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有什么涵义？
雷蒙。

高斯（Raymond Geuss）依据意识形态在感情色彩上的差异，把意识形态分为三类：第一，中性意义（或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人们把它当作一个描述性概念，以分析一定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不论真假是非，不做价值判断。

现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常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

既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信仰体系和宗教仪式等，也包括一切精神现象、心理现象、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综合。

第二，贬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ejorative sense），主要是指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意识形态”概念。

它把人类的一切精神思想文学艺术活动都看成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从而否定它自诩、自命的普遍真理性，揭示它曲解社会存在并进而维护某些特定团体的利益的根本特征。

第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建设性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和工人处境的思想体系。

它是在揭穿虚假意识的基础上，所做的建设性工作。

无产阶级之所以急于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是因为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至关重要，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便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真理性。

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分类：基于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背景，曼海姆把意识形态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定意识形态（particular ideology），一类是整体意识形态（total ideology）。

前者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某些集团的私利；后者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并不在于现实利益的掩饰和遮盖，而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架构和主体的认知态度。

前者的作用范围是个别人的心理，后者的作用范围是整体化的社会舆论。

前者总是对敌对派思想的一部分提出质询，后者则是对其整体提出挑战。

前者建立在对各种观念的心理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在认识论——本体论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前者重在研究个人行为，后者重在研究集体行为。

根据不同意识形态理论的知识背景和历史发展，把意识形态分为四大类：
1、认识论意义上（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

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一词是法国18世纪末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提出来的，他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也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把握这个概念。

它是建立在感觉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

特拉西首创了“意识形态”一词，并赋予其“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的意义，认为它的使命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与边界、认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等认识论最为基本的问题。

2、社会学意义上（soci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就会把它看成是一套在某个特定社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观念体系，它在社会和谐、社会控制、社会动员方面都能发挥巨大作用。

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还可以为一个特定的目标、一套特定的价值进行辩护（或进行批判），还可以使一定的政治权力合法化（当然也可以非合法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可能赋予“意识形态”一词以贬义色彩，也可以赋予它中性意义。

3、一般心理学意义上（psych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

把它看作是控制个人情绪的工具。

弗洛伊德那里，宗教就是意识形态，认为宗教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创伤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它虽然治不了病，却能给人提供一种幻觉（illusion），是人类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安宁而制造出来的“虚假意识”。

撒顿（Francis X。

Sutton）认为意识形态是对心理紧张的一种回应，而心理紧张来源于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难题，每个人都要应付各种各样的难题，每个人在日常性地扮演自己角色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相互冲突的需求和莫名其妙的情形。

角色塑造了人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扮演角色的人产生了心理的紧张和焦虑。

为了消除紧张和焦虑，人需要寻找恰当的“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意
识形态就能起这样的作用。

4、文化心理学意义上（psychocultur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

狄翁（Leon Dion）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具有一定整合性的文化和精神的结构”，是一定价值规范的模式，这个模式既有客观性（文化）又有主观性（精神）。

“个人或团体以它为基础设计政治蓝图，以便实现他们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高度评价过的抱负和理想。

”格尔茨（Clifford Geerts）对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十分不满，他想建立一个更加适当的非价值性的理论框架来处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

他从符号和符号行为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至少是部分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各种符号是如何符号化的？它们是如何调停各种意义而不使其相互矛盾的？”其基本假设是：思想是由符号体系的建构与操纵构成的。

符号体系，不论是认知性的还是表情性的，都是信息的内在资源。

人类生活就是根据符号体系予以模式化的，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人类的内在资源十分贫乏。

符号体系是感知、判断、操纵世界的非个人性的机制。

文化模式，无论是宗教科学还是意识形态，都是一些纲要（programs），它为社会或心理过程的实现提供蓝图。

“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图解性意象的建构，人使自己或好或坏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

”总之，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心理紧张的回应，它还是指导人类政治生活的文
化符号体系。

窃以为，其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的色彩。

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形态的蒙蔽——“解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

“解蔽”的思想萌芽：柏拉图的“洞穴说”，后来培根又提出了“假相说”。

启蒙运动之所以为启蒙运动，在于它要去除人类信中的愚昧；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也表现在他勇于揭穿谎言并暴露真实的现实关系和现实利益；胡塞尔的精神现象学，主张把支配人们头脑的各种先入之见“悬置”起来，以解除精神上的蒙蔽；海德格尔把存在的本真状态理解为“解蔽状态”，存在的过程就是不断解蔽的过程。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的两条理论传统：一条是注重讨论认识真假的认识论传统（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卢卡奇及一些新近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意识形态看做幻觉、歪曲和神秘化）；另一条是关注意识形态社会功用胜于关注其真实性或非真实性的社会学传统。

在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中，这两条充满矛盾的不同理论传统似乎得到了同等重要的强调，从而使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呈现出认识论思想和社会学思想互相交叉的复杂状况。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是从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开始的。

马克思接着黑格尔对精神异化的揭示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但将对意识领域的异化批判转入对个人所处的物质关系的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借用拖拉西的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对其意义进行了改造。

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发生、发展、变化和消亡是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史、与社会经济
制度的不断变革相联系的。

不但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基础和存在倾向（“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而且提出意识本质上是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实践
用途之一就是生成幻象和神秘，以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或社会结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

由此可见，马克思这时候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以下特征：具有意义的指向性；并没有自身绝对独立的历史“意识形态没有历史”（非历史性、永恒性）；本质上受统治阶级思想支配；掩盖或扭曲现实的不公正，并为现实的合理化做有意无意的辩护。

但在这里，马克思是辩证看待这个概念的，他似乎认同拿破仑的态度，对意识形态持否定、批判态度，但他也赞同法国意识形态家们对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批判，反对将观念神秘化的倾向。

这里他既有认识论的传统，也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意味的作用。

他看到意识形态本质是实践的，具有其物质产生条件。

在《形态》中，马克思将“一般意识形态”看成是某种社会为维持自己的存在和运转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现象，属于耸立于社会生产条件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

在这里意识形态指的是那些自由漂浮于它们的物质基础之上却否认基础存在的思想观念，是我们应该揭穿和批判的幻象。

但还没有直接指出意识形态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无意识性或结构性），总的来说，认为这是统治阶级有意识的产物。

随后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意识形态的内容被具体化，指的是创建于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上的各种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

他指出了资产阶级形成的基础和矛盾本性，还阐明其演变规律。

1．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及其矛盾本性。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依赖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发展条件，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

这个革命自身是矛盾的：它本来不过是一种社会对抗的形式去代替另一种社会对抗的形式，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只有通过广泛地动员群众，组织他们进行革命斗争，才能实现历史发展所必需的反封建变革，因而又需要广泛的群众性。

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必然具有矛盾的本性：
（1）以虚假的形式反映客观现实。

在反映和论证反封建的社会变革的客观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中，由于要把资产阶级特有的、本质上是自私狭隘的阶级利益表达为人民的普遍利益，因而使资产阶级意识在一开始便具有幻想的特征。

它使抽象的理性原则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它始终沉浸在自我陶醉中而缺乏真正的自我批评。

尽管是一种幻想，它仍然反映了真实的历史过程，即消灭封建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性。

其幻想的方式中仍然包含了部分真理性的内容，即在推翻封建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它给充满了英雄行为的革命群众提供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

（2）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现实斗争的旗帜。

为了模糊现实斗争的阶级实质和真实内容，资产阶级必须从历史传统中寻找精神支柱。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
（3）内部结构的矛盾性。

意识形态的各种要素（知识和价值、抽象理论和实际策略、思想家和阶级等）都以矛盾的形式组合在一起。

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演变规律
（1）结构的多元化倾向。

在资产阶级革命上升时期，其意识形态的主体（思想家和阶级）还基本一致的话，那么当它转向反革命时，这个主体自身也发生了分裂。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
（2）幻想作用的改变。

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其意识形态的幻想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掩盖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内容，同时，1848年革命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想，已经丧失了革命的思想动力的作用而转变为纯粹的辩护意识。

幻想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其主要攻击目标已经不是封建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它不得不抛弃传统意识形态中的
民主性精华。

“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奇了它。

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当它继续制造美化资本主义的幻想时，就是美化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因而丧失了任何推动历史的思想动力的作用。

这只有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用阿尔都塞的话说，看到了意识形态的结构性、无声的一面。

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建立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深入，他认为意识形态错觉不仅是扭曲的思想观念或“虚假意识”的产物，而且是阶级社会本身物质结构所固有（必然产生）的东西。

马克思在19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终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基础上建立来的新的社会结构观，表明了社会存在的基本图式：从社会生产，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到社会意识形态。

这说明马克思已经不再将意识形态简单看成带有贬义色彩的虚假或歪曲幻象，而更重视从唯物史观为意识形态定位，更重视揭示构成意识形态虚假性或歪曲性的社会关系根源。

不再纠缠于对意识形态是否真实的追究和批判，而更加重视揭露和消灭造成意识形态虚伪性的真实物质条件。

意识形态范畴已经被纳入到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框架中（这成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起点），而意识形态研究也因此发生了真正的转向，即不能只停留在社会学的分析、真与假的揭示上，它更具体地表明观念如何与现实的物质条件相联系，如何遮盖或掩饰现实物质条件，如何用其他形式移置它们，虚假地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把它们明显地转成一种自然的、不变的、普遍的状态。

在这里，马克思将对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政治斗争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同时具有更新认识（认识论）与政治实践（激进改造）的双重意义。

正因为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纳入到社会生产关系当中去进行讨论，使得意识形态概念不再只代表虚假意识或欺骗意识，而成为构成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重要概念。

马克思对意识与权力、意识与语言表达之间密切关系的精辟论述，都使得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入，直接影响到阿尔都塞等追随者的意识形态观。

此外，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法学背后所隐蔽的深层意识形态欺骗性进行了更深入的揭示，并论述了艺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都深化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三大拜物教的批判，对人类学、东方社会研究和共产主义社会研究中的种种意识形态偏见的批判，对意识形态滞后性的批判都丰富了人们对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解。

总而言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和虚假性产生根源的批判，真正奠定了正确理解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论线索和理论基础，对后世各派思想家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马克思既从认识论角度戳穿了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又指明了彻底铲除产生虚假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