”现象的大体梳理来进行归类。

通过以上四类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第二类、第四类的阶级意识，出身阶层等方面，决定了招安是其回归正统社会，还原本来面目的最佳途径。

因而，选择招安，即忠于朝廷是其思想的本质表现。

第三类人群中，由于没有文化，阶级意识淡漠，偶像崇拜的因素，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受内部主要的意识流派的影响，而宋江、柴进们是主张招安的主流，是决策层。

因此，第三类人壮大了促进招安的队伍。

四类人群中最具有反抗性的是第一类人群，但当其他三类都赞成或不反对招安时，江湖的意识形态左右了他们的行动，接受招安理所当然。

《水浒传》中的义军的内部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同意招安才使得《水浒传》继续向前发展，才会有以后更精彩的描写。

同样，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任何事物都是在双方相互作用下完成的，而统治阶级招安策略的转变，是具有其主要原
因的，这也是水浒人物完成招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四）统治集团的政治收编是促成招安的主要外因
当梁山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好汉后，朝廷中主张以围剿的方式击败宋江们的势力占据了上风。

于是，蔡京、高俅等人率领着军队开向了梁山，但是这些残忍而又愚蠢的家伙，并不了解怎样才能更好的维护赵宋王朝的利益，而是一味主张征讨和使用阴谋诡计，这也就出现了梁山好汉们在宋江的带领下，攻破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战役，打出了起义军的威风，挫败了官军的气焰，形成了一支使封建统治阶级感到惶恐的威胁力量。

而在现实情况中，随着时间的发展，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和没落，国势衰弱，军队无能，统治集团内部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以及北方的其他民族的统治集团发动的军事进攻，也难以招架，危机重重，以此改变策略．鲁迅先生论道：“其中的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为盗。

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利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又为当时所称道了”。

[8]可见，“救亡”是一方愿意招降，一方主动寻求招安的原因。

对水浒英雄们实行政治收编，以此作为企图解决这种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广泛使用以忠义为名的各种政策，或用来召集地主武装，或用来招安农民义军，以缓和他们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机，宋江们的忠义以及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只反贪官、权奸而不反朝廷的做法满足了朝廷中力求政治收编的一些大臣的意愿。

招安对宋江们而言，既是一种政治收编，又是一种工具的利用，用他们来定乱御侮，辅国安民，维护赵宋王朝的封建统治。

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也是这样描述的：征辽，平田虎、王庆，最后平方腊，这些战役都是用血淋淋的事实，刻画了封建王朝的险恶用心和招安的目的。

封建的统治阶级转为招安的政治策略，是一次积极的策划。

而宋江们用一种思想的规训和观念的培植，用自己认同的与膜拜的思想与观念来约束自己，锁住自己，形成了空间的位移和身份的转变。

这不仅仅是消灭了一支威胁力极强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同时也将其收编，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强有力的工具。

因此，封建的统治阶级进行招安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们服务于己，这也是《水浒传》中招安能够实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有对立面的双方开始对话，接触，在某段时期内双方的主流思想意
识是协调的，是融合的，也就促成了双方的合作。

（五）社会因素是促成招安的重要外因
宋朝的文化以儒、释、道为主，尤其是儒家思想是当时的社会主流。

“学而优则仕”、“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进取精神、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追求等等都是中国古代儒家礼乐文化的意识形态。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公之。

”[9]自从隋朝开始科举取士以来，读书人的愿望就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出仕为民，流芳百世。

人都是处境中的人，没有超历史的人。

代代相传的、无孔不入的这种“功名”思想不仅在当时人的头脑中留有深深的烙印，而且甚至转化为潜意识在起作用。

这些潜在的思想情绪在小说中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存在的。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忠君报国。

因此，当水浒好汉们聚义梁山时，是有很大压力的，尤其是那些原本在社会上有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的人。

因而，受儒家思想中的“忠”的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就使得起义军的思想有了局限性和认识的片面性。

同时，在宋朝这样一个文治的国家里，从建立开始，就受外族的入侵和打击，到了宋徽宗时，更是官场腐败、勾结外族的社会不良风气的出现，致使民不聊生，人民怨声载道。

在这样的情形下，水浒好汉们“平虏、保民、安国”的思想更加强烈，寻找一条报国之路的心情更加急切。

受“忠君”思想的束缚和一致对外的思想的约束，使得梁山好汉们放倒了原本高举的反抗朝廷的起义大旗，加入了维护赵宋王朝的行列中，成了任朝廷摆布的棋子。

三、总结
《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等一伙人，并不只是反“贪官污吏”，从他们的斗争的整体看，更主要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他们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动摇了封建社会的传统秩序，他们的斗争是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他们的革命是反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彻底的革命思想，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奋斗远景，他们只能是提出朦胧的乌托邦社会，即阮小五所谓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百姓都快活”的社会。

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是农民在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中的一种憧憬。

我国的农民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为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不可能产生彻底的革命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只能根据自己社会实践提出朦胧的社会理想。

这是一种历史现象。

但是这种社会理想性社会在当时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是要用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平均的社会以此来代替现实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超越经济剥削的社会。

《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好汉的起义斗争最终是受招安失败了。

这在客观上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条血的教训：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无法调和的。

宋江等起义的目的是反对地主恶霸、贪官污吏，并不想推翻宋朝这个封建政权，相反，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对宋朝的皇帝和清官、廉吏存在着幻想，这是因为我国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和农民阶层长期被束缚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思想始终不能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他们反对权奸，但总希望重新做宋王朝的臣民，同时，还有剥削阶级对他们的诱骗，例：童贯、高俅施行的阴谋诡计等等，各种主客观因素，使他们自然接受招安，甚至沦落到被药酒毒死的悲惨结局，他们受招安反映了我国历史的真实情况和被统治阶层本身的弱点。

参考文献：
[1]施耐庵. 水浒传.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