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全观
摘要:清末新政，即20世纪初的新政改革，指的是清政府于1901--1905年，面对内忧外患的危机局势，为求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系列新政改革运动。

这些改革是清朝统治者留给我们的最后的东西，虽然，这些改革以失败告终，并未改变清政府衰败的结局，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了解它的始末，总结他失败的原因，探究它的性质及它与晚清其他几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关系，对于我们研究晚清历史仍然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和价值。

关键词：清末新政；背景；现代化；失败原因；关系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包括1901年1月开始的新政改革和1904年实行的“预备立宪”运动两个主要部分，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所做的最后的一件值得我们深思的事。

因为从此之后，直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接受条件，正是退位为止，清政府再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有影响力的活动，就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清末新政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它的始末，弄清其发生的历史背景，探寻它的性质，以及新政与洋务运动等晚清重要改革的关系，从而透过这一事件更好地把握晚清时局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全面把握当时的历史。

下面，本文就从清政府推出新政的社会背景，新政失败的原因以及新政的历史意义，新政的性质，新政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关系几个问题入手，结合现代的研究成果，从整体着眼来“全面观察”一下
这一事件！
一推出新政的历史背景
新政的产生是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的必然结果与产物，引发这一事件的原因有很多,但下面几个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对新政起到直接推动作用的便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

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之乱”，发生于19世纪末期，是中国人民掀起的一场空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此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帜。

时各省多闻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愤，闻灭洋说，争鼓吹之。

……”[1]义和团从山东迅速蔓延及直隶等地，渐成为一种巨大社会力量。

清政府掌权者—慈禧太后与端王載漪，企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打击外国侵略者，遂对外宣战。

他们的宣战举动直接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在战争中，慈禧太后协光绪帝及有关大臣外逃至西安，就是他们在逃至西安时，光绪帝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集思广益，用以去弊扶衰”[2]，或保荐人材，或“整军经武”[3]。

“自经剧变后，群臣立言新政，乃开经济特科，诏天下辨学，命张百熙为学务大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以翟鸿机为尚书，新政渐繁与焉。

”[4]这是慈禧太后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结果。

其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国在华
[1]《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庚子国变记》，第三页，上海书店1930年版复印
[2]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537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550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4]《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庚子国变记》，第十九页，上海书店1930年版复印
的统治势力进一步扩张：（一）外国开设银行，全面操控中国金融；（二）海关管理权全部丧失；（三）交通权利被列强全面把持；（四）通过强制贷款控制中国的财政；（五）列强享有的政治上的特权及外国教会势力的扩张。

清政府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迫使清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保证、维护它的统治。

第三，此时期，社会矛盾尖锐。

被光绪皇帝称为“乱民”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给社会带来了同样的严重经济社会损失，再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京津地区出现了“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

……参无人理”[5]的悲惨局面。

很多官员被杀，人人自危，难以生存。

这些问题都使慈禧太后等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要保住清王朝统治，改革在所难免，于是新政便应运而生。

二新政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虽然新政的目的是“固皇位”、“弭内乱”、“轻外患”，但反而起到了加速清朝灭亡的催化效果，它对于清政府来说是一场失败的改革，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的落后，很多问题如管制改革并未触及封建专制的整套统治机构，提出了“五不议”之说，即军机处、内务府、八旗、翰林院、太监之事不议，因此并为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并且很多措施都流于形式，并为真正的实行过。

第二，清政府统治腐朽，官员贪污成风，道德败坏。

清政府[5]《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庚子国变记》，第七页，上海书店1930年版复印
吏治腐败人尽皆知，卖官鬻爵，贿赂成风，上下其手，政策不行，使很多新政的政策流于“一纸空文”。

其中以中上层官员最甚，最典型的是庆亲王奕劻，光绪“三十年三月，御史蒋式瑆奏：户部设立银行，招商入股。

臣风闻上年十一月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

奕劻自简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

”[6]
第三，清吏以此为契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形式上是改革，实际上是集百姓之资以充自身之财。

梁启超于1910年曾在《上清贝勒书》中指出，“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民之膏脂以自肥，数年来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烦,为古今中外所谓闻,人民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

”
第四，从新政运动的政策中，我们也可了解到其失败原因还在于它培植了新的革命力量，正是自己培养起来的人材们如蔡锷、李烈钧、李书城、蒋百里等，最后将其推向灭亡。

“编练新军，培养了反清的中坚力量”，“废除科举, 却使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壮大”，“发展实业, 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清朝封建统治的掘墓人”，“立宪运动,离心离德”
[7]，这些政策起到的是加速清朝灭亡的反作用。

第五，清朝统治者的才能有限。

慈禧太后见识短浅，思想保守，重视玩弄权术以巩固自己的权势，无兴国之才，更无强国之能。

光绪皇帝虽有见识有远见，却完全被慈禧太后控制。

在西逃过程中，虽有
[6]赵尔巽，《清史稿》，第三十二页
[7]荆惠兰、刘永伟《变革中的衰亡-----清末新政再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22
时询问其意见，但回宫之后，“乃渐恶如前，公使夫人入宫有欲见帝，召帝至，但侍立不得发一言。

帝不得问朝政……”[8]
虽然，这次改革没能使清政府的统治得以延续，失败了，但是关于其失败的看法与研究也在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产生新的观点，有关此问题研究的视角也大相径庭。

郭世佑先生首先定义了何为新政的“失败”，“所谓新政的失败，主要指清朝统治者的失败，并非新政物化成果的彻底毁灭与新政历史作用的消失。

”在此基础上，他将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到“人”即新政实施者清王朝，“‘新政本身没有错，但是‘新政’的主持者不行……慈禧太后的后继者载沣等人不是尽力地化解矛盾，而是激发矛盾，在较大程度上引发了反清革命高潮的到来。

”[9]所以，我们要全面地、客观地分析清末实行的一系列新政措施。

从改革的诸多措施中，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承认，这场运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现代化。

1901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会衔联上三折，系统提出变法内容和步骤，新政的几个主要方面是：一，编练新军；二，政治机构改革，裁汰冗官冗衙；三，改革科举制，兴学育才；四，振兴商业，奖励事业。

这些措施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的近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汪太生、程乃胜从动力来源来分析近代中国宪政现代化模式，认为“近代宪政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其精髓是通过权力的分
[8]《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庚子国变记》，第十九页，上海书店1930年版复印
[9]郭世佑.《清末“新政”中断的主要原因及其他》，浙江社会科学. 1999,
立的限制，尤其是国家最高权力，保障公民权利。

”[10]在新政中近代化最明显的便是在预备立宪运动过程中是设立了“资政院”和各地的“咨议局”，虽然这并未起到实效，也抛出了“皇族内阁”（在13个内阁总理大臣和内阁政务大臣中，满族占7个，汉族4个）的幌子，但是，但是，确实注意到来民主问题，人民要求民权的思想与意识也是在此时产生的，使全国人民的思想受到了一次重要的洗礼，即使新政并未对经济、社会产生过多的实质性影响，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在促使我国近代化的积极的一面。

三新政的性质
清末新政虽然效仿西方采取了一些近代化的措施，但其还是一场封建地主及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其目的是维护满清贵族在中国的统治。

首先，从新政改革的主持者来看，慈禧在新政中起主导作用，其改革意愿直接导致了新政的开展及转向预备立宪运动。

新政的主持者是奕劻、李鸿章、荣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而预备立宪的倡导者是张之洞、周馥以及载泽为代表的出洋考察“五大臣”。

这些人，全部是封建地主官僚和封建贵族，其中大部分是洋务派代表人物，仍然严格遵循洋务派的宗旨“中体西用”，没有产生一个新的阶级来领导。

第二，从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目的来看。

此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维护清王的统治而被迫采取的措施。

新政中这种思想体现不太明显，但是预备立宪的目标很明确，五大臣说服慈禧太后的理由便[10]汪太生、程乃胜，《从动力来源看中国宪政现代化的模式》，法考译论，2007
是此策有使清王朝“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这便将其目的解释的淋漓尽致。

第三，从其改革的措施和实行结果来看。

清末新政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虽很多问题涉及到了社会的近代化，但是从预备立宪一事我们也可察觉到，这次改革不会使中国摆脱内忧外患的状况，从立宪初期的“五不议”和皇族内阁事件就可看出清廷不会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搞彻底的改革运动。

再从其执行过程来看，很多官僚上下其手，并未严格执行朝廷的决议，这便致使很多的措施流于一纸空文，并未真正实行，他们并没有将新政当作一件伟业，而是视之为一种权宜之计，而慈禧太后则仅仅企图通过此事来安享晚年，至于结果怎样她会不关心。

所以，这样的维护封建统治的运动，虽带有近代化因素，也不会取得成功。

四新政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关系三者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现代学者研究与争论的重点内容，各位学者众说纷纭，各有见地，莫衷一是。

长期以来，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是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之间的内在联系全盘否定，将洋务运动视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是“秉承洋人旨意的‘借法自强’运动”；将戊戌变法看作是无知无能的文人的“乱搞”；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视为一场“政治大骗局”。

但是，最近又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三者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

陈振江先生在研究此问题时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以及清
末的新政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并将其称为“晚清新政”运动。

认为“洋务运动是晚清新政的发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戊戌变法运动是洋务运动的升华、政治改革的初步尝试与启蒙运动的初步形成”；“20世纪初的新政改革是晚清新政改革的复兴与发展”；“破天荒的立宪政体改革是晚清新政改革的巅峰与终结”。

[11]
他将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视为晚清新政改革的初级阶段；19世纪90年代的戊戌变法则是晚清新政改革运动的深入和发展；1901年开始的新政改革，是戊戌变法的深入和继续和深化，为政体改革提供了准备；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则是一场以政体改革为核心的维新变法运动，也是晚清新政改革的终结[12]。

这种提法是比较客观比较全面的。

因为我们从1840年起清政府的所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的措施、目的、实施者、具体国情等各个方面不难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以求摆脱亡国危机，维护清王朝统治。

并且，虽然我们国家未能向日本那样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齐头并进，进行彻底而卓有成效的改革，但我们的改革也是沿着这几个方面在进步，在摸索。

洋务运动是在器物方面学习西方，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便深入到了制度层面，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它们之间是有一定的继承性的。

即使没有成功，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变化，从而全面了解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有其发生的
[11]陈振江，《清史论丛----论洋务新政与立宪政体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5年号
[12]]陈振江，《清史论丛----论洋务新政与立宪政体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5年号
根源与价值，清末新政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有关注的必要，全面的客观的了解这一事件，使我们在现实社会也可以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好地进行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