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及其问题

语言与性别研究的理论发展及其问题

［摘要］本文阐述了语言与性别研究从支配论、差异论到建构论的发展历程。支配论强调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语言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差异论认为语言差异是由性别亚文化差异引起的；建构论则将语言差异与社会性别构建相互关联。另外，本文还指出语言与性别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介绍该领域的研究方法的发展动向。

［关键词］语言；性别；理论；研究方法

语言与性别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们对男女在语言方面的差异的研究起步比较晚，20世纪初，语言和性别问题才真正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丹麦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在《语言论：本质、发展及起源》（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1922）里用整整一章阐述了女性语言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用社会语言学的观点和理论探讨女性言语的特点；与此同时，女权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性别语言的研究。70年代后，对于语言和性别研究的重大突破始于Robin Lakoff，她的著作《语言与妇女地位》（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1975）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发了人们对该领域研究的兴趣。其后的语言学家对言语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他们不仅研究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和言语的性别差异，还探究其社会根源。由于吸收和借鉴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语言与性别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研究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多重视角揭示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

系。

一、主要理论学说：从支配论到建构论

传统的二元论将男女两性看成是截然对立的，认为男女之间的语言差异反映了性别差异，或者是造成男女社会差异的因素。Cameron （1990）指出，人们常常从女权主义视角理解男性和女性语言风格差异，语言性别差异不是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就是突出了男女之间的文化差异。前者被称为“支配论”，对女性语言特点持负面的评价，并将女性语言“缺陷”归因于其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从属性。后者称之为“差异论”，对女性言语持有相对正面的评价，将性别言语差异归因于两性的文化差异。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语言学家对于支配论和差异论的观点表示不满，他们竭力反对传统的两元论，提出建构主义新学说。下文详细介绍语言与性别研究从支配论到建构论的发展历程。

（一）支配论

Lakoff是最早涉及语言与性别研究的学者之一。她认为男女所使用的语言反映了他们各自扮演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并且反映了男女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在男权的社会里，男性的讲话方式被视为标准和规范，而女性的讲话方式被看成是对这种标准和规范的违反和偏离。Lakoff（1975）总结了女性语言的特点，包括1）话题内容琐碎而不重要，2）弱化咒骂语，3）使用反意疑问句，4）陈述句使用声

调，5）使用“空洞的”形容词，6）过分正确的语法，7）过度礼貌的表达，8）使用模糊语，9）使用强调语，10）没有幽默感。在Lakoff 看来，女性在说话时面临双重束缚：如果她不学淑女那样说话，她会被批评、排斥或斥责；如果她学淑女那样说话，她会因为犹豫、试探性的说话方式而被批评或忽视，结果是她无法获得权力，因为她的语言风格部分证明了她不具备掌握权力的能力。

Lakoff的结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激发了人们研究语言与性别的兴趣，但同时也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她对语言和性别之间的关系的描述过于简单化，认为某些语言形式为女性所独有的论断是不充分的。O’Barr和Atkins（1980）对于法庭上证人的证词进行研究，发现女性专家证人的证词较少表现出Lakoff所总结的“女性语言”的特点，而男性非专家证人的话语反而更多地表现出这些特点。对于这一现象，他们的解释是“与其说这些语言特点与性别相关，不如说与社会地位紧密相关……那些被称为女性语言的特点也许更应该被视为无权语言（powerless language）的特点。”

其他持“支配论”观点的学者有Zimmerman、West和Fishman等。她们的主要观点是女性处于一种无权的社会地位，因此在语言交际中她们总是处于被动并受人支配。Zimmerman和West（1975）调查女性与男性交谈时被打断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女性更多地被打断。Fishman（1983）调查女性和男性发起谈话的成功率，发现男性所有的尝试都成功了，而女性的失败率却相当高。

Lakoff等早期语言学家认为，女性的语言软弱、被动、无效、非理性，从而将女性描绘成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这也是早期女权主义研究的一种策略。然而，Jaggar（1983）认为过分强调男性对女性的支配权以及否定女性的反抗能力，反而巩固了男权社会规范，同时贬低了女性通过斗争所赢得的权力。

（二）差异论

“差异论”挑战了“支配论”者所持有的对女性语言的成见。差异论的主要观点是，男女在语言上表现出的差异是讲话风格上的差异，即男性的讲话风格锋芒毕露、倾向于竞争，而女性的讲话风格含蓄委婉、倾向于合作，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男女生活于不同的亚文化背景（李经伟，2001）。

美国语言学家Tannen（1990）通过调查男女一系列的言语行为，包括给建议、讲故事、询问及给出信息、赞美、闲聊等，发现男女理解社会世界的方式很不一样。她认为男性的世界观与女性的世界观有区别，对于男性来讲，生活即一场竞赛，需要斗争来维护独立和避免失败，而对于女性来讲，生活即一个社区，需要斗争以保持亲近和避免孤立。在交流过程中，男性的地位意识较强，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与对方竞争的倾向，而女性则注重与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倾向于赞同对方的意见。在谈话内容上，男性侧重信息交流，喜欢提出对事情的意见或看法，涉猎的话题也较广，而女性谈话的目的是感情交流，对她们来说，谈论什么话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谈话本身。在谈话方

式上，男性往往以权威者的身份讲话，喜欢滔滔不绝地谈论，较少给对方讲话机会，而女性注重交际双方彼此的关系，不以自己为谈话的中心，不时地询问对方的意见，给予对方说话的机会。由于男女在交际中表现出的意识倾向、说话内容及说话方式的差异，在交流时经常会产生误解，而误解难以消除的原因是人们都习惯于用自己的语言行为标准去衡量对方。

Tannen认为，应该把男性和女性看成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的群体，并用这一双重文化模式（dual-culture model）来解释为何男女之间容易发生交际误解。然而，这一模式也受到不少女权主义学者和语言学家的批评。在他们看来，Tannen的模式是一种“无过错”语言模式，即认为“跨文化性别差异”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包括男性控制谈话过程的风格）往往是无心之过。Eckert和McConnell-Ginet（1992）指出，如果我们相信交际困难仅仅是因为缺乏对于文化差异的充分认识，那么我们排除了人们有意利用差异去构建社会权力关系的可能性。女权主义学者认为我们不应该过多关注歧视是否存在意图，而应该关注歧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所产生的实际后果。

（三）建构论

尽管支配论和差异论看起来是对立的理论，事实上两者均把性别看作基于个人性格和自我观念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正是性别决定了两性角色和行为的差异，因此，支配论和差异论均属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性别语言观。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