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

苏轼的词一改宋词的婉约之风，开创了雄壮、豪放的词风，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和领军人物。他写下了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他与辛弃疾合称为“苏辛”。

苏轼豪放词的开创性功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题材内容的扩大。凡写情、纪游、怀古、说理、赠答等等，均可入词，后人称之“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2）意境的创新。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冶艳香软、宋初文人词的闲雅凄婉，苏轼豪放词适应着自己的广泛内容而开拓了豪迈奔放或高远轻旷的意境风格。

（3）形式音律上的突破。词本是合乐的歌辞，在其发展中，音乐对它有很大的制约性。苏轼则视词为抒情诗，在实际的创作中，往往突破形式音律的规范，不尽依词乐而作软媚之声。

此外，在语言上也一反花间词以来的错采镂金的风气，而代之以清新奔放的诗的语言。句式自由灵活，不拘词律。

参考文献：《辞海》、《中国古代文学史纲要》

葡萄

苏轼对词的贡献很突出。苏轼出现前，词的内容受传统念束缚，局限于旖旎温柔的艳情腻语的范围之内；苏轼则吊古伤今、述电咏怀、感叹时政，描绘山川景色、农村风光，以至谈论哲理等题材都进入了词中，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风格上，苏轼开创了豪放一派。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轼豪放派的代表作。此外苏轼也有一些抒写“逸怀浩气”，具有清朗疏宕、平淡高逸境界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不少风格婉约的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苏轼以豪放为主、风格多样的特点

苏轼的词是宋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词为艳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牢固的传统，苏轼成功地转为了这种风气。他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这便是苏轼对宋词的最大贡献。而这种新的词风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对同时代的和后世的作家形成深远的影响。以苏轼为中心的元佑词林，代表着北宋词坛的鼎盛气象，一时名家辈出，如秦观、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谢逸等，都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词作品。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在词的语言上，苏轼也做了演进，一改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融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因此，苏轼词在宋词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开了一派词风，而且是将词从狭小的范围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它所表达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词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是令宋词成为一代代表性文体的关键性人物。

浅论苏轼在词史的贡献

唐德鑫

内容提要：苏轼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不可磨灭。本文从其思想、人生观、文艺观等入手，并透过其作品的风格创新、特色、意境、词学渊源及其词学改革、流派、历史影响等方面的分析，较为完整地剖析其整个词学体系的嬗变过程和词学创作的脉络，对其在中国词史的重要地位和贡献略作刍议。

关键词：苏派词；词学观；豪放派；苏轼贡献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别号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词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式（文、书、画等）奇才。据研究，苏轼进入词坛较晚，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信中所谓“近却颇作小词”，即指熙宁八年（公元1075，四十岁）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此在《东坡乐府》中亦得到印证。然而短短几年的关于词的创作中，苏轼的才华就已得到巨大的体现，在后来的整个词学生涯中，苏轼的词学更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乃至派别，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词学史。前人关于苏轼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在大量关于研究苏轼对于中国词史贡献的文献资料中，或囿于其人思想之探究，或囿于其文艺作品之剖析等等，都不约而同地人为割裂苏轼本人（包括其出身、阅历、思想等）与其作品之间的玄妙关系的探讨，以致不能更加有效合理地科学分析苏轼在词史上的贡献。据此，笔者试图以苏轼的思想作为主轴，以其作品作为副轴，对苏轼的词学成就进行研究。

一、苏轼的思想及其词学观

苏轼出身礼仪簪缨之家，一生思想深受儒、道、佛的影响，加上天生对于绘画、书法等文艺的秉赋，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苏轼本人的艺术创作思想，乃至于形成其本人独特的艺术创作理论和审美观念，而这种种观念又不断地渗透在其词学作品之中。

词学在晚唐温庭筠、冯延巳、南唐后主李煜等人“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成功转型以后，“词为艳科”几成定论。宋初由于天下旧乱而入治不久，纲纪败坏，士风颓废，文人词作相互酬和，粉饰太平，形成了带有卑弱浮靡之气的“西昆派”局面。苏轼之前，北宋词坛依然盛行晏殊、欧阳修等被号为“词中西昆”的词学风格，而实质上仍然沿承了五代遗风，只有到了一向主张创作不落窠臼的苏轼手中才大发光彩。

首先，在苏轼思想中，一种以“挺立士风”、“有补于世”的道德自觉和“载道”精神成为指导他本人艺术创作的核心思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续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张载语）的儒师

精神也正是苏轼本人的终极理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早年的苏轼洋溢着一股积极入世的情怀，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他在“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之际回忆道：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在该阙词中，苏轼回忆道自己少年初入京城时的意气风发，畅想着能够凭籍自己的“胸中万卷”，努力“致君尧舜”，实现古圣贤的大同理想。也正是这种积极乐观的“入世”情怀，苏轼作品中要求一种“载道”的道德教化的味道才显得愈加浓烈。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他在射猎中抒发着自己的豪迈：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疆场杀贼，为国捐躯，这正是这种浓烈的“载道”精神和努力践履传统“忠恕之道”的思想在作品的渗透和潜在体现。

其次是苏轼词学观中的“务实”的思想。他在《答谢民师书》明显提出作品反对“贵华而贱实”的艺术理论，而是认为作品应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还进一步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1]，强调作品中对于生活的真实感受，强调了心灵感触的至关重要。比如他在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所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洋溢着对于其第子由的无限怀念之情，在《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所写“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中，对于亡妻的悲痛追忆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凝结在作者心中深深的伤痕印记，化成了他本人最为真挚的情感。

其三是作品中强调的“革新独创”的精神。在《跋吴道子地狱变相》中，苏轼这样表达自己对于绘画的艺术见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也是苏轼本人向来所秉持的一种不落窠臼和追求脱俗的艺术境界。比如苏轼本人“以诗为词”的词学本体论的见解中，他认为词应该从诗歌中解放出来，然后再“细琢歌词稳称声”[2]，使之韵律可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精神的体现。此外，他本人对于“檃栝词”的开创、本人自度《贺新郎》词派、本人作品中突破“词协音律”的藩篱等等，如后人评价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3]，都体现了其本人词学观中的革新和独创的开辟精神。

其四是苏轼追求“解放”的思想。这种“解放”的实质是人文思想和自我精神的解放，并将这种自我解放的意识渗透到艺术作品中的过程，创作上则表现为作者对于传统格律、传统风格、传统词牌等的突破。诚如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评价苏词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东坡乐府》中可以看出，苏词的题材不仅融入传统的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色彩，还更多地出现了田园风情、山水景物、人生志趣、怀古感今以及咏物记事等内容，这是对于词体裁的解放，格调的解放和思想境界的解放。苏轼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这里所说的“新词”即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