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发展的劳动力要素分析及建议

我国工业发展的劳动力要素分析及建议

准确把握劳动力供求的长期变动趋势，正确认识其对我国工业发展的涵义，有利于我们合理判断我国工业发展变化的趋势。

一、趋势分析：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红利优势逐渐消失，低成本就业的红利优势并未枯竭

（一）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第一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

过去30余年中，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这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受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所享受到的来自于人口数量的第一人口红利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渐消失。

一方面，从人口年龄构成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较2000年人口普查时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较2000 年上升 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从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看，“第一人口红利”在2010年已经显现出

拐点的迹象。过去20年老龄人口占比只是缓慢上升，而未来20年这一速度将大幅加快，将明显超过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感受。从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重（劳动参与率）看，自2000年开始，我国劳动参与率就已呈下降态势；尽管近年来不断下降，但与亚洲四小龙和美、日等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比较而言，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尚处于高位。我国过高的劳动参与率既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参与工业活动的程度较高，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劳动力并不需要过多的知识教育能力即可进入市场；而且，社会保障的相对缺失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使得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再从趋势上看，未来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因此，未来寄希望通过劳动力参与率和人口红利的提升以维持数量型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可能具有一定的现实难度。应该说，作为人类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已经成为工业发展不可抗拒的减速因素。

（二）低成本就业优势的中国传统劳动力红利优势并未枯竭

另一方面，人口红利阶段，尤其是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供应充足，劳动市场的竞争使得工资的上升幅度较慢。人口红利见顶回落，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之后，劳动力供应趋紧，工资增长速度相对于其他价

格加快。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态势也大致符合这一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与新兴国家相比，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步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平均工资不断上升。过去几年工资涨幅明显，年薪从2006年的20856元人民币升至2011年的41799元人民币。但即使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低成本就业优势的中国传统劳动力红利优势并未枯竭。虽然过去五六年平均工资水平迅速攀升，但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1年中国的平均工资仅为41799人民币或6568美元；而美国平均工资为52607 美元，是中国的八倍多。同时，研究产业竞争力，除劳动力成本之外，还要考虑劳动生产率。从劳动生产率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从1980年的0.30万元/人提升至2011年的14.64万元/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处于平缓发展时期，相当于美国当年劳动生产率的6%左右，1990年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表现大幅度增长趋势，并且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此外，通过计算单位劳动成本（ULC）可以反映一个产业或国家的成本优势，我们有必要将工业的人年均劳动报

酬和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从单位劳动成本（人年均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角度来反映我国工业的成本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大致在0.2―0.3的范围区间内上下波动，1980年为0. 26，曾向上到1986、1987年的相对高点0.30，又逐步回落到1998年的相对低点0.20，再不断攀升至2009年、2010年、2011年的相对高位，分别为0.29、0.28和0.29。但总体而言，基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工资水平的提高并不会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妨碍我国工业竞争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在剔除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后，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相对于发达贸易伙伴国而言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工业客观上还存在着逐步提高工人劳动报酬的可能空间。

二、困境分析：面临“招工难”与“就业难”的两难局面

（一）面临“招工难”、“用工荒”的困境

一方面，通过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变化趋势，我们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劳动供求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目前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在增长，但每年的增加量正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正在逐步下降。预计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发生的，是不可以逆转的，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它。可以说，2004年以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时常出现的“招工难”、“用工荒”的现象正是这一变化趋势的初步体现。许多严肃的证据都表明，在大规模进行部门转移和区域流动之后，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已经迥然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2004年以来“民工荒”现象反复在全国范围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愈益充分。而“刘易斯转折点”只是意味着工资不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但不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结束。毕竟，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至少还高出10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效率仍有潜力。（二）面临“就业难”的困境

另一方面，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本应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总量趋于平衡，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却越来越困难。智联招聘发布的“2013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称，上海平均每101人竞争一个岗位，而去年为69人；这一数字在北京为96人，广州为115人，深圳为109人，苏州为102人。这种趋势会在未来几年内持续甚至有所加剧，从而导致中国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同时，2013年，据调查显示，1/3的企业称很难找到高技能员工，61%的企业将此归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