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石造像遗物研究述评
石刻文物调研报告
石刻文物调研报告石刻文物调研报告石刻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为了深入了解石刻文物的价值和保护现状，本次调研走访了几个著名的石刻文物遗址。
首先，我们来到了鲁迅纪念馆，与其园区中的石刻碑文。
这些石刻碑文以鲁迅先生的名言为主题，记录了他的思想和文化观念。
石刻文物的题材多样，包括人物形象、动植物图案、文字和符号等。
这些石刻碑文不仅是为了纪念鲁迅先生，更是展示了他的思想和人格魅力。
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和自然磨损，部分石刻碑文已经出现了破损和褪色的现象，亟需进行保护修复工作，以防止文化遗产的流失。
其次，我们参观了龙门石窟，这是我国著名的佛教石窟。
龙门石窟的主要特点是其丰富的佛教题材，如佛像、菩萨、经文等。
石刻碑文的制作技术高超，精细之处令人叹为观止。
同时，龙门石窟的保存情况也值得关注。
由于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部分石刻碑文已经受到了损害，并需要进行专业的修复和保护。
最后，我们来到了敦煌莫高窟，这是著名的艺术宝库。
莫高窟里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石刻，内容涵盖了佛教故事、宗教仪式和人物形象等。
石刻碑文的艺术性和文化价值非常高，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敦煌莫高窟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保护工作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特别是干旱气候和风沙的侵蚀，严重威胁着石刻文物的保存。
综上所述，石刻文物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和文化价值。
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和自然因素的影响，石刻文物面临着保护的困境。
为了保护石刻文物，我们应该加大力度进行维修和保护工作，并加强公众的文化教育，提高人们对石刻文物的重视和保护意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
北魏平城民间佛教信仰心态研究——以云冈石窟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最新哲学类】
本文试图通过对现存北魏云冈石窟造像记内容的综合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探求 这一时期本地民众佛教信仰内容与嬗变，百姓心理追求及其信仰与本土观念、佛教教 义间的关系。文章由北魏平城民众的世界观切入，具体研究了北魏民众信仰的非系统 性与其礼佛行为下的皇权主义与家族主义观念，揭示了其时民众是如何在他们本来观 念的背景下接受佛教的，在他们固有信仰下他们是如何接受佛教概念并将之本土化， 之后平城民众的信仰观念在佛教影响下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研究使平城民众佛教信 仰的实质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ｄｅ印一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ｍ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ｐａｙ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Ｂｕｄｄｈａ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ｌｌｅ ｉｎｅｒｔ锄ｃｅ ａ１１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１０ｃａｌｉｓｍ．Ｔｈｒｏｕ曲龇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ｏｎ ｄｉ仃ｅｒｅｎｔ ｂｅ似ｅｅｎ ｔｈｅ仃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史称武州（周）山石窟寺，又称灵岩寺，云冈之说始于明 代中后期，由西域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开凿，大多数石窟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 历时四五十年，用工难以数计。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浸润在北魏 的文化“土壤”里。云冈石窟特别把古代犍陀罗艺术和笈多艺术，与中华民族传统艺 术相互转化、相互融合，发展成为独具风格的中国佛教石窟艺术，形成了“云冈风格”。 《魏书·释老志》对云冈石窟的开凿做了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 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 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①，并赞 其“雕饰奇伟，冠于一世”②。云冈石窟工程浩瀚，内容丰富，价值珍贵，绝非程式 化的解说词可表达清楚。
浅述南北朝佛造像
220作者简介：秦欣欣（1988— ），女，汉族，河南新乡人，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文博研究。
东汉末年，佛教从遥远的印度传入中国大地，佛造像亦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开始了其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灿烂历史。
佛造像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受不同历史阶段政治背景、宗教发展、文化艺术以及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不同朝代体现出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长期混乱和充满变革的时期，更是佛教文化深入传播发展的时期。
长期动荡的社会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社会安定的向往，对普度众生的期盼，佛教在这一时期进入兴盛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基本遍布中原。
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
佛教文化的发展促使了佛造像雕塑艺术在这一时期日益繁荣，大量的佛造像出现，开窟造像，斫石刻像，成为一时的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造像从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向中原地区风格演变。
从北魏时期的粗犷古朴、安静内敛的风格逐渐过渡到后来俊秀瘦长、飘逸洒脱的“秀骨清像”风格，发展至东西魏和北周北齐时期，又逐渐向风格多变向敦厚朴实过渡，为隋唐佛造像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一、南北朝佛造像的典型形式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由于在时间上跨度过大，经历了王朝数度更替，统治阶级重视的程度不一，以及所受民族文化的不同影响，前后有着明显的区别。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造像艺术不断进步，形式上更是丰富多彩。
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水平远胜于之前，甚至某种程度上讲不逊于唐、宋，不同地区、不同时代造像艺术风格精彩纷呈，各有千秋，“秀骨清像”“面短而艳”“曹衣出水”交替占据着那时的艺坛。
石刻造像是随着石窟的流行而出现的，开始以大型造像为主，之后开始流行小型可移动的石造像，其风格、特征与同期石窟造像基本一致。
北朝时期盛行小型造像、造像碑等，北魏早期佛像头部出现水波纹发譬，多身着广袖通肩大衣，年代较早的纹摺稀疏，线条较硬；稍晚的则纹摺密而柔软。
中国传统佛像雕塑造型研究
一、中国传统佛像雕塑发展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佛教雕塑等方面的艺术创造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在各大佛教圣地、寺院等地方都能看到栩栩如生的佛像雕塑，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代石匠技艺的高超，塑造的这些佛像是为弘扬佛法，为佛教修行而为。
中国的传统佛像雕塑源于深厚的文化氛围中，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存在，历史悠久，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体系，这从传统佛像雕塑的作品中都能体现出来，这是雕塑艺术的精髓所在，融汇着雕塑独有的特色，这些雕塑记载着中国文化的演变，凝聚着民族文化的传承。
1、传统佛像雕塑产生最早的佛像产生源自于古希腊文化，其雕塑技艺的传入对中国传统佛像的出现有着深远的意义，这让中国的传教艺术家和民间石匠都为之震撼，吸取希腊的人体艺术表现形式，以人物形象来表现佛。
当公元一世纪左右大乘佛教思想的形成让中国的艺术家们认识到制造和供奉佛像能积累功德，是高超的修行，因此建造制作佛像的热潮由此开始。
2、传统佛像雕塑流传佛像艺术传人中国后，最先在新疆地区出现佛像，最早的风格以粗放线条为主，色彩单调，风格粗糙。
随着佛像雕塑的流传，受到中国民间工匠的再创造，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佛像雕塑，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佛像艺术成为划时代的成就，这些在《历代名画记》中有所体现，那时所创造的佛像真实体现人们生活理想、审美情趣，成为南北朝时代的典型特征。
到了北魏时期受政府的保护和提倡，佛教发展迅速，此阶段佛像造型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成为里程碑，有着鲜明时代特征。
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明显转变，让中国佛像雕塑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五代宋之后，在佛像中还出现许多罗汉雕塑，此时的佛像已吸收了浓厚的中国色彩，融合中华民族特有的风格，已成为代表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产物。
二、各朝代佛像雕塑造型1、北魏时期雕像特征北魏时期雕塑的佛像最著名的莫过于山西大同云冈，河南洛阳龙门两大石窟，其规模巨大，气势宏伟，是北魏时期佛像雕塑的代表作。
北魏时期受南北战乱的影响，人们都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佛教上，因此那个时代的佛像雕塑都有尊贵无极珍的地位，让佛像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无论官民都造佛像保平安。
四川荣县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研究
四川荣县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研究作者：唐睿来源：《艺术研究》2014年第02期摘要：荣县大佛及其周边摩崖造像群规模庞大，雕刻精美，具有晚唐巴蜀地区佛教石刻造像的典型特征。
由于风化和人为破坏严重，妨碍了相关研究的系统和深化。
归纳清楚荣县大佛及周边摩崖造像群出现的历史成因、修造年代和造像类型，有助于确立荣县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群的历史价值，以期引起对其加强修缮与保护的意识。
关键词：荣县大佛摩崖造像罗汉洞二佛崖历史成因荣县，古称荣州，唐武德元年（618年）置，治公井县，“取荣德山为名”。
①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和义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荣州，辖境相当于今四川省自贡、威远、荣县等市县地。
宋绍熙元年（1190年）升荣州为绍熙府，宋末府县俱废。
元末复置，不领县。
明洪武六年（1373年）属嘉定府，洪武九年（1376年）降为县，属嘉定州。
荣县自唐代以来佛教文化氛围浓厚，寺庙及石刻造像遍及城乡，主要分布在大佛岩、罗汉洞、二佛岩、千佛崖、小井沟五处。
笔者不揣固陋，就荣县摩崖石刻佛教造像问题提出一点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荣县大佛修造年代及类型考证荣县大佛坐落于荣县城区东郊真如岩，俗称“大佛岩”。
陆游曾于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十月摄知荣州，诗中称真如岩为东山，故又名东山大佛②。
其通高36.67米，头长8.76米，肩宽12.67米，膝高12米，脚宽3.8米，是仅次于乐山大佛的世界第二大石刻佛像。
荣县大佛至今未发现其造像碑记，相关史料又互有抵牾，具体的建造年代、由何人主持修建、修建的目的等都不明确，目前学界主要有建于唐代或宋代两种观点。
“唐代”说，较早见于清雍正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之《方舆汇编·职方典》记载：“大佛山，在县南一里，唐人刻大佛，与山齐。
架殿十层，高四十七丈，阔十五丈。
”③之后的史料中，清乾隆《荣县志》、清同治《嘉定府志》及清《重建梵刹》碑中都有大佛刻于唐代的记载，专家们据此推测荣县大佛造于晚唐时期。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报告怎么写
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报告怎么写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报告怎么写引言：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云冈镇的悬崖峭壁上，是中国著名的石窟艺术宝库之一。
自公元460年始，历经多个朝代的建造和维修，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云冈石窟以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工艺和丰富多样的主题而闻名于世，是中国古代造像艺术的杰作之一。
本报告旨在对云冈石窟进行研究和分析，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其历史背景、艺术特点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一、石窟历史和背景云冈石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是由北魏皇帝拓跋珪主导兴建的。
当时，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并成为统一国家的重要信仰之一。
云冈石窟作为皇家佛教石窟，不仅是皇族崇拜佛教的象征，也是宣扬佛教教义和北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随着历代王朝的更迭，云冈石窟的修建和维护工作陆续进行，直到现在，形成了由东、中、西三组石窟群共252个石窟洞窟组成的庞大规模。
二、石窟的艺术特点1. 窟内壁画：云冈石窟的壁画是其最为突出的艺术特点之一。
壁画绘画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样，包括佛教故事、佛陀的生平事迹、梵文经文的插图等。
壁画的图案精美细致，色彩鲜艳，呈现出动态生动的效果。
特别是在石窟31和石窟103中，有着极具创造力和艺术价值的典范作品。
2. 石窟造像：云冈石窟的石窟造像以巨型佛像为主，包括方丈佛、坐佛、卧佛等多种形态。
这些佛像一般都是由巨大的石块雕刻而成，高度可达到18米左右。
造像技法高超，形象逼真，体现出雕塑家的高超技艺和对佛教教义的深入理解。
其中，石窟5和石窟20是最具代表性和独特性的佛像。
三、云冈石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云冈石窟作为中国佛教艺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云冈石窟的艺术风格和技法对后世的石窟艺术产生巨大影响，成为其他石窟的发展模式。
其次，石窟中壁画的描绘了佛教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还为后人提供了了解佛教文化的珍贵和独特资料。
最后，云冈石窟的保存和维护工作，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的瑰宝，为后世的研究和欣赏提供了机会和基础。
北朝石刻艺术的瑰宝——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
1996年10月，山东青州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博物馆南的龙兴寺遗址上，抢救性发掘了一处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佛教造像400余尊。
这批佛教造像，时间跨度大，涉及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宋各时期；材质众多，有石灰石、花岗岩、汉白玉、陶、铁、木、泥质。
造像数量众多，贴金彩绘保存完好，雕刻技法精美，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它是1949年以来，继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大批佛教造像之后，又一轰动海内外的佛教考古重大发现，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
它是佛教在中国兴衰历程的一处最集中的见证，是被称为改写中国美术史和传播史的重要遗存。
龙兴寺是青州著名的千年古刹。
据元代益都人于钦所著《齐乘》记载：“龙兴寺府城西北隅修身坊，宋碑，碑阴金人刻曰：宋元嘉二年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赐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改曰长乐，又曰道藏。
则天天授二年改名大云。
唐中宗时改为中兴，宗开元十八年始号龙兴。
今寺内有饭客鼓架，寺东淘迷涧……寺有北齐八分碑，制刻精妙。
碑阴大刻四字，曰龙兴之寺，是唐人续刻者。
”宋元以来，代为名刹。
在龙兴寺遗址上还出土了一件长1.22米，直径0.8米的唐代盘龙石柱，也可证明当年龙兴寺建筑规格之高和建筑之宏伟。
龙兴寺窖藏造像从形式来说，有单体佛、菩萨、佛菩萨三尊像、佛菩萨弟子五尊像。
北魏末期至东魏期间，以佛菩萨三尊像居多。
主北朝石刻艺术的瑰宝——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佛教造像邸刚 孙铭涛1.永恒的微笑尊通常着比较厚重的双领下垂式袈裟，菩萨的配饰相对简单。
造像碑底部都雕刻有两条呼之欲出的螭龙形象。
这是青州造像碑最显著的特色。
螭龙都在主尊莲花座两侧，螭首由小变大，到后期发展为昂首扬鬃、四爪强健、形体完整的螭龙形象，特点明显。
碑尖上的顶部雕刻火焰、飞天和佛塔等形式。
飞天主要有伎乐、舞蹈和托塔等三种。
北齐时期圆雕单体造像数量最多。
轻薄贴体服饰中透露出优美的肌体轮廓，四肢与躯干之间凿空或较深凹入，突现出躯体造型的立体感，肌体的隆起度与力量感比前一阶段显著增强。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探析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探析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是中国佛教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其精美的雕刻工艺和丰富的内容表现，展现出了北魏时期佛教文化和艺术的独特风貌。
本文将从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特点、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析，以期带领读者一窥北魏时期佛教石刻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
一、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特点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黄金时期，而佛教石刻造像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在北魏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逐渐达到高峰，成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佛教石刻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呈现出了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形制丰富、造型生动。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包括了佛像、菩萨像、罗汉像等各种形制，其中以佛像最为常见。
这些石刻造像造型大胆生动，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展现出了北魏时期艺术家的高超雕刻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
其次是内容丰富、题材广泛。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所雕刻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佛教经典故事、佛教传说和佛教思想等。
这些内容涉及到了佛教的各个方面，为当时人们提供了了解佛教、信仰佛教的重要途径，也为后人了解当时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最后是工艺精湛、雕刻精细。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艺术家们在雕刻技艺上十分精湛，他们能够将佛教故事和思想通过石刻造像生动地呈现出来。
他们不仅注重整体的雕刻效果，还注重细节的处理，使得石刻造像在保存了艺术家的雕刻特点的展现了北魏石刻造像的高度艺术价值。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这个朝代的兴起和发展，为佛教石刻造像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北魏时期，由于民族融合和文化传播，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逐渐达到了高峰。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南北各个地区都有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成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佛教石刻造像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传播空间和社会基础。
与此北魏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为佛教石刻造像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在北魏时期，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这就为佛教石刻的雕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支持。
庆阳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地位论文
论庆阳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的地位庆阳位于甘肃东部，习称“陇东”。
庆阳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庆阳就有了早期人类活动，并创造了旧石器文化，我国的第一块旧石器就是1920年在庆阳华池县上里原乡赵家岔的洞洞沟发现的，它的发现粉碎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文化的谬论。
到目前为止，庆阳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八处[1]，说明大约在距今十至二十万年前后陇东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了。
到了新石器时代，庆阳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丰富的新石器文化，据考古发现的资料，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千处，文化类型有仰韶文化、齐家文化[2]，说明大约五、六千年前，庆阳先民就开始了原始渔猎、原始农业、原始手工业及原始艺术等经济、文化活动。
商周时期，庆阳地区是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活动的区域，在合水、宁县发现的寺洼文化遗址（距今约3370年），就是土著的羌人文化[3]。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戎狄之间”即指今庆阳地区。
不窋——鞠——公刘三代在庆阳一带教民稼穑，开创了华夏农耕文化的先河，史称“周道之兴始于此”[4]。
因此庆阳地区是北方草原文化和和中原农业文化交汇的地区，这也是庆阳历史文化的一个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义渠戎国统治的地区[5]，秦灭义渠后在此设郡，直至清代两千多年，这一地区先后设郡、府、州、县[6]，随中华民族文明的演进而发展，其间文臣、武将、学者辈出，他们都是庆阳古老文明和文化的代表，说明庆阳地区有着古老的文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庆阳的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艺术正是在这片肥沃的历史文化土壤中传播和发展的。
一、庆阳石窟造像是在全国上下倡扬佛教的历史条件下开创的，并随着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而发展。
庆阳自秦以来就归于中央王朝的统治和管辖之下，此后其历史文化的兴衰必然受到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文化的影响。
庆阳地处古代长安西北，据今西安市200多公里。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探析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探析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是中国佛教石刻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其特点是造像形态庄重肃穆，线条流畅，技法熟练。
这些石刻造像通常被用作宗教祭祀，既具有宗教意义，也具有艺术价值。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山西省和河南省一带。
这些造像多以佛陀、菩萨和阿罗汉等佛教神像为主题，既栩栩如生，又有独特的审美韵味。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是河北省正定县的佛洞造像。
佛洞造像是北魏时期建筑师和雕塑家团队共同创作的，为四川山峦冲破的造像，由于所使用的石料与周围的山石完全一致，给人一种天然石头生发而成的感觉。
造像高达17米，由佛像、菩萨像和阿罗汉像组成。
这些造像姿态各异，神态庄严，气势磅礴。
除了佛洞造像，山西省的晋祠也是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重要遗址之一。
晋祠的石刻造像主题多是佛陀和菩萨的故事，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
造像的手法多采用纹饰线条交错，更加突出了造像的艺术感。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在审美上注重对称、流畅和勾勒轮廓的深邃感。
造像的线条流畅而简洁，给人一种勃发出了巨大的力量和魅力的感觉。
佛陀的面容祥和，深邃的眼神给人以力量与智慧的触动。
菩萨的表情慈祥，身姿优雅，给人以安定与宁静的感觉。
阿罗汉的表情坚毅，身姿挺拔，给人以坚定与决心的感觉。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制作工艺非常精湛，多采用凿刻和浮雕的技法。
艺术家们运用凿刻技法将石块雕凿成各种线条和形象，使得造像生动鲜活，逼真至极。
浮雕技法使得造像更加具有层次感，给人一种立体感强烈的印象。
这些技法的运用使得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成为了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瑰宝。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不仅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遗产，也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杰作。
这些造像以其庄严肃穆和精湛的技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对于我们研究和欣赏中国古代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北魏时期佛教造像赏析
kaleidoscope 万花筒造像，指基于宗教信仰而制作的崇拜对象。
古时为生人、亡人或己身祈福，多有于僧寺或崖壁间镌石成佛像，也有以金属铸造成的铜造像。
北魏是鲜卑族拓跋珪建立的北方政权，也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王朝。
这个时期的佛教造像也是中国雕刻艺术的典范，其造像特征更具人性化，同时更贴近现实社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北魏时期佛教造像赏析河南博物院 王文析二佛并坐像二佛并坐像细节图kaleidoscope 万花筒骆道明造像AppreciatION 鉴赏·佛教文化AppreciatION 鉴赏·佛教文化二佛并坐像二佛并坐像，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此像为北魏时期青铜铸造。
在佛座上有二佛并肩结跏趺坐，高螺髻，面目清晰，有身光和圆形头光，阴线刻的衣纹繁缛细密，两肩和胸部衣纹呈阶梯状排列，垂于两侧，极具线条感，双手在腹前施禅定印。
莲瓣形火焰纹背光上端还铸有一半身佛像，形象与二坐像相似，也有火焰纹背光。
整个造像形象秀丽、简朴，堪称北魏时期造像精品。
在方形四足座上镌刻有“太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佛弟子李思为父母造佛”二十字铭文，“太和”为孝文帝拓跋宏的年号，“太和十一年”即公元487年。
从铭文可知，自称佛家弟子的李思为其父母祈福所铸，是一尊纪年精确到年月日的铜质造像。
时过境迁，中国第一个佛教文化发展高峰已悄然远去，李思是谁，他是什么人，这些显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历经千余年的信仰犹存于心，并且还会继续传承下去。
骆道明造像骆道明造像，北魏，高44厘米，石灰岩质，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造像为莲瓣形背屏式一佛二菩萨造像。
主尊头梳束发式高肉髻，圆形头光内高浮雕莲花瓣，面相丰润秀雅，两眼平视前方，双唇轻轻闭合，慈祥和善。
身着双领下垂式通肩大衣，内着僧祇支，右侧衣襟甩向左臂沿体侧下垂，在胸前形成“U”形纹；下着长裙，裙褶自然折叠展开形成燕尾，具韵律感。
手施无畏与愿印，跣足站立于覆莲座上。
二菩萨头戴宝冠,有桃形头光和圆形项光，面相方圆，颈戴桃形项饰。
龙门石窟佛教造像艺术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郊，香山和龙门山隔伊河相望，形似古代门阙，因此古称“伊阙”。
根据地质调查可知，龙门山体形成于距今20万年前，主要由白云岩和石灰岩构成，硬度适中，不仅适合开凿大型洞窟，也适合对造像与碑刻进行精雕细琢，加之北魏时期崇佛之风盛行，龙门周围环境清幽、利于僧尼静修，因此成为历代开窟造像之地。
以古阳洞为代表的石窟，是目前已知龙门石窟开凿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洞窟。
根据造像推断，部分造像开凿的时间应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左右，而大规模的营建活动发生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
此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等朝代，开凿时间共计400余年。
高树龛佛头（图1）北魏时期。
高32厘米，宽14厘米，厚12.5厘米。
头部饰螺髻，前额有白豪相，面庞清瘦，细眉上扬，微闭双眼，脖颈纤细，右肩偏袒，衣纹清晰，是北魏后期龙门石窟佛教造像艺术“秀骨清像”的典范。
高树龛是古阳洞北壁右侧的一座圆拱龛，这尊佛头属于其主佛释迦牟尼，他双手做禅定印，结跏趺坐，两侧为立姿协侍菩萨。
高树龛的造像题记为“龙门二十品”之一，全文共139字，刻于景明三年（502年），记载了高树等32人的造像经过和发愿内容。
这尊佛头曾在1907—1920年期间被盗，佛头流失国外，1991年被美籍华人陈哲敬购得，后来经多方努力，2005年陈哲敬老先生将它捐赠给中国，国宝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异乡漂泊。
狮子像头部（图2）北魏时期。
高12.1厘米，长21.5厘米，厚4.5厘米，1988年龙门西山火烧洞前保护工程清龙门石窟佛教造像艺术郑雅妹理出土。
虽然石材较薄，但五官依然立体，面部表情怒目利齿，透露着几分威严，运用了写实的表现手法。
狮子是从西域传入的物种，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安息国王派遣使者向中国进贡狮子，这是文献中对狮子最早的记载。
在佛教中，狮子是一种地位很高的动物。
释迦牟尼曾经在鹿野苑讲经说法，后来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将狮子形象刊刻于鹿野苑的石柱，因此在印度佛教中狮子会作为释迦牟尼的护法出现。
北魏时期佛教雕塑造像赏析
北魏时期佛教雕塑造像赏析作者：简晓东博⽂中展⽰的是北魏时期的“佛教雕塑造像”。
北魏（386年～557年）是北朝时代位于今⽇华北地区的第⼀个王朝。
⼜称后魏，拓跋魏，元魏。
拓跋鲜卑⽒建⽴，建都平城(今⼭西省⼤同市)。
439年，统⼀北⽅。
493年起迁都洛阳，皇帝改姓元。
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
东魏武定⼋年（550年），⾼洋废孝静帝，代东魏⾃⽴，建⽴北齐。
西魏于恭帝三年被权⾂宇⽂护逼迫禅位于其侄宇⽂觉，北魏历史正式宣告结束。
北魏佛教雕塑造像是中国雕刻艺术的典范。
北魏佛像的⼀个典型特征就是微笑，佛的微笑给⼈⼀种深邃之感，于宁静中透出百般的慈爱，平静中带有种种的关爱和⼈性美。
同后来的佛像相⽐，也正是由于北魏佛像除了宗教的圣洁之外还具备了这种当时社会⼈性化的美，所以，他更贴近现实社会，更容易博得⼤众的喜爱，因⽽更具有了艺术的感染⼒和⽣命⼒。
为历代佛教徒和佛教艺术研究者所仰慕。
从北魏建朝到534年灭亡时，北魏在中国境内开凿了⽆数佛像，其艺术造诣也都⾮常的深。
其中中国“四⼤⽯窟”中的⼭西云冈⽯窟就是北魏的开国帝王拓跋珪⼏百后燕太⼦慕容宝在398年定都平城后开始修建的，其造像粗犷、威严、雄壮。
同样是“四⼤⽯窟”之⼀的河南洛阳的龙门⽯窟是在孝⽂帝迁都洛阳后开始修建的，北魏时期⼈们崇尚以瘦为美，所以这时期的佛雕像也追求秀⾻清像式的艺术风格，造像⼤多趋向活泼、清秀、温和。
北魏⽯佛像（西安博物院藏）北魏⽯佛像（西安博物院藏）北魏⽯佛像（西安博物院藏）北魏⼤昌元年造像碑（西安博物院藏）北魏四⾯造像碑（西安博物院藏）北魏四⾯造像碑（西安博物院藏）北魏亭阁式造像塔（西安博物院藏）北魏⼤统三年造像碑（西安博物院藏）北魏背屏式弥勒菩萨造像（西安博物院藏）北魏⼀佛⼆菩萨造像碑（西安博物院藏）北魏始光五年背屏式弥勒菩萨造像（西安博物院藏）北魏景明四年杜供仁造像碑（西安博物院藏）北魏⼀佛⼆菩萨造像（西安博物院藏）北魏⼀佛⼆菩萨造像（西安博物院藏）北魏清信⼠郭⼝造像碑（西安博物院藏）北魏永兴三年造像碑（西安博物院藏）北魏永兴三年背屏式造像（西安博物院藏）北魏佛教残躯（西安博物院藏）。
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出土及流传状况述论
四川文物2014年第２期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出土及流传状况述论*董华锋（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何先红（四川博物院）摘要：1882～1954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曾先后5次出土南朝佛教造像。
这批造像出土后经历了复杂的流传过程。
1882年出土造像大多已流散至国外，其中所谓纪年最早的“元嘉二年”造像也需谨慎对待，故宫博物院藏元嘉二十五年造像似为唯一一件此次出土的造像。
1902年出土的大同七年造像已不知所踪。
1937、1953～1954年两次出土的造像有37件收藏于四川博物院，同时该院还藏有3件出土及入藏年代不明的南朝造像。
1945～1946年出土的造像今已无法得见。
碑刻文献中还记载有2件造像可能亦出自该遗址。
关键词：万佛寺遗址；南朝造像；四川博物院南北朝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
但相对于北朝丰富的佛教遗存而言，南朝的佛教遗存十分少见，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是目前发现的极其重要的资料。
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
然而，由于这些造像系清末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清代王懿荣《天壤阁笔记》最早记录了该遗址的造像出土情况，冯汉骥先生也曾对历次造像的出土和流传状况做过简要的介绍。
［1］2011年以来，在四川博物院的大力支持下，笔者联合相关人员对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南朝佛教造像进行了系统的整理。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努力厘清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历次的出土及流传状况。
成都万佛寺遗址位于今成都市一环路北二段与白马寺街交叉路口北侧。
此寺相传始建于东汉延熹年间（158耀167年），是成都著名古刹，从南朝至明代的千余年间香火不断。
根据文献和出土造像题记可知，南朝时此寺名安浦寺，唐代名净众寺，宋代改名为净因寺，明代时名净因寺、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明末毁于张献忠战火。
该遗址自清光绪八年(1882年)以来，多次出土各类佛教造像共计300余件。
关于隋代董钦鎏金佛造像探析
关于隋代董钦鎏金佛造像探析隋代董钦鎏金佛造像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之一，它不仅代表了隋代艺术的高度成就，也展现了中国古代工艺和宗教信仰的结合。
这件鎏金佛造像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对于研究隋代艺术和宗教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对隋代董钦鎏金佛造像进行探析，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它的历史、艺术和宗教意义。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隋代董钦鎏金佛造像的历史背景。
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而重要的朝代，开启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新阶段。
隋代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风气开放，这些特点都为雕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董钦佛造像应运而生。
董钦佛造像出土于陕西宜君县保普寺遗址，是隋代佛教造像中的杰作。
其保存完整，雕刻细致，造型精美，鎏金皆厚，是非常典型的隋代石雕佛像。
我们来探析隋代董钦鎏金佛造像的艺术特点。
它的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神态庄严，衣纹华丽，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董钦佛造像的鎏金工艺也十分精湛，金光闪亮，十分引人注目。
董钦佛造像的表情神态和衣纹雕刻都非常细致入微，表现了隋代艺术家们的高超技艺和审美水平。
这些艺术特点使得隋代董钦鎏金佛造像成为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一颗明珠，被誉为“石中黄金”，它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对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生动展示。
隋代董钦鎏金佛造像不仅在艺术上有着高超的造诣，而且在宗教意义上也具有重要价值。
佛教是一种重要的宗教信仰，它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艺术是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董钦佛造像作为隋代佛教造像的代表，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
在佛教的视角下，董钦佛造像不仅是一件艺术品，更是佛祖的化身，是对人们信仰的对象，是一种精神寄托。
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宗教文化，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隋代董钦鎏金佛造像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和佛教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的历史、艺术和宗教意义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通过对这一杰作的探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隋代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水平和宗教信仰状况，为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北朝佛教艺术的神韵——河北博物院藏曲阳修德寺遗址汉白玉石造像赏析
图 1：北魏正光二年张开造弥勒佛坐像
北朝佛教艺术的神韵
——河北博物院藏曲阳修德寺遗址汉白玉石造像赏析
吴晓静
理石作为重要石材资源
大很早就被开发利用，尤 其是白色大理石，因其
晶莹通透、色泽洁白而深受世人喜 爱与推崇，成为古今中外建筑和雕 刻的优选材料。我国白色大理石资
源丰富，品种多样，人们习惯上统 称其为汉白玉，并形成了几大著名 的产区，有北京房山、河北曲阳、
义廿六人等造弥勒像一躯，上为皇 家，下为边地众生，普同此愿。”
北 魏 正 光 三 年 菩 萨 立 像（ 图 3），通高 35 厘米，座长 14 厘米，
宽 12 厘米。 菩萨头戴方柱形冠，束冠缯带
自两肩下垂，圆脸，颈饰项圈，肩 挎帔帛，下着裙，裙外侈。右臂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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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当时北方佛教造像的雕塑艺术 水平，其造像风格显示了当时曲阳 汉白玉石造像的基本特征，有鲜明 的时代特色。这些纪年造像为我们 研究这段时期的佛教雕刻艺术提供 了珍贵的年代学标尺。
河北博物院收藏有曲阳修德寺 遗址出土的北朝汉白玉石造像 700 余件，笔者特遴选 15 件具有时代 特色的藏品加以赏介，便于大家了
曲阳发展成为我国北方汉白玉石造 像的发源地和雕造中心。
1953~1954 年， 曲 阳 修 德 寺 遗址出土汉白玉石造像 2200 余件， 内含有纪年造像 247 件，北朝时期 的纪年造像数量占绝大部分。这些 北朝时期的汉白玉石造像多为小型 造像，造像内容以弥勒、释迦佛、 观音、思惟菩萨为主。从纪年铭文 中可知，这批汉白玉石造像基本代
AppreciatION 鉴赏
图 8：东魏思惟菩萨像
佛教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影响分析
佛教对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影响分析作者：胡钢来源：《美术文献》2017年第03期[摘要]佛教自从传入中国就与我国的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随着文化的发展，佛教的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延伸。
我国雕塑艺术中就融入了佛教的元素和理念，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和消融，不仅突出了佛教的艺术成就，也使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得到更好的发展，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瑰宝。
本文主要就佛教对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佛教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影响中图分类号：J309文献识别码：A中国古代的佛教雕塑艺术源于对佛像的雕刻。
秦汉时期中国实现统一，社会经济得到稳固发展，雕塑艺术取得明显进步，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宇宙意识以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
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我国，并快速成为统治者教化民众的工具，因此对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山东藤县的六牙白象、四川乐山的大佛雕像等都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受佛教影响的见证。
一、中国古代佛教影响下的雕塑艺术演变过程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雕塑艺术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使我国雕塑艺术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延伸，各种佛教雕塑艺术品也开始涌现并成为中国艺术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
（一）魏晋时期佛教影响下的雕塑发展魏晋时期是我国古代雕塑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魏晋时期遗留下的雕塑作品中，我国北方的佛教石窟占很大的比例。
分析这些历史遗迹我们可以发现，雕塑师们在不断地借鉴和吸取国外的创作元素和理念，使中国的雕塑艺术语言得到极大的丰富。
比如云冈石窟的大佛坐像，是当时石造像的典型代表，体现出庄严浑朴的风格。
由于佛教是由印度传入我国，因此我国的佛像雕塑也充满印度的异域风格。
但是随着我国雕塑艺术的发展，在佛像的创造上也开始融入我国的传统文化，佛像的造型更加庄严、古朴，尤其浮雕更是雕塑史上的一个新的突破和创新，浮雕、刻线以及圆雕的有效融合使得雕塑作品的主题更加鲜明。
（二）南北朝时期佛教影响下的雕塑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更加广泛和深入，同时雕塑风格也受到了更强烈的影响，在雕塑的创作上开始融入外来的风格，使我国的雕塑从题材到艺术风格的表现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启了我国雕塑艺术发展的新篇章。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探析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探析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石刻造像的重要时期，主要集中在洛阳、开封、山西壶山等地。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在历史上与佛教艺术发展及北方传统石雕艺术结合，成为了中国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就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作品特点、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做简要探析。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以佛像、菩萨像、阿罗汉像为主，造型严谨，功能多样。
北魏时期佛教石刻造像最早集中在洛阳市，西澧寺石窟是其代表之一。
这些造像完全融合了佛教艺术和佛教信仰，与佛经、佛法交融在了一起，成为了佛教的传承与发展的催化剂。
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造型优美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造型美丽、线条流畅、姿态优美，其中以澧阳岩石刻的西澧寺和开封石窟的云岗石窟最为著名。
西澧寺的摩崖造像中，大多数是释迦牟尼（俗称“佛祖”）像，具有北魏石刻艺术的特点，大量的水墨画技法运用表现出半拍雕的特殊艺术效果。
二、细节描摹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细节描摹相当精细，例如云岗石窟的释迦牟尼像雕刻非常逼真细腻，将释迦牟尼的庄严、肃穆之气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严肃庄重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严肃庄重，专注和谐，彰显佛教艺术的崇高、渊深和大气，道出了佛教的人文思想和情感风格。
四、历史文化价值北魏石刻造像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珍贵的遗产之一，它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推动中国早期佛教流传的重要象征。
这些石刻造像，不仅是北魏时期佛教文化的重要实物证明，也是中华文化独特的艺术表达。
五、艺术创想的成就北魏佛教石刻造像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印度佛教造像艺术的传统，同时也加入了中国传统造像艺术的精髓，营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佛教造像艺术。
其融合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艺术创想，呈现了北魏文化的风采。
正因如此，北魏佛教石刻造像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珍贵遗产之一，对中国的佛教文化的发展和推广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窖藏佛教造像赏析
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窖藏佛教造像赏析—————作者：李柏华 Li Baihua翻译：陈楷沅 Chen Kaiyuan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和印度的印度河、恒河流域，同属世界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中印文化异地共生、交相辉映，同为人类文化的瑰宝，共同谱写了人类历史绚丽多彩的篇章。
I bacini fluviali dello Yangtze e del Fiume Giallo in Cina e dell’Indo e del Gange in India sono le culle delle antiche civiltà del mondo. Le culture cinese e indiana, pur essendo nate in luoghi diversi, coesistono e si illuminano a vicenda, rappresentando entrambe dei tesori della cultura umana. Insieme, hanno tessuto i capitoli colorati della storia umana.印度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有着深厚悠久的友谊。
中国引进了以佛教为标志的印度文化，并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不同领域与各个层次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直到今天，印度艺术，特别是佛教艺术的犍陀罗与笈多式佛像，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L’India è un vicino prossimo della Cina, con la quale ha un’amicizia profonda e di lunga durata. La Cina ha introdotto la cultura indiana, simboleggiata dal buddismo, e l’ha assimilata come parte integrante della cultura cinese, lasciando un’impronta profonda in vari campi e livelli della società. Fino ad oggi, l’arte indiana, in particolare l’arte buddista di Gandhara e le statue in stile Mathura, hanno avuto un impatto significativo sulla cultura e sull’arte cinese.中国，古称“九州”；青州为九州之一。
浅析北魏时期山东佛教造像艺术
使用 北魏 的年 号 。此基座 高仅有 １ 分 ， ０公 同时根 据
北 魏统治 山 东初 期 ， 经 战乱 ， 久 民不 聊 生 ， 发 造像记 ， 爆 鲍纂是定州常山人 （ 今河北正定 ） 所 以此 ，
了多次武 装起 义 。孝 文 帝 面对 山东 矛盾 不 断 激 化 ， 尊佛 造像 很可 能是 北 魏 占领 山东 以后 ， 由河 北 带 过 进行 了一 系列 改革 。 曾将 那里 的名 门望族 及百 姓北 来 的造像 ， 因此 基 座上 身 穿 护法 的供 养 人 的样 貌 不 迁代 郡 （ 大 同 ） 带 ， 称 “ 齐 户 ” “ 齐 民” 能看 做五 世纪 中 叶山东佛 教造像 的代 表 。 今 一 史 平 或 平 。 目前 传 世最 早 的山东 佛 教 造像 ， 刘 宋元 嘉 二 为 此举 ， 对南朝文化向北传播起到了较大作用 ， 对孝文 帝 随后 的改革起 到 了一定 的积极 影 响 。教 帝还 实行 十八 年 （ ５ ４ １年 ） 郡 （ 山东 Ｉ ） 国之 所 造 的 齐 今 临淄 刘
燕 的统 治 ， 战事不 断 ， 济 、 治发 展极不 安定 ， 经 政 百姓 ２ １ 刘 宋 时期 ． 生 活 困苦 。北 魏 献 文帝 皇 兴 三 年 （ ６ ４ ９年 ）北 魏 名 ， 山东地 区 出土 的有 明确 纪 年 的佛 教 造像 中 ， 以 将 慕容 白曜攻 陷东 阳 ， 山东纳 入 了北 魏版 图 ， 束 了 现 藏于 日本 东 京 书道 博 物 馆 的北 魏 太 平 真 君 三 年 结
兴盛起 来 。
比例过 大 、 肉髻 高 耸 ， 丝 细 密 ， 服 纹 式 呈 ｕ字 发 衣
山东佛 教 的重要 奠基人 是皇 始元 年 （ ５ ３ １年 ） 的 形 ， 层排 布 。工艺 技 法 上 与河 北 隆 化 文管 所 所藏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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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石造像遗物研究述评
通观中国佛教的各个派系的佛教美术作品，可以大致将中国的佛教造像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移动的佛教美术遗迹，如石窟寺造像；一类是可移动的佛教美术遗物，如石、金、铜制的佛像，此外还有部分的竹、木、牙雕造像可归入后一类。
中国佛教石造像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等省都有发现，其中河北，山东等地发现的造像最多，研究成果也比较有系统。
本文搜集大量考古发掘简报，对国内外石质佛像遗物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按照地理分布进行分别论述。
一、河北的石造像研究
1953年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中先后出土了2000多件石造像及造像残片，（1）杨伯达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曲阳县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风格和特征》对这批造像的时代背景、特征、信仰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
另外对这批石像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净杰、冯贺军、胡国强。
此三位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造像中的一些专门的题材如半跏思惟像，弥勒像和造像铭文。
冯贺军的《曲阳白石造像研究》（2）一书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对曲阳白石造像的题材内容与表现特征、发愿文与历史背景和信仰、寺院沿革的问题进行讨论。
河北省其它的出土造像及其研究有河北省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4），金申的《河北易县发现一批石造像》（3），河北蔚县发现的北魏铭文石造像（5），程蓉生的《河北肥乡发现唐代石佛造像》（6）刘建华的《北齐赵郡王高睿造像及相关文物遗存》（7）等。
二、山东石造像研究
山东省是我国出土佛教造像最多的地区之一，青州、济南、临沂、连云港等地出土过大量北朝以来的佛教石造像，并有多篇论文发表。
其中以青州龙兴寺造像最为著名。
1996年，青州龙兴寺出土了15000多件石造像残片，多数为佛、菩萨像（8）。
此发现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从技法方面进行研究的有李少南的《从博兴出土的石刻线画略谈北朝线刻艺术》（9）。
从美术史角度进行研究的是金维诺，其相关著作有《简论青州出土造像的艺术风范》、《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10），《青州龙兴寺造像的艺术成就——兼论青州背屏式造像及北齐“曹家样”》(11)，分析了青州造像的艺术源流。
宿白在《文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青州城和龙兴寺的历史进行考证，从历史的角度对佛像的渊源进行了详细分析。
对这批石造像进行综合研究的是杨泓的《山东青州北朝石佛像综论》，文中对青州的北朝佛教史和寺院进行了分析，将历年青州出土的石造像分为四期对每期的风格特征结合历史背景和民族情况进行了分析。
此外相关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有，刘凤君的《论青州地区北朝晚期石佛像艺术风格》（12）罗世平《青州北齐造像及其样式问题》（13）王瑞霞《青州龙兴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14）姚崇新《青州北齐石造像再考察》（15）。
除青州石造像研究之外，山东博兴、诸城多次出土石造像，（16）但是没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除此之外，山东公布出土石造像的地区还很多，如李克敏《山东临沂县发现古代石刻佛像》（17）惠民县文物管理处《山东惠民出土一批北朝造像》（18）、赵正强《山东广饶佛教石造像》（19）等文章报道了大量山东出土的石造像，但仅是介绍其发掘情况和时代、风格等信息，缺乏对其精深的学术研究。
三、河南石造像
河南省石造像主要集中在郑州、洛阳一带，时间分布是从南北朝到唐代。
郑州石造像的考古资料主要见于郑州博物馆、侯鸿钧、周到等机构和学者的文章，这些
文章主要发表在《文物》上。
其中郑州市博物馆的《河南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20）一文不仅公布了四十余件出土造像，还对造像的时代、风格、寺院历史、艺术成就进行了简要分析。
张秀新发表的《浅谈河南永阳大海寺石刻造像的艺术特点》（21）一文从艺术的角度，简单归纳了大海寺出土造像的部分服饰。
洛阳出土的造像资料主要见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洛阳徐村发现一批唐代石刻造像》（22）、侯鸿钧《洛阳新发现的石刻造像》等文章。
对洛阳石造像进行研究的主要有洛阳艺术馆《洛阳魏唐造像碑概说》，综合地介绍了洛阳地区从北魏至唐代造像碑石，认为洛阳地区北魏造像以秀骨清像为主，反映了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北齐造像则一改北魏清秀之风，出现粗犷健壮的的造像形象，表现出浓厚的西域特色。
四、陕西石造像
陕西省历年出土了大量石造像，研究方向比较多。
最著名的是耀县的佛道造像碑和西安周围寺院遗址出土的造像。
陕西北部出土过一大批佛道造像碑，其中绝大部分被集中于耀县保存，一般统称为耀县佛道造像碑，在《文物》等期刊上发表的相关研究都是对某一座造像碑石的个案研究，综合研究几乎未见。
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者及著作有：张燕的《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李凇的《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该书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这批造像碑，如供养人问题、造像尊位的主次问题等。
西安发现的造像遗址很多，如青龙寺、宝庆寺、大安国寺等，但是因为资料零散的原因，大多数研究成果只局限于关注一寺或一像。
有价值的成果有颜娟英的《武则天与唐长安七宝台石雕佛像》和金申的《西安安国寺遗址出土的密教石像考》，后者对安国寺出土的一批石造像进行分析研究，根据图像特征和经文记录对其进行定名，认为安国寺内供奉着以大日如来为首的五方佛和以不动明王为首的八大明王，并与日本保存的密教造像进行对比。
另外，20世纪后半叶，陕西省其他地方零散出土大量的佛教石造像。
大量的学者在文博期刊上著文对考古资料进行介绍性的论述。
五、其它地区的石造像研究
山西省发现的石刻造像远不如上述几省多，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多为公布资料性质的文章，专门研究较少。
如李爱国的《太原市晋阳古城遗址出土北朝汉白玉石造像》（23），曹彦玲《大同市博物馆藏三件北魏石造像》。
四川出土的石造像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围地区，最著名的就是成都市区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南朝至唐代造像。
其它如邛崃、彭县、广元等地也有零散资料发表。
但这些资料仅限于时代推断，研究很少。
最新成果是2007年李裕群、雷玉华《四川汶川县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25），其文对汶川石造像所反映的丝绸之路河南道问题进行了重新论证。
江苏省、安徽省出土石造像数量较少学者有李万才的《扬州出土的唐代石造像》（26）连云港市博物馆的《孔望山出土北齐造像》（27）。
此二篇主要是作介绍性地论述。
北方的甘肃、宁夏、辽宁也有少量石造像出土，就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学术性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佛教美术中石造像遗物数量巨大，地理分布广阔，但是大多研究是描述性介绍性的，系统地精深地学术研究较少，时代历史研究相对较多，综合性地研究较少，信仰研究较少，跨学科研究几乎没有。
且众多学者的关注点较集中于少数著名遗址出土的遗物。
因此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后人继续努力。
注释
（1）《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
（2）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9月
（3）《文物》1997年第3期
（4）《河北省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文物》1980年第9期
（5）《考古》1989年第9期
（6）《文物》1988年第2期
(7)《文物》1999年第8期
(8)《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第2期
（9）《考古》1989年第7期
（10）山东美术出版社1999年11月
（11）《汉唐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
（12）《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3）《美术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4）《文物》2000年第5期
（15）《艺术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调查简报》山东博兴县文物管理所《山东诸城发现北朝造像》诸城博物馆
（17）《文物》1956年第1期
（18）《文物》1999年第6期
（19）《文物》1996年第12期
（20）《文物》1990年第3期
（21）《北方文物》1990年第3期
（22）《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
（23）《文物》2001年第5期
（24）《文物》2002年第5期
（25）《文物》2007年第6期
（26）《文物》1980年第4期
（27）《文物》198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