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之用与社会背景——梁启超《新史学》的读书报告

新旧史学与社会背景

孔子著《春秋》，意在“拨乱世反之正”；司马迁写《史记》，意在“述往事，思来者”。

《汉典》对“历史”的定义为“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①历史是客观的、过去所发生的事实，经过史学家搜集编纂等文化活动，创造出史学这一文化产物。而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问、一种文化，它深受着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影响，也反作用于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给予人类社会以重大影响。

中国古代的历史，是封建专制社会下的历史，它反映着封建专制的社会现象，也服务于封建统治下的政治、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古代的史学家各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以求资治通鉴之用。

但无论是哪一家的史书言论，终究是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受近代文化所启蒙感染的一代文人，倍感旧史学已不能胜任新时代的教化启蒙之务，在倡导新文化的同时，也意图能开拓出史学的新路。

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追古视近，批判旧史学的谬误与缺漏，倡导着一种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新史学。这种新倡导其实也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史学家，对封建传统的旧史学文化的批判。

《新史学》一文分为6部分，分别为“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

首先在“中国之旧史”中，梁启超列举中国古代共计十种二十二类史学派别与著作。而对其的评价为，虽然史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量多而质滥，没有能够称之为开辟新史学的里程碑式著作。这可谓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重重批判、狠狠否定。在分析为何否定旧史学时，梁列举旧史学的“四蔽二病”——“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在封建社会的背景下，朝廷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若是没有的统一专制、强有力的朝廷，国家将是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正如今日的社会不能缺少一个于外高效服务、于内协调统一的政府一样。所以作为一个国家的重点，自然是倍受史学家的关注。而对于人民，即使不知朝廷之事，也不能免受其影响。所以当时的史书不言朝堂兴衰、朝代更变，又能把什么作为重点叙述对象呢？况且梁所言的“舍朝廷外无可记载”也并非是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的。所以个人认为不宜言其“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即使如此，也不能因为这样去说明当时史学之滥，毕竟社会意识不可能脱离社会存在而过度超前。

梁批判中国古代的史书，用过多笔墨书写王侯将相、英雄人物，而看不到古代人民这一

①参考“汉典网”，成立于2004年。

②引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群体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虽然历史是由全人类去创造的，但史书却是不能够把每一人所做之事记录下来，而只会去选择较有意义的事件和更有影响力的人物去记录——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只是，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古代历史自然是带着封建传统意识的，它会以封建社会约定俗成的评价标准去选取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来记录——这也是对封建思想的一种反映，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无论御用史学家也好，是民间杂史作者也好，都是不能免于这种社会意识。又况且这些史书也不仅仅是记载着王侯将相，各行各业的突出者——但凡是能给与当时社会在其普遍价值观下认为是重大影响的，都是能够被记录并流传下来的。所以也不能说其确是“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只能说当时社会下，更多人是认为王侯将相主宰着国家命运、英雄人物带来着重大影响——但这种想法虽然夸张，但并不是毫无道理。即使是在今天，史学家都认可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影响，但也不能花费更多于重点人物代表的笔墨去记录整个人群对历史的影响了。

当时的史学家记录历史，也是想作为借鉴，以求进步。如孔子言“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③，龚自珍言“欲知大道，必先知史”④。这些历史其实也是明白今务与理想的，只是当时之务与理想，又怎么可能与千百年后的社会变革转型之期的相同呢？

既然“四蔽”并非那么确实，那么“复生二病”也就不攻自破了。

魏源在《默觚·治篇五》中说到，“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梁所在的社会变革转型之期，自然与其之前的每个时期都是不同的。何谓“变革转型”？就是批判旧的，建立新的。在史学这一方面也是如此，梁之前的与梁之后的史学必是不可相同也是必然不同的，我们需要站在时代背景上去评价它们。

旧史学难以完全满足新用，但却是不能说旧史学没有好的。正如历史总是前进的而非后退的，在封建时期，史学也是越来越发展的。相对于那一时期而言，史学不断进步、推陈出新，也是不断有证明其发展的新著作的。何必要用新意识去完完全全摒弃旧史学呢？

但处在梁启超这一时期，要不要去批判旧史学、建立新史学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封建社会衰落并且灭亡在即之时，社会是急需新的思想意识去指明新路的，所以新史学的建立也是刻不容缓。

梁启超在“史学之界说”中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对于指明新史学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廖沫沙说，“历史是进化的，但有时总使人感觉它是在重复过去。”⑤即使历史中有相似的现象，但它也只是遵循一定的规律进行着螺旋上升或者波浪推进式的发展的，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往复。

在这里要说，梁启超在文中所言的“凡属于历史界之学，其研究常较难。凡属于天然界之学，其研究常较易。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来复频繁，可以推算，状态一定，可以试验。历史学未完全者也，今犹日在生长发达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则历史不能终极，吾

③引自《孔子家语》。

④引自《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一》。

⑤引自《廖沫沙杂文集·历史重复》。

生有涯，而此学无涯。此所以天然诸科学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关于历史之各学，其出现甚后，而其完备难期也”，其实也并非确实。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都是遵循着一定规律去不断发展变化的，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难易之分。

既然是有规律的发展变化，研究者自然是需要研究其变化规律的，也好依照规律行事，即求其“公理公例”并遵循——如此也是希望更好的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

而梁在“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中所言云云，其实想讲的也是很简单的。比如“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这一部分，是提倡借鉴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看到他们是如何壮大发展的，吸收他们所长来发展自己。“论正统”这一部分是想要说，今日的社会，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该再按照封建社会的宗法制来继承位置，而是萌生了应该选择更适合的人去处在统治之位的这样一种初步意识。“论书法”是说明，史学著作的重点是实用。但我认为，文笔好也是必要的一部分，只是不是重点罢了。“论纪年”是提倡史学以和国际接轨的历法来纪年，简洁方便，又摒弃了以往纪年方式的专制统治色彩。

这些提倡的部分，都对当时社会转型时期的史学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梁的《新史学》所有的批判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精神和目的是很好的，只是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往往服务于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所以难免有所激进，而失了理智客观。但是也算是建立新史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了。

总之，史学作为一种文化，是不同时期的社会产物，一定不够抛弃它的时代背景去研究它，也不能够脱离它所处的社会。一个时期的史学，需要去反映它所在的那个时期的社会存在，也需要进步发展，适应并正确指导着这个时期的社会存在去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