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研究

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研究

高校开展通识教育已二十年有余，无论是就采取“通选课”的高校而言，还是就采取“复旦模式”的高校而言，通识教育的实施效果都不甚理想。究其缘由，核心在于通识教育的理念还没有被准确领会，以及由此导致的通识课程目标不明和通识课程设置混乱。对于高校目前的通识教育改革而言，应采取对策如下：认清形势，顺应时代潮流，切实重视和加强通识教育；重视通识课程改革，明确通识课程目标；认真着手通识课程设置和通识课程体系的建构。

标签：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改革；课程体系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和科技革命进程的深入、社会剧变和职业流动的日益加快、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的复杂化，人们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和预期越来越高。在此情形之下，重新审视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对推进高校的通识教育改革必将有所助益。

一、高校通识教育改革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高校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模式，确立了“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专业化”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这种专业化教育在当时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亟须的各方面专业人才，有其非常大的积极历史作用。但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这种过分专业化教育的弊端也开始显现，如培养出来的人才素质较差，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等。20世纪60年代，高校认识到仅仅重视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20世纪八九十年代，针对当时高校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人才培养模式单一、专业设置过窄过细、知识结构失衡、学生人文素养欠缺等弊病，教育部于1995年决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现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等52所高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试点。1998年4月，原国家教委高教司提出必须将文化素质教育贯穿于大学教育全过程。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当时被界定为：文史哲的基本知识、艺术的基本修养、当今中国和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科学素养。不可否认，文化素质教育在促进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推动大学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非常有限。就目前而言，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仍然游离于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之外，不被学生重视，各高校也往往只把精力放在大量增加通选课的数目上，而没有从根本上考虑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与学校现有专业课程的关系问题，从而也就不能使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与学校的主体课程发生有机联系，这就使得最终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难以深入有效地开展，而是逐渐被虚化。

在文化素质教育实施与推进的过程中，针对文化素质教育实施效果不甚理想的问题，高校对通识教育的实践与探索蓬勃发展起来。2005年9月，复旦大学复旦学院成立，率先在国内实质性地推进通识教育改革。①复旦学院是一个采用通识教育体系的大学住宿学院，所有考取复旦的新生都会首先在复旦学院接受为期一年的通识教育，然后再进入各院系接受专业教育。这一措施一改以往素质教育实验的局部性特点，把大学本科第一阶段的整个教学都变为通识教育，这是高校通识教育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北京大学在推行“元培计划”和开办实验班的基础上，于2007年9月宣布成立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与北大、复旦的通识教育实践探索同步，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也都是在探索创新人才培养及通识教育实践过程中专门设置的机构。2014年9月，清华大学“通识教育实验区”新雅学院宣布成立，旨在探索通识课程与养成教育协同的综合改革。

梳理来看，高校目前开展通识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即是上述1999年全面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过程中，在首批建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53所高校中采取的模式。这种模式不改变学校原有课程结构，而是通过开设新课程的方式来探索通识教育，这些新课程往往在主课以外开设，目的是“扩大”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这种模式也被称为“通选课模式”。国内大多数高校目前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北大、清华、复旦、中山等高校起初也采取这种模式。另一种就是上述复旦大学后来开创的“复旦模式”，即整体改变本科的教学管理模式，设立独立的本科学院来负责通识教育的教学和管理，具体包括通识课程开发设置、课程学分分布、课程教学方式、考核方式、课程评价等方面的事务。这种模式始于复旦，目前在北大、清华、浙大、中山、南大等高校被广泛尝试。

二、高校通识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分析

通识教育作为高校教育实践的新生事物，不管是在理念理解层面，还是在课程设置方面，抑或是在制度化保障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足和问题。这些不足和问题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理念理解层面，通识教育的內涵没有被准确理解。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起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红书》（The Red Book）中，将“通识教育”定义为“首先将学生教育成民主社会中负责任的人和公民的那一部分教育”[1]。原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曾指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完整的人”（the whole man）。此种人应具备四种能力：能有效地思考；能清晰地与别人沟通思想；能做确切的判断；能认识普遍性的价值。换句话说，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在于使人成为人，这个人要具备基本的人之为人的思考能力、沟通能力、判断能力和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成为合格的公民。为此，在通识课程设置上，就必须着力于围绕实现通识教育的核心理念去设置。而在高校的通识教育中，就“通选课模式”而言，因为仅仅是在原有专业课不动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课，给学生增加一点兴趣和拓展一点视野，所以其用意并不在于将学生培养成人和合格的公民。相比于受重视的专业素质教育，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往往不被认为是重要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