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聊斋女性形象的研究综述及《聊斋志异》与《红楼梦》的女性形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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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聊斋志异》女性形象的研究综述
摘要:《聊斋志异》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对其研究更加活跃,尤其是对
其女性形象的研究。
历年来,对于《聊斋志异》女性形象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
段,并分析不同阶段的研究特点。
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从清初诞生伊始即受到世人
的瞩目。
从诗坛盟主王士祯的题赠以及清中叶的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数家评点, 直至今日蔚为大观的蒲学聊学,三百多年过去了,研究领域涉及蒲松龄的生平家世,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文本内容、艺术手法、创作心理等等,研究的触角堪称
无所不至。
震聊斋志异》近五百篇小说中涉及女性题材的内容约有一百九十多篇, 塑造的女性形象约有二百五十多人,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反映出来的思想十分复杂。
因此《聊斋志异》的女性观、婚恋观倍受学者们所关注。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亦有一代之批评。
受时代环境因素、学术研究氛围等影响, 不同时期对《聊斋》的女性世界研究角度不一,侧重点各异。
清代沿袭传统小
说的批评方式—评点,虽时有一些精彩的片言只语,却未能形成较严密完整的理论
体系。
而进20世纪后的关于《聊斋》女性世界的研究,以80年代为界,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80年代以前的研究。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言:“《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鹤突,知复非人”,指出了《聊斋》塑造“花妖狐魅”等女性形象,采用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些“异类”的现实性的关注。
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研究视野集中于《聊斋》女性形象,尤其是封建社会妇女
悲惨命运问题上对现实的批判。
一些有关研究《聊斋》女性形象的论文和专著以及
解放后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侧重于挖掘《聊斋》诸多女性形象身上所表现
出来的反封建反礼教思想。
指出,蒲松龄在作品中热情歌颂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反对封建礼教,通过狐鬼花妖与人间男子的恋爱故事,塑造了追求个性解放,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和一部分痴情男子形象。
同时,批判了喜新厌旧、始乱终弃的现象,
抨击封建伦理对女性身心的残害。
在一些论文中,充分肯定了蒲松龄女性观中的积
极因素,如对纯真爱情的歌颂,对自主择婚的肯定等,也指出了其中的落后消极面,
如肯定一夫多妻制,宜扬贞操节烈观,以及一定的宿命思想。
这一时期就女性问题展开专章论述的论文并不多,主要是一些关于关于《聊斋》思想内容的综合论述,其中不少涉及了对《聊斋》女性问题的研究。
如徐士年《试
谈<聊斋志异) 的思想性》、刘世德的《鬼狐史块垒愁》、聂石樵《< 聊斋志异) 思想内容简论》、夏组弩《谈<聊斋志异>》等等;专著有杨柳的《<聊斋志异) 研究》、何满子《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任访秋《<聊斋志异>的思想性及艺术性》等等。
第二阶段: 80 年代的研究。
80年代是古代文学研究模式的转变时期,同时也是《聊斋》研究的丰收时期.山东大学成立了蒲松龄研究室,先后出版了四辑的《蒲松龄研究集刊》,淄博市成立了蒲松龄研究所,并出版了《蒲松龄研究》季刊,全国性的学术性讨论会和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
随着对蒲松龄与《聊斋》研究的重视和深人,一系列关于《聊斋》女性形象与婚恋问题的专论出现了。
如夏给弩《(聊斋志异)关于妇女的解放思想及其矛盾》,唐富龄《论<聊斋志异> 对爱情题材的拓展》,孙一珍《<聊斋志异>女性的心灵美》,赵美科《略论蒲松龄的爱情观》,辜美高《蒲松龄的妇女、爱情与婚姻观》等论文,都将《聊斋》中的女性篇章独立出来
作深人的研究。
且角度各异,观点新颖独到,打破了前期研究相对沉闷的局面。
孙
文指出蒲松龄“着意从妇女真挚的感情、美好的理想、高尚的品德等方面来提示人
物心灵美,”并从四个方面作析:一、“表现少女的真情实感和生活理想”。
二、“着
意女子的才智”,三、“复仇女性“,四、“济困扶危,成人之美”的女性形象。
赵文
认为哎聊斋》中大量女性形象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反映了初期民主主义思想因素,
书中那些大胆追求情爱,追求个性解放的男女正是《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形
象出现的先驱,指出了从《聊斋》到《红楼梦》关于女性理想的一脉相承性。
文指
出,蒲松龄因受时代的局限,认为女子必须三从四德、理家育儿,但又受晚明启蒙思
潮的影响,对妇女的观点有较崭新的看法:批判男尊女卑,并歌颂女子的才能,主要
表现在对女子的“文才”、“武艺”与“胆识”的歌颂与肯定。
李文则从结构模式和
美学特征着眼,指出《聊斋》爱情题材的作品存在着三种结构模式:一、“情爱的主
体是男性”,二、“女性作为男性情爱的客体,其身份不限于人,多为神妖狐鬼,三、“不论女主人公身份多么怪异,婚恋皆以世俗方式进行”,并指出,这三种结构模式
作为一种传统审美方式是在魏晋以来的长期文化背景中形成的。
可见,这一阶段的研究较细致、深入,不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聊斋》中女
性形象的现实意义,而且看到了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第三阶段:90年代至今,随着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聊斋》的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广、拓深。
《聊斋》女性研究的视角开始转向创作过程和创作心理,深人蒲松龄的内心世界,联系其生平遭际和思想,分析他在女性形象上的寄托。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不但对外界事物进行反映,同时,还将外界事物进行了主体的审识化。
文
学作品在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同时也融注了作家个体生命的理解、意志与情感。
文
学批评中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说,前面二个阶段的研究在这一点
上尚有所欠缺,这一阶段的论文则加强了这一方面的研究。
伟大的作品都是相通的,因
为它们都展现着普遍人性。
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高峰的《聊斋》与白话长篇小说高峰《红楼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通之处在于对“情”的态度。
两者都强调“知己之
爱”,强调精神契合在爱情中的重要性,而且两位作家都把赞美的笔调给了女性形象:
大观园内众姐妹自是天下女儿的精英,蒲松龄笔下的女性也大都比男性更出色,她们既有如花美貌,冰雪聪明,而情操又那么高尚。
徐子余《蒲松龄与曹雪芹》等文章论述了
这种相通。
王海燕《“文人小说”视野下的<聊斋志异>与<红楼梦>》从文人小说自我抒写的特点入手,以文本为中心,从作家与作品的联系把握作品,认为文人作家由小说获得了新的发言方式,通过作品关注人生、对人的本体存在进行反思,个人抒写中表现出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承当意识。
并试图借此种研究方法开拓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与现代
文学研究接轨的新思维。
出现了王平的专著《聊斋创作心理研究》,单篇论文如翁容《<聊斋志异>爱模
式的深层意识》、徐大年《被压抑自我的精神投射—也谈<聊斋志异>中书生的感情
遇合》、安国梁《<聊斋志异)婚恋问题新探》、艾军《突破与回归—从两种女性形
象的塑造看蒲松龄的文化心态》,李椒琴《从<聊斋>中的人妖世界看蒲松龄的精神
自慰》、朱振武《(聊斋志异》创作心理论略》, 台湾王溢嘉《欲望交响曲—<聊斋
志异)狐妖故事的心理学探索》等等. 这些论文一致对曾经被人们深信不疑的蒲松
龄的“进步”女性观提出了质疑,发蒲氏内心之隐微,认为蒲松龄屡试不中,科举无着,加上长期乡间的坐馆生活. 使他经常处于苦闷、无聊之中, 因此他借《聊斋》
创作以抒“孤愤”,从中寻求心理慰藉。
而其中的女性形象正充当着他的理想载体,
饱含着他在人生失意后被压抑在意识深处的某些欲望、动机和理想。
如翁文指出:“在《聊斋》的情爱模式中,不管是男女角色的安排,还是恋爱情节的推进, 始终
受到蒲松龄深层意识的影响。
其中的爱情模式反映出蒲松龄心灵深处的矛盾冲突,
以及他对现实压抑的反击。
更重要性的是, 在这种看似进步的情爱模式中, 我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