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混沌美学特征

中国画的混沌美学特征

“混沌”是古老的中国哲学、美学范畴中的概念。古代所讲的“混沌”主要是用于描述宇宙自然的原初存在方式。老子《道德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又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老子提出的“混”，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恍恍惚惚，若存若亡，无所不通又无所不往，先于天地而生存。老子称其为“道”，体现了宇宙自然的“周行”循环、变化统一、“独立”存在而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规律性特征。“道”作为中国哲学、美学的最高范畴，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石，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人文思想和审美观念。

西汉《易纬·乾凿度》云：“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沌。浑沌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东汉《白虎通义·天地》云：“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混沌（浑沌），虚幻、模糊、迷离，是宇宙之初始，自然之素朴，是天地尚未形成之时，“气、形、质”相抱未分离的状态。《论衡·谈天篇》又曰：“元气未分，浑沌为一。”浑沌又是元气未分，阴阳合一的气化状态。混沌并非是唯心的或神化的，它超越了宇宙万物的具体状态，是客观的、朴素的物质本原结构，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包含超感知、超体验因素。古人的哲学意识表达了宇宙自然本原的规律性，使原始混沌的宇宙观同时具有很深刻的科学性。

混沌大道的宇宙观应用于美学和中国画学，积聚了自然、人生、艺术、时空于一体。天人合一的本真意蕴，体现出中国艺术与宇宙本原统一的那种博大雄浑、神完气足、神秘莫测、妙不可言的审美风貌。中国画的混沌美首先在艺术形式上表现为朦胧性、随机性的混沌特征。中国水墨境界的突出特征就是用虚幻、朦胧、含蓄的水晕墨章，表达宇宙物象的不可言其形、不可名其状的混沌性。清代画家石涛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述了笔墨的本质与自然混沌的统一性，其《画语录》指出：“笔与墨会是为，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得笔墨之会，解之分，作辟混沌。”灵、动、生、逸皆绘画的变化之美，这些生动的变化得之于对笔墨阴阳、交合、混沌合一的乾坤鸿之理，表明了中国画笔墨非状物性、非言说性的创作法则与自然生命混沌运动多样化统一规律的主从关系。“笔墨之会”、“不分”其实就是和谐以及阴阳相抱又难舍难分的混沌状态。石涛的混沌“一画论”包含着深刻的老庄道论的思想。混沌之美需要借助水墨的感觉，通过审美经验的直觉、想象、情感、理智因素来领悟其中的奥妙，所以它超越具体、超越可感的声音形象。通过“一画”通贯艺术境界、人生境界和天地境界。水墨技法讲究随机性，即主张“胸无成竹”、“法无定法”、“自有我法”、“无法而法”、随兴即来、自由想象、任意延伸、神与物游、与天地同节、与万物同构。泼墨、破墨、落墨、染墨、宿墨、积墨、没骨等自由渗透的、随机成形的技法皆可利用，顺乎自然，发于天机，浑然万象，得意传神。没有预设的效果，没有固定的结构，没有可重复的情节，随机而作，随变生趣，因势而得无意识经验。清代郑板桥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皆随“落笔倏作变相”而发展。“倏”即速度很快，来不及想象，倏若闪电，不可预测和控制。他强调“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意在笔先”是有序的、理性的，“趣在法外”则是无序的、偶然的、非理性的。非理性思维具有较强的跳跃性和突发性，出人意表，妙笔生花。突出了水墨画创作是超越法度、化机灵动、充满不可预料之情的随机变化过程。

中国画在艺术个体素质方面强调悟性、灵性、突发性、超常性、非逻辑性的混沌特征。审美经验的“悟”从内在本质上，从个体艺术敏感能力、艺术想象能力素质方面控制和掌握着人的各种心理经验形式，艺术“悟”性显示出超乎寻常的非自觉性特征。中国绘画、书法艺术都要求创作主体具有很高的悟性，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反思，艺术创造的想象、灵感方面常常表现为非等量加合性的质变特点。也就是说，中国画的功力并不完全是按时间加合而成的，不是人人苦修就定能成佛。许多人一生苦练某一种书体、画法，但没有灵性，不仅终生不悟，反而把丑的、俗的、刻板的因素当作法宝，其量的积累最终不能导致质变。中国画更讲究顿悟、妙悟，迁想妙得，心有灵犀，神领意造，恍然大悟。艺术的领悟、灵感的闪现、“兴”情的触发往往通过很微小的艺术因素，一闪而过，顿开茅塞。“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艺术的悟性、灵性、突发性有时借助艺术之外的“初

始”的敏感，奇思妙想，一点即破。“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担夫争道”、“公孙氏舞剑器”、“败墙张素”、“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屋漏痕、折钗股、锥画沙”等与艺术有多少直接关系？艺术家的敏感和悟性，使之引发出艺术的“蝴蝶效应”（很微小的气象初始条件，也会使天气发生急剧变化），导致艺术暴风雨式的巨变。艺术家又往往借助醉、颠、迷、狂、痴、梦、春意等形式启动想象，勃发灵机。绘画成为人生感悟、情性体验的载体，艺术的展开几乎处于完全无意识、无目的的状态之中，忘知忘我，超乎象外。由此，精神更加自由，情性更为放浪，乘物游心又弃物逍遥。

中国画在把握自然观念和艺术创作观念上，追求“物以类聚”的混沌特征，主张“随色象类，曲得其情”（王延寿《文考赋画》）、“应物象形”、“随类赋彩”（谢赫《画品》）。即按照自然物质的本性、结构、节律、种属关系等，用形而上的类比方法，从复杂的物质现象中概括、抽取、分辨、归结，推类出具有普遍性的属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周易·系辞上》）。用“类聚”沟通事物无穷无尽的变化情节，用“象物”抽象并“赋”予物质“类别”的形象观念和色彩观念。非直接具体的状物描摹，在“随类”、“象类”变化中获得“完形”的真情。另外传统的五色观与五行宇宙观是与时空对应的，一色对一行、一方、一时。在整体统一的思维模式下，强调构成形式美的多种因素的“杂”、“乱”，在变化中求统一，在统一中得变化。所谓“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考工记·画缋》），即表明要统杂、糅杂“四时”的时间与“五色之位”的空间变化性，时空错杂，不杂不乱不足以为美。“五色不乱，孰为文采！”（《庄子·马蹄》）中国画提倡在一定高度上治乱、统杂，统治局部的突变、发散、分叉、分衍、涨落、背离、变异、奇异、动荡、错落等变化因素，用广阔的艺术心胸容纳错综复杂的万象品类，杂而有章，形散意不散，由无序到有序，使艺术的多元变化节奏与宇宙时空的生命节律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