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看中国外交战略选择

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看中国外交战略选择
摘要：中国如何在美国调整对外战略的背景下维护国家利益，是当前面临的迫切议题。

我国的选择应该是：努力争取可持续发展，争取中国梦的实现。

在大力发展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充分认清当前我国的国际地位，将着眼于外部环境的国际战略与着眼于内部发展的开放战略有机结合，最终实现民族的复兴。

关键词：国际体制；均势；综合国力
近些年，美国打着各种旗号多次发动海外军事行动。

1999年3月24日至1999年6月中旬，引发科索沃战争；2003年3月20日至2011年12月15日，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

同时，积极介入地区冲突，扶植亲美势力推行颜色革命，推行亚太军事再平衡等对外战略。

美国的这些海外用兵和战略的调整，虽然大都缺乏合法性并有违相关国际法章程，但从传统国际政治理念的影响、领导人为了谋求连任、巩固霸权单边主义的威望、维持地区均势等角度都是能够得到充分解释的。

美国战略上这种调整我国必须予以充分关注，但我国更要关注的是，美国在做完这些之后接着要做什么，以及我国应该怎么做。

一
国际政治传统理论认为，一旦一个国家能够确立并且维持国际社会中唯一强国的地位，该国就将获得绝对安全的地位。

美国近些年的战争及战略的调整，是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推动。

概括起来，
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维持现有秩序，打击挑战力量
在美国实力相对衰退的大背景下，为维护现存的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基于功利和理性的考量，美国加强了对国际组织及相关条约制度的分析。

虽然他们并不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自动导致国际和平，但认为在当今急剧发展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上，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与机制可以提供各国合作的信息和沟通的渠道，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减少不确定因素，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协调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并明确国际交往的责任和义务，规范和约束国际组织参与国的对外行为，还可以赋予自身行动和政策以合法性，监督和制裁规则的破坏者，维护国际社会秩序的稳定[1]。

强调国际制度对于促进本国利益的意义。

认为只有通过国际制度的力量使相互依赖的关系处于一种制度化的模式中，才能保证美国的利益[2]。

他们据此相信，即使美国无法在单独负担维持现状秩序与相关制度所需公共物品，只要既有制度能降低各国政经往来的互动成本，增加政策的预期性，将会避免“安全困境”，体系成员就能够从中或多或少的持续获益，国际现状秩序和美国的优越地位也会因此不至于因自己实力的下滑而中辍。

在这种政策设计和考量下，美国不会允许对现存国际制度及机制构成挑战的国家或者个人出现。

（二）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冷战过后，美国几乎能够确立并且维持其自己作为国际体系中唯一强国的地位，一段时间内享有某种非常接近于绝对安全的东西。

与18世纪末一些乐观的英国人一样，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还拥有无限的“软权力”，即其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和开放汇合的文化不会受到对其优势地位的强烈反对。

美国人认为，其他国家不会害怕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将利用权力促进国际体系的利益，而不是加速实现自己的自私目的。

于是，他们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如何永霸世界。

这种理念内含着冷战思维的复活，他们急于找出西方文明的威胁，找出一个“邪恶轴心”，对所认定的新的假想敌抱不宽容态度，而对自身精神和物质优越评价甚高，改造异端的动机和胜算更强。

（三）均势论
和上述盲目乐观不一样，此种观点只愿美国的优越地位与利益能持续确保。

他们将重心置于建构相互重叠的多边框架，维持各区域各个议题内部的“均势”。

但现实世界往往不是政治家可以自由裁量的，对外政策必须是理性的产物。

美国人执意认定他们拥有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精神制度和物质制度，不能抱有一种传教士般的“英雄主义”热情而幻想着将他们的这套制度扩展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世界上只有两条道路通向稳定，一个是霸权，一个是均势。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超级大国主宰了，出现了许多权力中心，每一个都能够独立活动，这种情势下美国应做的是保持均势。

当然，均势体系并不能确保
避免危机或战争，它的要义在于维持稳定或缓和。

均势的目标不是和平，它只能限制一个国家支配其他国家的能力，限制冲突的规模。

均势的最大效用不是使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满意，而是要将不满限制在足以危及现有的国际秩序存在的水平之下[1]。

二
虽然中国不是霸权国家，以后也不会称霸，但当前秩序下美国任何的重大举动都必将影响到中国的地位和利益。

我们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内外形势，制定自己的外交战略，这种战略包括对长远民族利益的综合把握，也包括对外部世界趋势走向和偶发性事件的洞察力。

从现实来看，可供我们的战略选择主要有三种：第一，强调势力均衡的体系大国；第二，强调国际参与和体制建设的负责任大国；第三，反对大国特权的挑战性大国。

均势是一种残酷的原则。

维持均势的原则毫无疑问往往是牺牲小国利益而为大国利益服务，在这一点上，过去和现在，“霍布斯式恐惧”的国际关系的本性并未有多大变化，没有实力必遭鱼肉，也没有任何资格选择各种角色与战略。

均势真正的作用并不是维持和平，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现实的不对称的、不平等的强权分配，实际上是谋求和保持优势[3]。

任何声称要保持均势的国家实际上都是在谋求优势。

旗帜鲜明的“均衡者”实际上已经是另一个霸权，这种战略我国不能轻易践行，特别是在军事方面。

中国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与美欧在各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

短期内，特别是在突发的冲突事件中，我们无法也不应该采取体系大国的均衡策略。

反之，我们要营造周边环境的稳定，创设、培育和形成区域和次区域国家安全体制，要耐心稳妥地应对主导国打造的均势，缓解主导国因保持对世界的控制力而加在我们身上的压力。

不能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中引申出强大等于安全、越强大等于越安全的结论，国力强大只是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其充分条件，只要安全两难不缓解，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可能是一个更不安全的中国，不能一味追求高度安全乃至绝对安全，要有足够的耐心与若干不安全因素长期共存。

否则，中国越是强大，周边国家的疑惧和防范就可能越是加剧，在安全两难的意义上中国就可能越不安全。

二战以来，美国一方面强调体制建设和国际组织的参与，这和我们近年来采取的外交政策很相似。

但另一方面，当国际体制和其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美国毫不犹豫地选择背离机制维护国家利益。

多次不顾联合国多数国家的反对发动武装打击就是明例，这种行为已经为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功能画上了一个大问号。

但以美国的实力，足以承担这种决策失误的成本，而且日后改弦更张，也会受到欢迎。

当年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的政治角力，就足以说明美国具有这种承担能力。

轻言诉诸武力而疏远各项国际体制，正中那些围堵者的下怀。

当
前中国最优选择应该是强化对若干国际组织的参与和制度重置，在不直接与霸权对抗的情况下争取支持，此举成功则会造就一个负责任、稳重的国际形象，缓和与霸权的冲突，即使不成功，损失也不大。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际开发银行的提出与设立，即为这种战略的集中体现。

想要打破美国围堵中国的联盟，我们就要重新考量自己在国际社会扮演的角色。

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在国际社会有所作为。

不要为了得到道德上的回报而把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让于别人，这样做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

作为当今主导国的美国，会将任何对其主导地位构成威胁的新兴国家视为对手并加以遏制，在欧美政治语境中，“国强必霸”是根深蒂固的理念，“大国政治的悲剧”不可避免。

由于现行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主要由欧美大国所奠基与主导，这使得其他国家难有平等的地位可言，悲剧大都在非西方国家上演。

现如今，我国在硬实力上缺乏足够的经济和技术资源，软实力上也不能和美欧大国相比。

没有“软权力”就很难在国际社会产生共识和认同，也就不会有凝聚力。

不管我们是否真的赞同美欧式的价值观，他们确实是今天世界软权力的中心，要让我们的价值观被世界认同并化为我们的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过早地将反对大国特权的理想“强力兑现”，反而将使理想永远难以实现，进而成为霸主合纵连横、孤立打击的对象。

三
基于以上分析，在欧美国家主导的的国际体系下，在由欧美国家
建立或者影响的全球化、民主化潮流中，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发展，就要适应这种环境，既有防范与斗争，也有协调和顺应，且协调和顺应多于防范与斗争，因此，笔者的结论是：立足世界，国力是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充实“国力”必然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

其中，经济体制改革为软件，却常常直接约束硬件能力的发挥。

客观说，在“软权力”建设方面，我们已取得可观成就，但更多挑战仍然有待克服，不容迟缓。

当前，如果不加以遏止有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将成为关系到政权存亡的问题，此外再考虑到农村和城市一些贫困群体以及积累多年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民主体制和缓解民众不满的渠道，那么就会失去回旋余地。

历史已经无数次的证明，如何有效消除和缓解贫困、扩大基层民主、对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予以合理的法律规范，是事关我国稳定和强盛的所在。

由于地区热点问题不断出现，国际局势以后几年在部分地区将会更加动荡不安。

在确定和调整我们的国际身份和外交战略时，还要尽力使战略的调整与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相一致，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认同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体系规则等一致，与主要周边国家的主要诉求相协调，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国际利益不冲突。

我们既不能退出这个体系，也不能完全无条件地接受它，我们理性的选择是接受这个体系，但要改革这个体系，让这个体系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和主导国进行直接交锋，又可以在体系内和其他国家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竞争与合作。

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论战略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应该基于“和平与发展”的认知。

如果因为近年发生的几次战争与冲突就得出与之相悖的结论，中国或将误入歧途，过去的教训，需要铭记。

思考的基础还要建立在全心全意为了和平、国家间的和解之上，不管处理何种国际问题，要始终坚持以和为贵，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有所为有所不为仍将是中国的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1]常欣欣.后冷战时代的和平[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
[2]基辛格.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J].战略与管理，1994(3).
[3]章前明.论现实主义的国际秩序模式[J].开放时代，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