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茶

文人与茶

中国以产茶闻名于世，而茶文化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茶成了历代文人咏吟的对象，也与历代文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下面就从几个方面论述茶与文人的关系。

茶文化的形成

茶作为一种饮料，有可靠文献记载的是始自汉代，文人饮茶也是从汉代开始的，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宗教界、文化界结缘。如晋代诗人杜育《茶赋》中写道“灵山惟岳，奇种所钟。厥生茶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侣，是采是求。”这是中国茶文学的新开端；另外还有左思的娇女恋茶痴情，张孟阳的“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等名句，而茶也从药理功能、生理功能升华为文化功能。

到唐代，茶文化渐渐形成，茶事诗歌也开始繁荣。进入中唐，查成为了城乡贵贱“无异米盐”“难舍须臾”的日常生活饮料。而茶的迅速发展，与禅寺茶风的兴盛密切相关。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禅寺，是茶艺发展的中心，也是文人茶文化的发祥地。其时茶会兴盛，僧人约集文人到寺院中（也有文士家中约集僧人）“品茶”，并籍此为由清谈、赋诗，即钱起所说的“玄谈兼藻思”。茶会其实就是一种品茶会兼赋诗会的集雅形式。中唐以后，文人即使不约集正式茶会，也好于僧人品茗赋诗，以为清雅。如杜荀鹤的“满添茶鼎候吟僧”（《春日山中对雪有作》）、李中的“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夕”（《赠上都先邺大师》）等。文人禅悦崇尚与僧人的诗悦崇尚在品茗中寻到交接点，元稹的《茶》中便有“茶，慕诗客，爱僧家”的精确概括。茶禅一味，禅诗一味，诗茶一味，于是茶、禅、诗也形成了三位一体。随着文人饮茶风尚的继续发展，它也逐渐从禅寺茶文化中离析出来并形成具有独立品格与内涵的文人茶文化模式。

茶道精神

由于自身的特性，茶也备受儒、道、佛的青睐，而融入了儒、道、佛的精神。而正是儒家的以茶养廉，道家的以茶求静，佛学的以茶助禅，使得茶的精神内涵超出其本身的物质层面。也正是茶深厚的精神内涵，与文人士大夫所接受的传统思想相契合，似的历代

文人士大夫醉心于茶事茶情。

儒家与茶：茶生于山野，承甘露滋润，其味苦中带甘，饮之可令人心灵澄明，心境平和，头脑清醒。茶对于儒家来说是一剂改造社会，教化社会的良方。儒家学说认为茶可以调节人际关系，可以以茶雅志，以茶助廉。同时，儒家把“中庸”和“仁礼”思想引入中国茶文化。通过饮茶沟通思想，增进彼此感情；通过饮茶自省、省人。儒家认为中庸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准绳，又由中庸思想引出了和的思想。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宜，和是度，和是当，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而在茶事活动中也无处不体现着和的思想。泡茶时，是“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待客时，是“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饮茶时，是“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和心境方面，则是“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儒家认为茶有德，唐代刘贞亮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陆羽称茶“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唐韦应物称茶为“性洁不可污”；宋徽宗称饮茶可以“清和淡洁，韵高致静”。现代茶学家庄晚芳先生也把茶德归纳为廉、美、和、静，均赋予茶“节俭、淡泊、朴素、廉洁”的品德，寄托思想人格精神。

道家与茶：道家崇尚自然，推崇无为、守璞、归真。茶产自山野之林，受天地之精华，承丰壤之雨露，茶之品格，正蕴含道家返璞归真神韵。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是人的天性，道家通过茶这种神奇的绿色植物唤起人们对回归自然的渴望，最终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惟一”的理想境界。虽然，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接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但也不排除道家思想对他们的影响，特别是当士大夫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时，道家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会逐渐加深，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思想开始占上风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文人士大夫普遍遵循的一种处事模式。茶诗中便有大量描写品茗山水间的作品，来表达文人们以茶追求寄情于山水，忘情于山水，心融于山水的理想境界。如陆龟蒙的“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最有名的还有苏轼的《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此外，还有灵一的“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等。明代文学家徐渭曾描述：“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绿藓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兴吹火，竹里飘烟。”这些有关茶的诗文充分体现了道家天地人的思想。正因为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

入了茶道精神之中，在文人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文人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愿望，所以文人最能领略到“物我玄会”的绝妙感受。

茶性对文人诗文创作的渗透

一.新

茶尚新。新是茶的生命。新，在中唐时一种具有时代共性的趋尚。安史之乱以后，传统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生活风尚及审美观念被厌弃，人们热切的向往、追求新的感受。“诗到元和体变新”“听唱新翻杨柳枝”，文学也汇入了这股新思潮而呈现出新的状态，突出表现在风格上追求自由化、多元化，涌动着强烈的创造欲。中唐文学的总趋势是摆脱传统的温柔敦厚，以浮为美，以荡为美，以怪为美，以奇为美，以轻为美，以俗为美，以瘦为美，以寒为美，总之是一新为美，唯新是求。以新为美，一直延续到宋代。“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就道出了苏诗新态百出的特点。

茶之新代表了浅近轻灵的近世美。“人情重今多贱古”（白居易），中唐诗人对诗歌形式的选择业体现出了这种变新。赵翼《瓯北诗话》亦云：“中唐以后，诗人皆求工于七律，而古体不甚精诣，故阅者多喜律体，不喜古体。”而与古体向律体转变相关的，是诗歌风格的由雄浑渐入轻巧。《围炉诗话》曰：“盛唐不巧，大历以后，力量不及前人，欲避陈浊麻木之病，渐入于巧。”方回亦云：“大历十才子以前，诗歌格壮丽悲感，元和以后，渐尚细润，愈出愈新，而至晚唐。”晚唐诗，更是“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宋人的诗，就更尚新巧。苏轼的文字是“忒巧了”（《朱子语类》），欧阳修的“百战”体，也是斗巧，黄庭坚诗也有“太新太奇太巧”处。律诗体轻，便于弄巧，而轻、巧正是茶所代表的特点。

与轻、巧相联系的，是茶具有细的特点。而“细”也是中唐诗歌有别于盛唐的又一特征。中唐人开始将兴趣转向日常生活的细小情事，体味其中的小趣小乐，虽平凡浅近，而自得其乐。白居易即好说衣食俸禄、睡觉沐浴等事。轻巧与细翻相结合，产生出了一种精致的诗风。“茶之为物至精”（欧阳修《龙茶录后序》），文人的品茗是追求精致的生活方式，故而中唐诗人往往对轻、巧、细、繁进行锤炼加工，从而创造出精致的诗歌艺术美。

二.清

清，是茶的精神与本质，饮茶是近世文人表现清的一种生活表象。唐宋文人在咏茶时，都重视其“清”的特点。如：“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颜真卿等《五言月下饮茶联句》，“此物清高世莫知”（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数朝诗思清”（李德裕《故人寄

茶》）等。

茶之清，首先表现在茶能清思。饮茶能“荡昏寐”（《茶经》），能使诗思清晰。多饮茶，“令人不寐”，能使诗人长时间保持清醒状态：“东坡调诗腹，今夜睡应休。”（苏轼《赠包安静先生茶二首》其一）苏洵也有“碾尝终夜骨毛清”的体验。茶不仅能使大脑清醒，还能使大脑兴奋，它有助于创作过程中冥搜潜索，充分调动大脑中各种只是贮藏来为创作服务。卢仝茶诗曰：“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黄庭坚、杨万里、元遗山等亦有“茗搜文字响枯肠”、“为搜孔思搅周情”、“诗肠搜苦怯茶瓯”的诗咏。茶之清思的特点，使诗歌的创作的理性思维成分增多，形象思维特点减弱。茶之清思，使诗歌更加精致了，但也有伤于意境的浑成。清思，使诗歌创作的书卷气、文雅气加重了，但性情的成分却减少了。

茶之清，其次表现在清境。茶之清体现于诗境，是清寂，类乎禅境的空寂。首先得此清的，是僧人之诗。《诗筏》曰：“唐释子以诗传者数十家……尝见刘梦得云：‘释子诗因定的境，故清。’”受僧诗清境的影响，士大夫文人所作禅趣之诗，也都染上了这种空寂。清寂、空寂之清境，着意排斥鲜活生动的人世生活。方回曾说：“晚唐诗料，于琴、棋、僧、鹤、茶、酒、竹、石，无一篇不犯。”晚唐诗歌，诗境愈空寂，诗格愈高，所谓“诗无僧字格还鄙。”

茶在新、清之外，还有一个禀赋，是灵。韦应物《喜园中茶生》称“此物信灵味”，《东溪试茶录》亦曰：“庶知茶于草木为最灵矣”。茶之灵与中国文人追求的“趣”有着相通之处，茶是“至灵之物”，而趣是性灵之光，是“凭灵心妙悟的”（朱光潜《诗论》）。有了趣，才有诗味。宋代以来以标举性灵的诗人、文人，如杨万里、永嘉四灵、公安三袁等，都是嗜茶茗的，甚至到近代的周作人等，也是嗜茶的，大概是饮茶有助于灵性生发的缘故。

茶，清新雅逸，能使人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恰与中国人提倡的“清净、恬淡”的哲学思想合拍，也符合中国传统儒道佛三家追求的“内省修身”思想，所以我国历代的文人骚客、佛道人士都以饮茶为好，以饮茶修身。正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王玲所说，中国茶文化的精神以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来提携，一儒家中庸和谐为主导，以佛家“普渡众生”精神为宗旨，中国茶文化是浓缩了中国传统思想精华的一个文化体系，而文人与茶的关系是这个文化体系中绚烂一笔，值得深入的研究，限于学力，浅尝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