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研究百年述评

柳永研究百年述评

邓建刘尊明

在宋代词坛上，柳永堪称是一位个性鲜明、成就卓著的“大家”。在那个还普遍地视“词”这种流行歌曲为“小道”、“艳科”的时代，柳永不仅以“忍把浮名、换了浅酙低唱”的勇敢宣言和“奉旨填词”的大胆举动令世俗社会感到巨大的震惊，而且更以“浅近卑俗”、“骫骳从俗”的艺术风貌给传统词坛带来了强力的冲击。其人堪以“奇”字称述，其词堪以“俗”字擅胜。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型”的词人，历代的接受与品评也就异常热闹，自有宋一代开始，世人对他就是毁誉不一，歧议纷呈。二十世纪以降百余年来，学术界仍然呈现出一种众说纷纭话柳永的态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二十世纪柳永研究的百年历程做一番回顾与反思。

一、百年柳永研究的定量分析

为客观起见，我们首先对百年柳永研究成果进行了检索统计，并对所得数据加以定量分析。现将二十世纪柳永研究成果按时段和内容列作一览表（表中“－”号后数字为该项成果数所含海外成果数）：

从“一览表”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百年柳永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起伏性特色，所谓峰回路转变无穷、柳暗花明又一村。首先，就成果总量而言，对柳永的研究，在五四运动以前主要是词话、笔记等传统旧形式，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30年，出现了17项成果，平均每年约0。34项，这是现代意义上柳永研究的开创时期。建国以后，柳永研究全面铺开，至“文革”前共有32项成果面世，年均2项，较前期翻了近6倍，这是柳永研究的发展时期。“文革”10年，受政治气候的约制，柳永研究几近停滞，仅有7项成果；与此同时，海外柳永研究趁势而兴、异军突起、成果斐然，共有19项成果。“文革”以后，柳永研究重新开幕并迅速回温，70年代最后3年就有16项成果，年均5。3项，是“文革”期间的近8倍、“文革”前的近3倍。80年代，柳永研究进入极盛时期，取得了总共188项、年均18。8项成果的骄人成绩。90年代的柳永研究虽在数量方面略有下滑，共有127项成果，年均12。7项，但在研究质量方面则向纵深发展，涌现了一批独具只眼、极富内涵的佳作。新世纪伊始，柳永研究挟百年余威再度抬头，短短2年就取得38项成果，年均19项，显示了新世纪之初柳永研究的可喜局面和强劲势头。其次，就格局分布而言，柳永研究的开创时期，比较有特色、有力度的是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考证；发展时期在继续保持前期特色的同时，开始转入柳永词作艺术的探求，此类成果由前期的3项增加为12项，而且研究深度大有拓展；“文革”期间，海外学者开始涉足柳永研究，主要是对前期国内学者对柳词艺术研究的继续和发展，在前期国内学者着力不多的柳词版本考辨方面则多有创获；“文革”以后，柳永研究全面突进，在各个研究领域都取得大量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古典诗词传播与消费的大众化、休闲化趋势，以前不为学者所重视的作品赏析类文章迅速攀升，一度夺魁。

结合“一览表”所反映的柳永研究格局分布与柳永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百年柳永研究中有若干讨论热烈、成果突出的热点、重点问题，以下我们试就这些问题分别加以考察与评述。

二、柳永生平事迹考证

柳永虽是有宋一代著名的词人，但由于某些历史的误会与巧合，《宋史》未曾给他立传，其他文献虽偶有零星记载，又大抵传闻异词、舛误间出。因此，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考证，便成为柳永研究的必要前提。关于柳永生平行迹的百年求索，主要集中于柳永的生卒时间及地点、登第时间、首任官职等几个问题。

关于柳永的生年，潘承弼先生认为不可考，储皖峰先生定于宋太宗至道元年（995），薛

瑞生先生认为应当在985年或987年，唐圭璋先生、吴熊和先生、周子来先生、黄强祺先生皆定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李国庭先生认为当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左右，李思永先生则认为当在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左右①。刘天文先生撰写《柳永年谱稿》（《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采用了唐圭璋、金启华先生以柳永于冠年写《望海潮》词赠孙何为依据，并在具体年份上采用了林新樵先生定柳永生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之说②。对于刘先生此说，叶嘉莹女士在南开大学演讲时亦持相近见解③。但是，对于关键的柳永献词孙何一说，却异议颇多。早在1983年，就有徐凌云、龚德芬二人合撰《柳永〈望海潮〉非为孙何而作》（《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提出柳永献词孙何一说最早见于《古今词话》，但《古今词话》所记疑点甚多，后人不加考证就照单全收，实以讹传讹。此后，相继有詹亚园先生撰《柳永《望海潮）不是赠孙何之作》（《淮北煤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罗伉烈先生撰《话柳永》（《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都提出了类似观点。关于柳永的出生地，一般认为柳永出生于家乡崇安，但刘天文先生认为当出生于其父费县任所，后回崇安读书④，钟陵先生《柳永早年事迹考辨》（《南京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亦持相近之说。关于柳永的卒年，唐圭璋先生等均认为是宋仁宗皇祐5年（1053），但薛瑞生先生《柳永卒年新说》（《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从分析《镇江府志》之真伪入手，考其王安礼葬柳永之说不可信，由此推断柳永卒于皇祐5年（1053）亦误，并考出嘉祐3年（1058）柳尚作词赠刘敞，柳之卒年最早当在此后求之。关于柳永的葬地，潘承弼先生1936年在《柳三变事迹考略》中采用了清人王士祯《花草蒙拾》的仪征仙人掌说，陈麟德先生1991年再次肯定此说⑤。唐圭璋先生1957年在《柳永事迹新证》中排除了上述仪征说、宋祝穆《方舆胜览》的襄阳说、宋曾敏行《独醒杂志》的枣阳说，以为“都是传闻，未必可信”，肯定了宋叶梦得《避暑录话》的润州说。唐先生此说得到了李国庭先生等诸多学界同仁的支持。后来，官桂铨先生《关于柳永的葬地》（《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又据清代考据家叶名沣（1811—1859）《桥西杂记》“柳耆卿墓”一则再次重申了润州说。

关于柳永的登第时间，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为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所记景祐末，一为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景祐元年。叶梦得《避暑录话》、《石林燕语》谓柳永中进士后为睦州推官，在景祐中，可见叶氏亦主景祐元年说。又《崇安县志》云柳三变柳三接同登景祐元年张唐卿榜进士第。是以大多数学者皆从景祐元年说。但1984年詹亚园先生重申景祐末年说，吴熊和先生则提出当在景祐元年以前，而罗忼烈先生再次肯定了景祐元年说⑥。

另外，柳永释褐之后所任第一职是何官？文献记载柳永在睦州任的是团练推官（或团练使推官）。1936年，潘承弼先生《柳三变事迹考略》提出柳永登第后初为睦州推官。唐圭璋先生原先题柳永任睦州团练使推官，而后又题为睦州推官，并认为柳词《满江红》（暮雨初收）是景祐元年范仲淹至睦州之前、柳永任推官时所作。黄强祺先生《关于柳永初任职的记载不实》（《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对睦州（团练使）推官说提出质疑，认为柳词《满江红》写的是秋景、伤宦游的哀情，不是春天初任时所作。黄先生还考证出《宋会要辑稿·选举志》所载“景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诏，新及第进士……第三甲为初等职官”中“初等职官”当为“初等幕职官”之误，认为柳永考中第三甲，只能任最低的职位即初等幕职官，而不可能任睦州团练使推官。此外，黄先生又据《宋史·职官志》所记，认为州县职无推官，故柳永任睦州推官一说也站不住脚。

对柳永生平行迹之研究，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是显而易见的。但前文提到，刘天文先生在资料异常短缺的情况下，网罗众说，参稽史料，细加排比，证以词作，撰成《柳永年谱稿（上、下）》，比较详细地勾勒出构永一生行事的主要线索，给柳永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参照，可谓此项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实在是对柳永研究的一大贡献。

三、柳永思想、人格探讨

关于柳永思想、人格研究，学术界百年纷争的焦点主要是他对待功名利禄和歌妓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