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与帝国的衰落

英国文化与帝国的衰落

康子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学院）《读书》2014年3月1883年，西利爵士（Sir J. R. Seeley）发表了一系列论英帝国的讲座，警戒英国子民不能拘泥于传统政治文化的信条，必须重新审视不断扩张中的“更大的不列颠”（the Greater Britain）。自1606年弗吉尼亚宪章（the Virginia Charter of 1606）开始到19世纪，英国就从未终止过它的贸易和领土扩张。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已经成长为一个跨洋的世界性帝国。与此同时，“更大的不列颠”也是一个全新类型的帝国，不同于史上任何殖民体系。它具有新的政治理念、治理技术、移民结构，甚至文明优势。美洲得而复失，独立之后的联邦日益壮大。美利坚的成长展示了一幅新帝国的画卷，它结合了广袤与伟大，正是英帝国可以积极奔赴的未来。[1]西利爵士尝有名言，说英国是“漫不经心地征服并殖民了半个地球”[2]。但是，美洲独立、俄罗斯的扩张和崛起都给这个自然成长的帝国带来了潜在的危机。西利深刻意识到，英格兰再也无法“漫不经心”地去维持这个帝国。他必须透过历史去研究这个帝国成长的秘密、它的构成、性质，以及未来。一切历史的研究都是为了现实的目标，必须“以某种道德事务为目的”：历史必须揭示政治体和国家的变易兴亡之道。但是，西利爵士的后知

后觉未能阻止英帝国的衰亡。英格兰的“漫不经心”终于使它遗失了自己的帝国。西利爵士的论述包含了一条非常深刻的洞见：面对非常的情势不得遵循常法。人类对自然和海洋的征服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更为便利的文化传播。英帝国具有自身的动力、成长逻辑和生命法则。因此，在演绎变易兴衰的历史舞台上，古典的共和城邦理想就不再适用于这样的政治体，新的时势需要有新的政治意识。当代史学家马丁·威纳也雄辩地证明：英帝国的遗失及其工业精神的衰落恰恰源于英格兰好古保守的文化传统。一、1851年：历史的分水岭历史学家的眼睛总是紧紧盯住现实，马丁·威纳致力于解答的问题同样降生于他的现实观察。跟据他的自述，酝酿《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这部著作时，威纳正在英国度假，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个国家陷入的困境和困惑。他的经验观察、对20世纪国家“现代化”问题的长久思考，及其接受的史学训练都使他拉长历史的视线，将英国的衰落放到一个长时间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帝国在鼎盛之时就已经埋藏了衰落的种子。英国在20世纪中期所遭遇的困局是一幕历史戏剧的结果，有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而非资本、劳动等经济因素静态组合的呈现。因此，要理解英国的衰退，就要反向推演情节的发展，找到最初的原因，并且理解戏剧角色的情感、思想和信念。因此，要理解英国现代史的核心，就要理解环绕经济发展力量（技术、

工业、贸易）的文化隔离[3]。在辉格史学的叙事中，英国被视为“进步”的化身和“自由”的鲜活标本。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国的19世纪仍被认为是一个前后相继奔赴成功的时代：不流血奠定了民主制度，福利国家在演进，两次世界大战都取得胜利，并开明地放弃了帝国。英国在19世纪以前的形象则更为辉煌：“光荣革命”被尊为政治审慎的楷模；不断扩大的贸易体系开始为世界经济立法，自由市场被确立为普遍遵守信条；它的“文明”和“进步”甚至也在为世界历史指出方向。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英国视为现代国家的典范：它不仅开创了可与罗马媲美的功业，又有罗马所不及的自由与文雅。英国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实践似乎都揭示了自由的奥秘与政治的智慧。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英国都不可逆转地走在下坡路上：帝国走向终结；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再次浮现；经济上的优势也让位于邻国，陷入泥潭。历届工党和托利党政府虽然一再施加刺激经济发展的“万应良方”，但亦如泥牛入海，毫无起色。此时的英国就像一个身染沉疴的病患，积重难返。此问题之难以解决，表明其症结不在表层的经济要素，而在于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状态[4]。正如英国的成功揭示了一种新型政治模式和治理模式的成功，揭示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民情、德性、政治经验和理想；英国的衰落也同样具有典型意义。现代政治和法律价值的奠基者们多自英

国经验中受到启发，英国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阐释现代政治经义的功能。既然理解英帝国的遗失以及英国的衰落需要突破经济史的樊篱，需要重新反思英国的现代化历程。在一定程度上，这就要求重新阐释现代政治与现代史，破除辉格史学的视角及其所承载的政治经义。甚至，当威纳重新勾勒出这幕历史戏剧的基本线索和内在冲突之时，他也引领我们对“经济”本身做出更加丰满、历史的理解。威纳注意到英国社会思想中非常独特的因素。“在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工业主义似乎并未扎下根。在一个使人类开始‘飞速前进’的国家，人们常常以怀疑和鄙夷的态度来观察经济的增长。英国人首先开始了城市化的过程，但他们却忽视和贬抑城市。”[5]英国虽被视为现代化的模本，但它对现代化的态度却一直是三心二意的，甚至在其文化思想传统中具有一股强大的反现代性的潮流。英国的现代化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其本身就带有自我消解、阻碍其自身发展的力量。英国在二十世纪走向衰落正是这一反动力量不断运动的结果。英国的现代转型没有经历革命，封建贵族的保守力量（文化）并未被克服，一直保存在其文化传统之中，并且通过教育改革获得了制度化的能量，并铸造出新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理想，最终驯服了工业精神。英国的衰落源自其工业精神的衰落，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源自于它的文化心理、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体制。它们形成一张无形的巨网，牢牢地捕获了工业

精神这匹列驹。这正是威纳所谓的“文化隔离”。所以，要理解英国的经济便要深入其社会和精神层面，便要追溯这一传统的起源和发展。在标题中，威纳界定了他要讨论的历史区间：1850—1980年。19世纪的下半叶重新铸造了英国的生活方式。现代英国政治、商业和社会体制大部分是维多利亚时代改革和调整的产物；20世纪的社会价值观也带有维多利亚时代论争的烙印。[6]1851年是历史的分水岭。在这一年，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工程技术和装饰艺术的最新产品从许多国家汇集到这里。博览会不仅展现了帝国气象，也呈现出现代技术和工业的英雄气概。博览会将现代机械、工业、建筑和商业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共同展现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国家理想和新生活方式。万国博览会是对工业化成果的总结，全方位展现了工业和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进步”的丰碑[7]，无疑也是英国实力的丰碑。博览会展厅本身就是一座令人震撼的建筑。“展厅在十七周内建成，全部是私人投资，占地面积相当于罗马圣彼得广场的四倍，在由三千三百根铁柱盒两千三百根横梁组成的漂亮结构上，安装了八十万平方英尺的玻璃。”[8]展厅由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设计，被形象地称为“水晶宫”。水晶宫是第一座大规模地使用铁和玻璃的建筑物，也是第一座主要用预制件建成的如此大规模的建筑物。无论在建筑速度、材料、造型，还是建筑方式上，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