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境与广州城市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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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JOURNAL OF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Sept. 2014
水环境与广州城市水文化
林春大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650500）
摘　要： 广州城地处东、西、北三江交汇之处，滨江临海，城内河网密集，形成具有陆向和海向腹地相结合的扇形地理格局。

在这种背景下，数千年的广州城市水文化是在人与水环境、水事实践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起来的，反映在当地的沿岸建筑、地方方言、图腾崇拜、疍民独特族群的生活方式等多种文化之中。

论文从文化层面来梳理人、水、城市三者在长期的水事实践中衍生出来的特色区域文化，并从广州水文化可持续传承与发展的视角提出一些可行性意见。

关键词：水环境；广州水文化；疍家；区域性格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O-10267（2014）03-0070-06收稿日期：2014-07-05
作者简介： 林春大（1988-），男，广东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2012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
岭南文化、海洋文化与族群互动研究。

文化是一个涵盖范围较广、应用较为广泛却又难以把握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派中，他们往往会从自己特定的立场和需要出发来对文化进行不同的解说。

从人类学学科来看，这个学科从确立至今才有一百多年的学科史，但是不同的流派、不同人对文化的定义就有150-200种左右。

从大体而言，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涵盖物质、精神的各个方面，狭义的文化更多是特指社会意识方面的内容。

例如在人类学学科中，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中给文化下了一个比较经典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丛结的全体，这种复杂丛结的全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

”[1]本文所讲的水文化是从文化广义的角度来阐释广州城市在水环境中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地域特色文化，以及在区域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表现。

水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因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水是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自然资源与物质基础。

濒水而居、依水而生、因水而荣是人类在长期的文明发展史中所做出的重要自然选择。

人类的文明和各重大区域文化的出现都与水息息相关。

比如尼罗河催生了古老的古埃及文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孕育了灿烂的巴比伦文明，恒河滋养了辉煌的印度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则诞生于黄河、长江、珠江等江河流域；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发祥同
样离不开水。

而“水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组概念是在现当代才被提出来的。

学术界除了对水文化的内涵界定和研究之外，学者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对水文化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进行了自觉的论证和探讨。

水文化虽然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词组在现当代才提出来，但是由人、水与区域发展三者结合的水事活动中衍生的水文化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并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涵盖在物质、精神、区域意识观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对各个区域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生存心态、道德心理、审美观念、宗教神话以及民风习俗等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广州滨江而立，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市内河涌水网密布，在古代曾是“六脉皆通海”的岭南水乡。

广州城市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水文化传统。

在过去，水乡人家依水而居，至今仍保留着水乡人特有的生活习俗，是珠三角地区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最完美的结合。

广州人民相伴珠江而生，依靠珠江、海洋劳作。

古时的珠江江水是一片清澈，天空是一片蔚蓝，江面白帆点点。

广州先民，童年时期在河边游泳、成年时期为了养家糊口在河面上撒网捕鱼、在河床边的肥沃土地上耕作。

他们在长期水事活动中，创造了特色的广州水文化。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指出：广东文化“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

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

在这里，屈大均为广东文化的发展从纵向上梳理了脉络。

作为千年商都、历史名城，广州城市的水文化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特别是它的善水、亲水、用水的厚重文化积淀和意涵，点亮了这座城市发展的灵魂，并对生活在这一块区域的原著居民的气质、人格、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广州城市发展史中水环境衍生的民俗文化
民俗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内容与生产、生活方式，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来，并世代相传而形成的一种对人们的心理、语言和行为都具有持久、稳定的约束力的规范体系[2]。

广州独特的水环境衍生出来的民俗文化绝大多数都与水有关，无论是他们的文学诗歌，还是图腾崇拜都与水有关。

竹枝词、龙舟、木鱼、南音、疍歌（咸水歌）等宝贵文学资源就是在广州人民长期的水事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

在历史上，广州人以水为生活的大舞台，通过丰富多彩的水上活动和习俗，抒发着他们对生活的愿望和激情。

在广州比较有名的水文化民俗主要有：沙涌鳌鱼舞、沙湾飘色、凌边乞巧、龙舟竞渡、舞狮舞龙等等。

“桑基鱼塘”、“蔗基鱼塘”、“果基鱼塘”等农业发展模式也是人们在根据广州珠三角地区特色的地理环境而出现的农业模式。

此外，在民俗民风方面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如在人们的水事活动中出现了海神、雷神、飓风神、南海神、天妃（妈祖）、龙母、龙王、北帝太乙、伏波神等多神崇拜。

关于龙母崇拜的起源，南朝沈怀远《南越志》、唐朝刘恂《岭表录异》、清代黄君钜的《武缘县图经》、清代光绪年间杨文骏《德庆州志•
卷五》、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等均有记载。

图腾崇拜，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宗教形式，经过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不仅仅是对当地人所生活的环境的一种反映，也是他们区域精神文化的寄托。

在岭南地区信奉多神教，自古越人“断发文身”或“披发文身”的龙蛇图腾开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出现了多元的宗教信仰，无论何种宗教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而不同、共生共荣、圆融互动，绝少因信仰不同而出现冲突事件，这也是与岭南地区地处独特的地理空间中所产生的独特的水文化有关。

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它记载着古老文化的发展，作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代代相传。

作为一种区域语言, 也是最能反映该区域所认识的自然事物。

正如爱斯基摩人对他们生活环境中“雪”的密切认识，在他们的语言词汇中就有几百个词汇是与雪有关的，能对不同形态的雪有着较为细致的区别。

在广州语言也如此，保存了大量与水相关的词汇。

这里交通、资源利用和日常生活都与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反映广州亲水文化个性。

比如“以水生财”是广东人强调的首要生活观念，把“水”与“钱财”相通，“磅水”即给钱，“回水”即还钱，“掠水”即搜刮钱财等等。

此外，还有水路（路程）、水脚（路费）、放水（小便、打假球）、水货（走私货）、大头虾（粗心大意）、咸湿鬼（猥亵、性作风不正的人）、失魂鱼（冒失的人）、冲凉（洗澡）、睇水（把风，望风）等等这些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词汇都是与水有关的，是人们在长期的水事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区域性语言，也是广州文化海洋性的一个投影。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其大多数也是当地民俗的浓缩符号，与其他的词语相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同时，地名也是当地地方特色文化的保留和见证的证据。

比如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很多地名都带有“那”字，在古汉语中“那”是指水田、稻田之意，从此地名我们可以看出稻作文化在西双版纳地区起着重要的影响。

从广州原始的地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广州城市的很多地名都与水文化有关，例如番禺沙湾紫坭村西北的濠滘、村南的三善滘、江后航道的沥滘水道、海珠区的沥滘村等。

“滘”或“漖”是广州人居于长期水乡生活对河道和地名的习惯性称呼。

《康熙字典》引《玉篇》释“漖”为“水也”。

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也对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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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动注释，将“滘”延伸为河网相通之处或者河道分支交汇处。

二、广州水环境中地域特色文化：疍家文化
岭南文化是内陆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

广州番禺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把广州形容为一个“大舶”，把花塔、光塔二塔称之为大舶的樯，五层楼为其舵楼。

首府似大舶，属土向大海[3]，足以证明以广州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具有深远的海洋背景。

舞台上的渔家女，是在老广州时期的一个以捕鱼为生的特殊族群的妇女形象代表，即疍家妇女。

疍民是珠江水系古越族一个族群，作为一个具有历史和民俗文化的社会群体，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广西三个省区。

粤语中所称的“疍家”，其中“疍”源于古越语，指乘小船，“家”指群体。

他们的生活“以舟楫为家，捕鱼为业”，长期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生活状况和生计方式才慢慢发生了改变。

疍民来源有各种说法，早期文献称他们为游艇子、白水郎、蜒等。

人类学家林惠祥根据考古文物和民族史料研究，确认在远古石器时代就有黄种蒙古利亚人的一支来到东南沿海地带。

由于气候变化，他们部分自黄河入长江来到江右、沿章、贡二水和闽西南，以后又逐渐进入粤东，靠采蚝、捕鱼为主，成为疍民。

“居住民俗的最初形成和其生活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如傣族的干栏建筑、陕北的窑洞、游牧民族的帐篷式建筑等，都和当地自然环境分不开的。

”[4]“以艇为家”的疍民更好诠释了他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与水息息相关。

对于该群体的形成，有龙种、蛇种、鲸鲵等灵物起源说；有越人败北于秦，逃循水上之说；有晋代卢循部落遗种说等等。

其中被认可的说法是认为东晋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农民起义领袖卢循率师浮海南下，攻克广州城。

后来卢循失败，部族大多蒙难，也有少数乘船漂泊成为水上人家。

统治者规定了残酷的约法三章：不准上岸居住，不准读书识字，不准与岸上人家通婚[5]。

这不但反映了当时疍民的生活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由于政治原因的介入，疍民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一个受歧视的特殊群体而存在，从他们的婚姻现象中也可以看出来。

“不同群体间通婚的比率是衡量一个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以及社会整合过程的一个敏感的指标。

”[6]历史上，由于政治原因以及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疍民与岸上人的通婚状况几乎被隔绝，他们在自己的群体内部实行内婚制。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疍民与岸上的群体生活交往比较上，文化差别也挺大，但是他们在婚姻上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哭嫁也成为旧时疍家人婚姻的民俗之一。

新娘出嫁前的晚上，娘家必须“哭嫁”，并且有姐妹、亲戚、朋友“伴哭”。

新娘边哭边唱，用以抒发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和离别之情。

还有母亲、嫂子等自己的长辈边哭边唱一些规劝的歌曲，用以规劝新娘出嫁后要孝顺翁姑、和睦邻居、体贴夫婿等。

据相关资料记载，现在在西江滨江路那里还住有上千户疍民后代。

历史上，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与海洋江河的艰辛斗争中也形成自己独特的水文化，其文化成为广州水文化一个重要特质，在文化各层面都有充分表现，如咸水歌等艺术说唱形式、艇仔粥等特色饮食品种。

在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卷十二中提到:“疍人亦喜唱歌。

婚夕两舟相合, 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

”[7]此外，有关疍民生活写照，清人王渔洋在《广州竹枝词》曾这样描述：“潮来缘畔接江波，鱼藻门前净绮罗。

两岸画栏红照水，蛋（即疍）船齐唱木鱼歌。

”[8]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都在与水打交道。

在长期靠海生活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他们祭拜海神的民间风俗。

南海神也是被崇拜的主要海神之一。

广州旧有“第一娶老婆，第二游波罗”、“游了波罗娶老婆”之谚，每年三月份在南海神庙举行“波罗诞”的节日庆典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据了解，至今他们后代仍保持祭拜天后妃、龙母娘的风俗。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珠》：“疍户采珠，每岁必以三月，时牲杀祭海神，极其虔敬，疍户生啖海腥，入水能视水色，知蛟龙之所在，则不敢侵犯。

”从中也可以看出疍民对海神祭拜的虔诚和精神寄托。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广州的南海神庙。

在历史上，以南海神庙为起点的海上交往不断延续，广彩也因此而名扬天下。

在长期的历史中，政治因素主导着疍民的生活状况和生计方式。

历史上的明文规定他们不准上岸，让他们只能靠海而生，依海而居。

罗伯特.E.伯克（Robert . E. Burke）注意到：“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趋向于改变他们的居住地点。

”[9]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介入，疍民结束了“浮家泛宅”的生活，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慢慢得到改变、提高。

由于他们搬到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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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居住，其建筑居住格局也日益发生了变化，逐渐打破了疍民集中而居的单一格局状态。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生计方式也慢慢多元化，也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平等的对待。

三、水环境与广州水文化中的区域文化性格
关于性格，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有一句名言：性格是天生和后生的合金。

这句话道出了性格的形成既具有先天的成分，也是后天习得的。

在学术界上，对性格所下的定义主要包括“特质论”、“行为模式论”、“文化论”几种[10]。

而对于区域性格的探讨，阎耀军教授认为它是由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杂交合成的概念。

文化地理学将其视为是人类生存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和社会方面具独特的统一体功能的空间地域文化复合体的一种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将其视为人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特有文化的影响下，对形成性格的文化因素的研究。

文化人类学对其研究主要是体现在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上，坚信文化对人格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因素对人格的影响。

至于对“区域文化人格”这一词组的概念定义，在学术界有不少人对其进行探讨。

比如韦稳赢、戴俊驞在《论区域性格的概念》一文中基于对区域人集体行为、心理模式、区域文化心态等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区域性格是在某一尺度下的区域中，区域人特有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是在区域和该区域人之间的互动中不断深化并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区域基本特质。

”[11]此外，阎耀军教授也对这个词组提出了自己的研究，他认为“区域文化性格，就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区域中的绝大多数人所共同具有的带有倾向性的、稳定的心理特征。

区域文化性格是世世代代生活在特定文化区域中的人们，在区域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普遍性的稳定的心理趋势和价值取向。

同风俗、习惯、观念相比较，区域文化性格是更深层次的历史积淀。

这种区域文化的性格构成该群体区别于其他文化区群体的鲜明特征。

”[12]从众多的定义中，不难发现，大家都认为“区域文化性格”是需要长期的历史发展并世世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并同区域性的民俗文化、意识观念联系在一起而形成的。

水能锻造一方人的文化，成就一方人的精神。

广州特色的水文化正是基于广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广州城内河网密集，地处珠三角广阔平原以及东、西、北三江交汇之处，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人们在历史上长期的水事实践中衍生出来的水文化对广州先民敢为人先、开放创新的区域性格的形成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水对广州文化具有深刻的地理意义。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五城记》中曾形象地描绘和欣赏广东人：“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的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

千里驿马来到这里已疲惫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起锚出发”。

这其中不但体现了珠江文化对外传播的背景，也展现了珠江人民“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事实。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秦汉时期以来，广州一直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被认为是2000多年历史当中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甚至在明末清初海禁的时候，广州港处于一口通商的局面。

关于广州旧港口贸易繁荣盛况的描述在中外古今文献中多有记载，诸如“广州城是中国陆海货物集散地”[13]等等。

风俗对人类行为是能发生功能的，这些功能的发生，必将对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

风俗习惯只是俗文化的表层结构，而它的深层结构应该是在这些风俗习惯里所潜藏着的民族的心理性格、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14]。

从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来看，在历史中广州一直是全国重要的商贸港口。

繁荣的商贸交易也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在这一地域空间的碰撞和融合，尤其是在明末清初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广州本土民俗的内容也得到了充实。

本土固有的民俗以及时刻在发生变迁的多元文化的融合从深层次影响了这个区域性格的发展。

1701年耶稣会士汤尚贤神父曾在信件里将广州包容的特性生动描写出来:“11月5日，我们终于到达了广州。

这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能看到所有的民族。

”[15]在多元文化和区域特色水文化的熏陶中，广州城市这片沃土养育了广州人敢为人先、开拓创新、包容并蓄的鲜明性格和精神。

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曾说过：“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

此外，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亦曰：“水德融合，变通在我”。

在中原帝皇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人们较为稳定的性格特点，造就了一大批从政当官的人才。

而广东人依江依水生活，灵动的水性成就了灵活处事、随机应变的性格特点，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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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才。

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岭南文化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和融汇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岭南独特的人文环境使得广州在面临外来文化时可以保持自己岭南文化的特色，不会随波逐流。

”[16]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造就了广州人务实、开放、兼容、勇于创新的性格，这是一种灵活、低调、务实的文化。

岭南人对海情有独钟，正如清代曾担任广东学政的四川人李调元于《南越笔记•序•卷一》曰：“凡水皆曰海，所见无非海也。

出洋谓之下海，入江谓之上海也。

”正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依山傍海的岭南不仅文化呈外向性，而且经济、社会也与大海息息相关。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使广州的水文化具有海洋性，也正是海洋性文化的影响，造就了广东人重商、开放和兼容的性格。

四、结语
在广州城市发展史中，由于独特水环境的影响，来自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海外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在多种文化的交融借鉴中，广州传统的文化体系得到丰富和发展。

水环境成就了这个城市的“灵活变通”，水环境也决定了当地居民最主要的生计方式和劳作方式、思维模式以及性格特征。

水，点亮了这座城市的灵魂，也构建了其独特的区域文化体系。

人们在生活中将其文化代代相传，还将本土文化作为宣传本土地域各方面的一张明信片，走出广州，走出国门，在世界全球化的文化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文化的传承不能仅仅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出现在舞台上，也要广泛普及于民间，传播到千家万户。

因此，在后亚运时代，我们应该通过如举办艺术展演、水文化教育、水上旅游等多种形式，发展水文化产业，让广州水文化乃至全国其他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通过对现在广州城市水环境的改善来为我们的生活服务，为广州创造宜居、生财、和谐的生活环境。

因此，广州水文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认识上、理念上、观念上和对策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然而，在对水文化进行建设与开发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对历史水文化挖掘研究不够、水文物和遗址保护不力、只重视文化与经济的关联，忽视水文物和遗址存在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水污染治理不力，水文化宣传不到位、水文化规划设计的文化内涵不足、水文化工程品位不高，缺少生态性和亲水性等等问题。

这些现实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对广州水文化的传承、建设和发展具有现实的价值和社会性意义。

因此我们须重视水文化建设中的问题，并制定相关的措施来解决。

笔者在此提几点建议：（1）要发展广州水文化，首先得治理和维护好广州水环境。

广州现在逐渐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对广州水环境的影响更多是来自生活用水和雨污现象。

目前广州城内河网密集，但由于河网间的联通比较少导致河涌里的水成为死水，没有流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河涌要有活水才能使雨污得到较好分流。

根据对广州水文化研究的资深专家罗林虎先生的建议，应当设法打通城内大多数水道使之连接起来，以水为脉，将城内的人文景观以及绿化生态景观有机连接起来，努力营造恢复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水环境。

（2）注重水文化生态景观建设。

水景观建设首先要满足良好的水质和合理的水量，考虑人的亲水、休闲、娱乐、旅游和实践教育的需求，使整体的景观建设体现人文关怀的理念，建设整体和谐的滨水公园、绿地、广场、亭台楼桥，将“江、涌、湖、园、林”五位一体融入到亲水平台的建设中，并将水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和历史感体现出来，使人们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受到文化的教育和熏陶。

也可以考虑通过举办“水文化节”来整合相关资源，打造地方特色的水文化品牌，通过运用雕塑群、展览室、夜景灯光、音乐喷泉等现代技术来突出水城的个性与文化竞争力。

（3）加快对广州文化资源的普查和研究。

通过行政力量结合学术队伍通过多种田野调查手段来对涉及水文化的各类历史与现代的材料进行普查、研究以及整理，为广州水文化的继承提供更为丰富的原始资料。

（4）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立水文化资源数据库。

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将集体创造力和特色文化整合，运用现代高端技术手段发展而形成知识产权产业化的第三产业。

按照目前产业发展的趋势，文化创意产业将成为第三产业产业链中的核心产业与核心竞争力。

因此广州水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挖掘原始的第一手资料，还得将其与经济、技术手段相结合，比如可以利用良好的水环境来发展水生态旅游、水域种养殖、水文化动漫产业等来推动水经济文化。

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保护和保存广州水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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