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引言：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经过晋朝逐渐发展，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南宋以后趋于衰微。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纵观佛经翻译约一千年的历史，正如任继愈所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 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两派代表译论家及其思想

1. 支谦（约三世纪）——重文

支谦名越，号恭明，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

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吕澄）

2. 道安（312，一说314—385）——重质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３３５），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

道安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三不易”是“《般若经》三达之心, 复面所演, 圣必因时, 时俗有易, 而删雅古以适今时, 一不易也。愚智天隔, 圣人匹阶, 乃欲以千岁以上微言, 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 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 尊者大巡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 而以近意量裁, 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 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 岂将不知法者勇乎了斯三不易也。”三不易“说明召经是佛因时而说的, 古今时俗不同, 要使古俗适应今时, 不易做到要把佛经中圣智所说的微言大义传给凡愚的后人理解, 更不易做到, 佛经法集时, 那些大智者还需要不时相互审查校写, 如今去古久远, 无从征询,又是由普普通通的人来传译更是极难的事,故译人应该注意译经经文艰辛, 尽可能忠于译事。同时, 译经既有此诸多不易, 故在“案本而传”的前提下, 可以允许适当变通。其变通规则即为“五失本”、“一者胡语尽例, 而使从秦, 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 非文不合, 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 至于叹咏, 丁宁反复,或三或四, 不嫌其烦, 而今裁斥, 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 正似乱辞, 寻说向语, 文无以异, 或千五百, 而不存, 四失本也。五者事己全成, 将更旁及, 反腾前辞,己乃后说, 而悉除此五失本也”见《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五失本”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内容。

第一是语法上的问题。梵语名词、代词、形容词等有三性, 三教, 八格的分别。动词有六时辞法、语气的分别, 语尾的变化也很繁杂。在句法上每一个词的位置也与汉文不同, 如果按梵本对翻、硬译, 而不回辍文字, 则读起来不但不顺, 不象汉语, 甚至也读不懂, 故知此“本”不失, 便不成翻译。第二是文与质的问题,虽然道安力主直译, 忠实审慎。但梵语的习质毕竟不同于汉文, 倘完全直译, 不加文饰, 就很难为中国读者所接受, 故道安还是相当注重文饰, 不过是直译基础上的文饰。于是, 在五失本中定下了一条作为当时译经的通行规则。而且从当时译《婆须蜜经办赵正担任润文开始, 译场就聘有润文的专家。可见, 当时直译派也不是完全排斥修辞的。第三是译文的削繁删冗, 求简明易了, 包括“五失本”的最后三条。第三失本是指梵本的褐颂有许多重复的句子, 在印度人读来, 反复咏叹, 更能增加其韵文的华美和意味的深长, 但是译为汉文, 不仅失去了原来的音节之美, 而且显得语意重复, 不合中国人的口味。因此需要削除。第四失本是指梵本时常有解释的词句夹杂在正文里, 与正文内容相混淆, 使读音难以分辨, 因此也需要删去。第五失本是指梵本在叙述一事完了将过渡到别一事时往往将这事再重复一遍。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完全不必要的, 因此便允许译者把它省略。总之, 翻译时遇到这五种情况, 译文在形式上绝不会与原本一致。道安允许这五种“失本”情况的存在, 实际是要求译文应该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范。道安的“三不易”, “五失本”理论精当中肯, 对当时以及后世的译经事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钱钟书曾称其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之篇。

道安不仅提出了翻译史上“五失本、三不易”的著名学说，而且较之支谦更多更系统地引用文质概念论述佛经翻译问题。道安主张质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佛经翻译初期，语言上的障碍大，道安本人不懂梵文，对佛教教义不甚了了。出于对教义的虔诚，不敢轻易，所以难免拘泥于原文。（2）初期参加译经的僧人本身文学造诣不太高，主要靠佛性的理解进行翻译，语言上不甚讲究，况且佛经流传范围主要限于僧人，只求通晓大意。（3）不懂得华文和梵文各有其文与质，较多地强调梵文的质朴和华文的文饰，故而形成质派的基本主张。

3. 慧远（334—416）——文质并重（厥中论）

慧远，本姓贾氏，晋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崞县东部）人。他从小好学，十三岁（３４６）就随从他的舅父游学洛阳，习儒家典籍，及老、庄之学。慧远继承其师道安的遗志，热忱弘法。他初事道安，即以建立教法宏纲为己任，以后他更推广此意，欲根据教法移风易俗。（游侠）从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的发展看，在翻译文体的问题上，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即由直译趋向于意译。道安主张直译，鸠摩罗什倾向意译，慧远融合了这两家的主张，提出“厥中”论。他的佛经翻译理论在中国翻译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慧远在为僧伽提婆翻译的《三法度》写的序的最后说：“文过其意”，是批评“文”派的一味意译之失；“理胜其辞”，则是指出“质”派较于直译之缺。因此，慧远指出应该“文不害意”，又“务存其本”，两种翻译方法互相参考（“以此考彼”），并研究两种语言的基本规律（“参通胡晋”、“详其大归”），最后以一种适中的方法完成翻译（“以裁厥中”）。在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慧远的这一观点又称作“厥中论”，厥中也就是折中的意思。这同儒家的“中庸”哲学思想和“中和”的美学观有暗合之处，同孔子的“文质彬彬”也交相互映，这是一种积极的折中。无论是对佛经翻译的实践还是理论都具有指导意义，他的“厥中论”使我国古代佛经翻译理论中的“文”“质”之争暂告一个段落。

4. 鸠摩罗什（343—413）——偏于文

鸠摩罗什（华言童寿），龟兹人。他的先代本出婆罗门族，在印度世袭高位。罗什为人神情开朗，秉性坦率，平时虚己善诱，专以大乘教人，而善于辨析义理，应机领会，独具神解。罗什翻译事业，在当时是空前的。他的成就，不仅在所译经论的内容上第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了根据般若经类而成立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而且在翻译文体上也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