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范式研究

第24卷第2期孝感学院学报VOL.24　NO.2　2004年3月JOURNAL　OF　XIAO G AN　UNIV ERSITY MAR.2004　

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范式研究

申小龙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　要:19世纪中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发展中呈现出范式的多元化,其边缘性范式是词源学、语言古生物学和古典语文学,其主流范式是自然主义学派。边缘性范式扩展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主流范式提出并实践了历史比较法的主要原理。文章在探讨各种范式的历史功能的基础上,对主流范式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历史比较语言学;边缘范式;主流范式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544(2004)02-0067-07

19世纪中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发展中呈现出范式的多元化。在多元的学术范式中,自然主义学派是其主流范式,词源学、语言古生物学和古典语文学是其边缘范式。前者提出并实践了历史比较法的主要原理,后者扩展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本文探讨各种范式的历史功能,并对主流范式作系统地梳理和深刻的反思。

一、边缘范式:词源学和语言古生物学

19世纪初为语言的历史比较打下基础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用大量丰富的语言材料一扫弥漫于18世纪的理论空谈,并且将当时科学研究中先进的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运用于语言研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又都自觉地与印欧语的谱系关系这一时代理念相联系。他们在“印欧语”这块新开辟的沃土上开荒播种,收获了累累硕果。在他们的影响下,19世纪第二个三分之一年代,德国及欧洲各国涌动起对各种语言作历史比较研究的热潮。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到的波特和库恩,就是两位杰出的代表。他们都令人瞩目地扩展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领域。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1802-1887)是德国哲学博士,曾师从于葆朴。他是葆朴提出的理论和方法的积极拥戴者。他的《印度—日耳曼语系领域内的近代词源学研究》(第1版2卷,1833-1836年;第2版6卷,1859-1876年)对印欧系语言从整体上作语音比较研究,尤其描述了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和哥特语的历史音变,并将语音和词义结合起来,探求印欧系语言的词源。他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词源研究如果没有亲属语言之间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就没有可靠的基础;语音定律的历史性是开启词源线索的科学的钥匙。波特创立了以印欧语有关词语语音对应为基础的近代词源学,同时也深化了印欧语的比较语音学。

波特的著作具有词源词典的属性。他集中印欧语系语言中共有的375个词根,依据每一个词根的词音和词形变化,探求其词源。波特的著作又具有比较语音史的属性。他特别提出要区分两种语音对应:一种是表面上对应齐整而实际上偶然出现的对应,例如英语的“bad”(坏)和现代波斯语的“bad”(坏)之间的对应是偶然的,因为这个词在古代伊朗语中的形式证明二者没有联系。另一种是表面上看不出对应而实际上相符的对应,例如现代波斯语“xvāhar”(姐妹)和英语的“sister”,它们在词源上是同源的。这是非常成熟的比较语音学见解。由于波特搜集了极其丰富的词源对比资料,并且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揭示出各种

收稿日期:2004-02-11

作者简介:申小龙(1952-　),男,浙江杭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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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的语音转换,索绪尔认为他的研究“使语言

学家获得了大量的材料”[1](P13)

,后来以语音研究见长的青年语法学派也把波特视为他们的学术先驱之一。

阿达尔拜特・库恩(Adalbert Kuhn ,1812-1881)从古生物学的角度扩展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他的工作是利用文献语言材料来探索古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包括民族的起源、民族的生活、民族之间的历史交往和语言借用、民族的地理分布等。在他的探索中,词义成为重要的民族生态环境线索。如果印欧语文献语言中有或没有表示古代生态现象的某种词汇,就据此认定当时有或没有此种现象或对此种现象的认识。由此,他建立了作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分支的语言古生物学。参与这方面研究的还有马・缪勒等。库恩建立的另一个分支是比较神话学。此外,他和奥弗列赫特于1852年还共同创办了《比较语言学杂志》。

库恩的语言古生物学基于当时流行的对梵语的“终极标准”的信念,这种信念确认梵语是任何语言形式中最古老、最丰富的,甚至是一切亲缘语言的终极母语,因此,梵语里面有着打开一切无法

解释的秘密的“宝贝钥匙”。[2](P141)

但怎样确定梵语的词汇?怎样确定梵语词汇的意义?语言古生物学在确定梵语的词汇时只是依据以往的词典和自己的猜想,在确定梵语的词义时仅仅依据梵语词在某个印欧语言中衍变的词义。这是非常不科学的。另外,词汇的发展演变除了语言本身的分化流变外,社会文化的发展也会使词汇形式发生变化。所以,想要单纯根据语言形式本身来“复原”古生物状态,是靠不住的,更不要说这些形式往往是虚构的,无从证明的。而且,把梵语认定为终极母语本身就是一种臆想。语言生物学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将语言形式的探讨和古代生态环境的物质样本、民间文学、口头传说结合起来。俄国语言学家拉・绍尔认为,库恩的语言古生物学研究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崇尚的语音的历史比较来看,是失败的,但从语言的类型学比较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类型学的比较需打破语言的谱系学分类,这“同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观点决然断绝关系”。所以“语言古生物学”的尝试受挫后,“只不过使得大多数语言学家更加集中精力于语

音方面的历史比较研究罢了”[2](P115)

。

二、边缘范式:古典语文学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语言学史一瞥”中曾提到的乔治・古尔提乌斯(G eorges Cur 2

tius ,1820-1885)也是德国语言学家。他曾经创办和主编《莱比锡古典语文学研究》杂志。在当时,古典语文学阵营对以梵语为重点的比较语言学一直是“疑惑地注视着”,不予承认。这里有种种原因:

首先,古典语文学本身已经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它有自己的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研究语言的方法和理论,也曾结出了累累硕果。丹麦语言学家威廉・汤姆逊说过:“大致应当说,欧洲的语法体系直到19世纪,都是奠基于希腊人的语言学说及其在罗马国土的本体之上的。这方面的证据之一就是语法术语,其中大多数术语都与古时相同。即使是后世新兴的术语……大都不过是旧名称的新译……而很少是以语言范畴更新的、更恰当的

理解为基础构成的。”[2](P59)

这样一种成熟的学术范式,是不太容易轻易接受新的研究范式的。

其次,比较语言学过度地“技术化”。比较语言学的比较往往仅仅出于比较的目的而忽视语言事实,并由此得出许多关于古典语言形式尤其是古典语文学熟悉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大胆而不切实际的假说,令古典语文学家瞠目结舌。比较的方法成了一种纯粹技巧的游戏和炫耀,古典语文学家从中读出了“肤浅”二字。其三,比较语言学过度地“梵语化”。比较语言学过于夸大了梵语的意义。他们或者认为梵语的形式比一切语言形式都更丰富更古老,或者认为梵语是一切亲缘语言的母语。这种对梵语中发现的语言现象的过度执迷和崇信,使他们看不清真实存在的语言历史和事实。事实上,梵语在结构上的“古老”程度,一点不比其他语言例如希腊语强。对于那些一开始来势汹汹,且煞有介事的梵语本位主义,古典语文学家惊吓之余,从中读出了“虚妄”二字。索绪尔认为古典语文学这种疑惑正是由于比较语言学的致命缺陷,即“这个阶段缺少一种语言观,或至少没有一种正确的、可接受的和合乎情理的语言学观点,它的研究方法纯粹是比较的”,因而“人们不能完全责备语文学传统对待比较语言学家所采取的几乎敌意的态度,因为后者所遵循的原则本身实际上未带来什么革新,也未使人们从扩展现实的视野中看到什么好处”。[3](P13)

然而,古尔提乌斯这位古典语文学阵营中的学者却不囿于语文学的成见,一直坚持用历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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