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

概述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又叫后殖民批判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事实上，与其说后殖民主义是一系列理论和教义的策源地，不如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或“理论批评策略的集合体”。在其中，所有的话语实践都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种种后果”。

特质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特质可以归纳为：

1. 后殖民主义话语主要是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研究。这里的差异主要是指原宗主国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之间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复杂关系。

2. 后殖民主义特别倚重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学说。按照这样一种学说，世界上的任何“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较量。[3]

3. 后殖民主义否认一切主导叙述（Master-narratives），认为一切主导叙事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此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基本任务。与此相关联，对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发展观念的质疑和批判是其重要特点之一。

4. 后殖民主义对全部的“基础的”历史写作予以否定，认为一种基础的视角总是通过一种“同一性”而压制了“异质性”。这样，后殖民主义拒绝了资本主义这一“基础的范畴”，也否定了作为一个范畴的“第三世界”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结构。[1]

5. 后殖民主义把批评的注意力由“民族起源”(national origin)转向“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它的着眼角度在于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对它来说，混杂性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差异性。

6. 总体而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从而开拓了文化研究的新阶段。[1]

3.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

西方特权视角下的世界

西方中心主义是从一种特定的特权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的。通过把世界从空间上划分为作为世界中心和唯一意义源泉的欧美与“笼罩在黑暗愚昧的阴影之中”的、“成为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蛮的象征”的剩下其他地区。通过运用一套复杂的语言与修辞策略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如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

理性、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等，对世界加以描述。正如赛义德所说，“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同的‟；因为西方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而且西方以这种宰制的架构来围堵、再现东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似乎就成为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构成的历史，而叙述者绝对是站在所谓“文明”一方的。

贯穿时间的目的论叙事

西方中心主义还从时间上设定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叙事，即世界的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作为“世界中心”的西方享有对历史的唯一叙述权利。从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罗马帝国，黑暗的中世纪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资本主义发展史，这个叙事开始并终结于西方的经典文化，西方成为“上帝的选民”，整个世界被归入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奴隶性状态。这个叙事方式不仅模糊了西方文明内部的混杂性，而且还最大限度地淡化了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从这种叙事中所能得到的必然推论是：西方的进步完全源于其内在的特质：科学理性、新教伦理，工业革命，议会民主，市场经济等，对于殖民主义在西方发展史上并不光彩的作用只字不提。[4]

西方文化普遍化情节下的种族优越论

西方中心主义还抱有西方文化的普遍化情结，它时而利用种族优越性把自身作为规范强加于内部及外部的“他者”，时而又掩盖其种族优越性使自身成为一种隐形规范。在西方的强势文化面前，“东方”失去了古老神奇迷人的光环而沦落为现代“灰姑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退却、宗主国已经无力左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事物的时候，这种优越意识却并入文化的领域，通过借助规训的力量而日益强大起来，这也就是后殖民理论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化的力量由于久已有之的原因，常常容易被与政治的或经济的因素被区分开来进行论述，而事实却早已证明，并不存在任何超越了时代政治或经济因素的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本身，就只可能产生于一个与之对应的特定的社会之中。

4.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

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前意共领导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权”（又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理论与法侬（Franz Fanon，1925-1961）的“民族文化”理论对于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则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话题。

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或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这个词的希腊文和拉丁文表达分别是“egemon”和“egemonia”,这个词最初来自希腊文，指来自于别的国家的统治，到了19世纪以后才被广泛用于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

到了葛兰西手中，这个词开始被用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而这种支配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的这样一面：通过大众认可进行统治的方式。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间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控制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因此，文化霸权首要的不是一个争夺“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使自身领导合法化的问题。[5]因此，就必须借助于政治与文化的力量，超越自身经济的局限性，体现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统治。因此，文化霸权是一项全面的统治工程，既是一个文化或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这说明了一个后殖民主义的主要问题，即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尽管直接的政治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年之内基本结束，但是其对于殖民地人民的经济与文化掌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也是后殖民主义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西方因其政治权力而对东方的重构过程中东方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知识──权力

“权力──知识”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哲学的核心之一。福柯的“权力──知识”的思想创造了一种解剖整个现代社会将身体政治化的“生命政治学”，这种生命政治学是对极权制度以及现代社会中的法西斯主义因素的微观运行机制的分析，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政治的观察和理解的基本模式，在社会理论、法学、哲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中都引起了研究范式的革命。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几何。福柯的权力不是某个集团、某个主体的所有物，权力永远是关系中的权力，只有在和另外的力发生关系时才存在。在《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中，福柯表明了人仅是一种由话语生产出来的形式，而在《规训与惩戒》中，福柯进而指出，主体不仅是一种知识形式，它更是一种权力的建构，它通过一整套技术、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对躯体和灵魂进行塑造。这种积极的权力还表现在知识的生产，权力同知识结成同盟，互相促进，权力操控着知识的生产，知识反过来又帮助权力扩张社会控制。因此，没有中立的、完全客观的知识，知识无不受到权力的浸染。所谓的“真理”实际上是权力的产物。

福柯突破了从宏观上分析权力的传统，转而从微观的角度对权力的性质、功用和运作方式进行了剖析，而这种微观的、弥散的权力并非无所不能，不能加以反抗，恰恰相反，福柯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这种权力观正是后殖民主义汲取营养的重要土壤，一种构建在西方殖民霸权之上的、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话语暴力，不仅使殖民地文化殖民化，更重要的是，构建在西方叙事上的文化观念使被殖民的民族产生一种被强制的文化认同感，后殖民主义就是试图解构这一建构在不平等话语上的权力──知识体系。[2]

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根基上逆生出来，在70年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