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南宗顿悟成佛论研究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 1999年　第1期

惠能南宗顿悟成佛论研究

洪修平Ξ3

摘　要:顿悟成佛论是惠能南宗禅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惠能将佛教禅学的中国

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相区别的显著标志。惠能继承了东山法门中顿悟心性的倾向,并在

以般若释心性的同时,将其发展为置于不假渐修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既

与东山门下各系明显地区分了出来,又开创了中国禅的新阶段。惠能所说的成佛,其实只是

一种主观精神上觉悟和超脱的境界,并不脱离众生世间和世俗的生活。惠能通过融摄般若学

和佛性论,以人们的当下之心为依持,把禅修、悟境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使出世的佛教立

足于现实的土地上,开出了东山法门的新义,促成了南宗禅在全国的传播。

关键词:惠能南宗　顿悟　成佛

成佛,是大乘佛教的最高理想,它十分深刻地表达了人们渴望从现实生活的种种束缚

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向往。为了帮助人们去追求并实现成佛的最高理想,大乘佛教提出

了许多不同的修行方法,但证得智慧,觉悟真理,从而解脱成佛,这始终是各家共同的目

标。

佛教所说的悟,既不是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也不是指通过逻辑的推理而

获得新的知识,而是在一瞬间彻底了悟人生的本质,洞察宇宙的实相,与万法的本体冥然

相合。这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豁然开朗,是超越时空、不可言说的精神体验。在中国佛

教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得成佛”的说法占主导地位,因而依持本觉的自性(佛性),通

过禅修而觉悟成佛,成为修禅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但众生凭藉本有的佛性如何觉悟成佛,

需要经过什么阶段,经历多少时间,也就是“顿悟”还是“渐悟”的问题,却在中国佛教中有

过长期的争论。中国禅宗南宗的创始人惠能是顿悟论的主要代表,他的顿悟成佛论成为

中国佛教的一个代表性观点。

所谓顿悟就是于瞬间领悟宇宙实相之理,而实相在众生身上即体现为佛性,众生佛性

为烦恼所障而不为众生所见,一旦顿悟断惑,佛性便得显现。因此,众生证悟实相也就是

反归自身本性,亦即“见性成佛”。惠能作为一个宗教家,他不会也不可能设想通过社会改

革来实现人的解放,他所强调的只是要人返归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人的生命主体的能动

“觉性”上寻找解脱的内在根据。以佛教的基本教义为指导,在改变心理,转因素“心性”、

换观念的基础上使人的精神面貌产生升华与飞跃,这是惠能顿悟成佛论的根本精神。

Ξ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

顿悟既是惠能禅学思想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惠能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

向极至,以与印度禅根本区别的显著标志。胡适在论述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时,曾特别

指出中印禅法在顿渐上的区别:“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

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

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

果。”[1]

然而,当我们追本溯源的时候就会发现,顿悟说其实并非惠能始创,它在中国佛教中

也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在传统佛教中,无论是“见道”还是“修道”,一般都以“渐进”为

主,要求学道者“精勤修习,……渐得解脱”[2],但也不是没有“顿悟”思想。在早期佛典《阿含经》中就已有这样的说法:“如是精进住故,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如是修

习不久,当得速尽诸漏。”[3]《楞伽经》中也说:“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即可“顿现

无相无有所有清净境界。”[4]在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提出顿悟说的是魏晋时期的般若学

者。由于般若学比较偏重证悟宇宙实相,因而东晋著名般若学者道安等人就联系菩萨的

“十地”[5]而提出了顿悟说。但他们的顿悟说都立顿悟于“七地”,即认为在七地以前的修

行都是渐悟的过程,到了七地,才得有小飞跃,即顿悟,但这时仍需继续进修三位,才能进

入大飞跃,成就佛的果位。这种顿悟说认为七地以前需渐次修学,七地以后还得继续修,

因而相对于竺道生立顿悟于“十地”的大顿悟而被称为“小顿悟”。据硕法师的《三论游意

义》载:“用小顿悟师有六家也。一肇师,二支道林师,三真安　师,四邪通师,五匡山远师,

六道安师也。此师等云七地以上悟无生忍也。”[6]晋宋时的竺道生则“孤明先发”立“大顿

悟”,他认为,既还需要从七地修至十地,那所谓的“小顿悟”实际上仍是渐而非顿。他主张

“从生死至金刚心,皆是梦,金刚后心豁然大悟。无复所见也。”[7]即认为十地之内皆无

悟,十地之后方得大悟。自竺道生大倡顿悟义后,顿悟说在中土佛教中就一直占有很重要

的地位。

南北朝佛性论兴起以后,禅与佛性思潮相合,实相与自性相融,在自性本觉的基础上

展开的中国禅,禅修的内容主要趋于自性自悟,形式上则从渐修渐悟发展到随缘而行的顿

悟解脱。例如南朝时有宝和尚,他修禅不拘形式,言谈不落名相,行住坐卧,任心而为,

表现出了中国禅者特有的老庄风度。他的名言“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牛觅牛”,强调要从

心性中寻找修行解脱之道,反映了当时禅学的一种趋势。与他同时的傅大士也同样有着

体现顿悟精神的禅风。据说有一次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他才升座,以尺挥按一

下,便“讲经竟”而下座,使众人皆愕然。傅大士主要是以此来表达不可言说、当下即悟的

道理,这与惠能在刹那间移西方于目前的示范是十分的相似。禅修内容与形式的变化造

就了中土独特的禅风,也为惠能顿悟禅的出世准备了条件。

顿悟倾向的出现,使中国佛教的修行观出现了新的气象。隋唐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国

化的佛教各个宗派,虽然兼融顿渐,以圆为究竟,却都是视顿高于渐的。例如主张“顿渐相

“顿渐泯合”[8]的天台宗智者大师立“五时八教”,其中“化仪四教”是依众生根机之利资”、

钝而设的,为钝根人说的渐教显然浅于为利根人说的顿教。华严宗人为抬高《华严》而将

《法华》之顿贬为渐中之顿,将《法华》之圆斥之为“渐圆”,认为只有《华严》之顿才是顿中之

顿,《华严》之圆才是“顿圆”[9],显然,此宗也是视顿高于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