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试论王阳明“至善”思想与无滞之境

试论王阳明的“至善”思想与无滞之境

“至善”二字出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开篇就表明宗旨，大学之道要“止于至善”，而之后紧跟着的句子是儒家的代表性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这些是否是至善的解释，至善的内涵究竟有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达到至善？后世都有不同的理解。

《论语》没有提到“至善”，孔子只是教导弟子如何成为一个君子。孔子不言至善，但他做到了“至善”。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也成为了后世儒者一生努力的目标。当然，我把这个当做孔子的“至善”论。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观点。而有人会说儒家的“至善”应当是“中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是“仁、义、礼、智、信”兼备，但是我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终极目标是成为“君子”，君子是一种修养与所达到的境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边是境界，从根本上来说孔子是教导弟子如何成为一个有境界的君子。

王阳明的“至善”论与境界是与孔子一脉相承的。王阳明在答欧阳崇一时说:“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与孔子所提倡的“君子”很相似，那种情绪主体的无滞性，或者是人生境界的无滞性一脉相承。

“物来顺应”是王阳明“至善”论的主要特点，追求的是一种三教合一之后的无滞之境。与孔子的“不忧”、“不惑”、“不惧”、“从心所欲，不逾矩”，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又有不同。孔子无“至善”论，但可以将他关于“君子”与“仁”的论述归纳为某种要达到的境界，一种是人生的境界，一种是道德境界。其中包

含有无滞之境的特征。可以说王阳明“至善”思想中的“无滞”之境继承了孔子思想的精髓，但又饱含有儒释道合一的儒家新境界。接下来我将重点分析。

“至善”与无滞之境思想的内涵

王阳明晚年在征思田之前与门人在天泉桥论道，就王龙溪与钱德洪之争而提出著名的“王门四句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至善”在阳明先生的思想中与无善无恶等同。“至善者，心之本体”，“良知是天理之照明灵觉处，故良知即天理。”王阳明认为，有的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的内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这就类似于精金之所以能够成为“精”，是因为其具有充足的成色而没有铅铜之杂。“金到足色方是精，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然圣人之才力，亦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

王阳明认为人心是至善至美的，“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仲尼”，也就意味着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但是这种潜质或天性会被蒙蔽，参入杂质，最终的修养要靠“致良知”，人生是要通过良知与自己的行为结合起来，达到“知行合一”，让自己合乎天理。而不是把天理与人性对立起来。

关于无滞之境，王阳明也指出:“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人心本是自足自清的，无善无恶，空无一物，有点类似西方的“白板说”，王阳明随后又说：“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人心本来空无一物，只是由于人的“着意”于善恶，于是产生了善恶之分。这一思想受到了孟子“不动心”之论的影响，他在辨析孟子与告子“不动心”之差异时，王阳明认为:“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心之本体原自不动”。

在王阳明看来，“着意”便是动，便于心体有“贻累”，有所滞，心体无善无恶就是无所滞。因此所谓对于“至善”的追求，超脱人世中的“着意”，去除心之“贻累”，是最终回到无所滞的“心之本体”，达到一种无所滞之境。由此看来，“至善”是王阳明心学的出发点，无滞之境应当就是他所要达到的终点。中间的过

程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这个过程没有终点，总是让人心的修炼趋近于合乎“天理”。无滞之境，我把它看做这种人心合乎“天理”的人生境界。

“至善”与无滞之境思想的产生

王阳明“至善”与无滞之境思想主要产生于一下几个方面。一、生死观念是“至善”思想的源头，“心为本体”理论的确立。

在古籍中我们通常发现在印象中观念相差很大的理论，也会有惊人的相似点，其中有三条文献就是这样。

第一条是在《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第二条是在《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第三条是在王阳明《答顾东桥书》：“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而也。”

前两句中，无论孔子还是庄子，都是在时空的无限中，生发出一种对人自身的渺小存在的感悟。不同的是孔子选择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庄子选择的是“无为”，“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外篇·天运》）

第三句就是王阳明悟道后的思想，“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对于王阳明来说，在“格竹”失败之后，并未立即走向前人陆九渊的心学道路，而是在经历生死来到龙场之后走向心学。

关于这段生命体验，王阳明在《朱子晚年定论》的序言中说：“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

在这一句中王阳明对在自己心学的转向表明了心迹。人生的苦难，特别是生死的考验促使其对生命最终的意义进行思考，这成了他心学转变的主要动机。也许是历代儒者在看到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之后就很少对生死进行思考，并将生死的玄妙讨论归之于佛道，自己置身事外。总之，到了王阳明，中国古代的这种可贵的人文精神才又一次复兴，这一点后面还会再加论述。

经历了这次的人生低谷，王阳明自此实现了对生死的超脱，他说：“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这是王阳明心学的起点，王阳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