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学第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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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文 化 史 的 研 究 视 野

在马歇尔· 萨林斯的《历史的岛屿》一书 中，潜在事件与明显事件的有机融合表现 得更为典型。他以库克船长1778年到达夏 威夷岛的事件为例证，来揭示夏威夷的民 众文化结构，说明历史事件“往往带有特 殊的文化印记，并为该文化所制约”。在 夏威夷土著居民的理解中，库克是他们所 崇拜的神——洛诺的下凡，因为在他们看 来，库克具有与洛诺同样的力量，而库克 到达的那一年在夏威夷的神话中恰好又是 洛诺现灵的一年。夏威夷和斐济的图腾制 度之所以终结，是它们与英国的一系列接 触和冲突给当地文化结构带来的结果，也 是与其他大陆开展贸易后造成的结果。因 此，在多重意义上，当库克离开时，夏威 夷已经不再是库克刚刚到达时的夏威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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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意大利历史学家卡尔洛· 金兹 伯格出版了《乳酪与蛆虫——16世纪一个 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一书。他在书中试图 为16世纪一个名叫麦诺齐奥的普通磨坊主 的怪异看法寻找合理的解释。麦诺齐奥对 世界的形成和现世的生活有着不同于教会 正统学说的独特认识，并且喜爱到处向家 人、周围的邻居和村里的人，甚至面对审 判他的教会法官宣讲自己的观点。在金兹 伯格看来，一方面，麦诺齐奥的生活经验、 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民间文化传统、宗 教精英文化等外界环境对他产生了影响； 另一方面，这个下层人物并不是外界观念 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通过自己的头脑中一 个“过滤器”，进行了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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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埃马纽 埃尔· 勒· 胡瓦· 拉杜里出版了一本描述中世 纪法国南部一个村庄中的异教徒的著作— —《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 的一个山村》。此前不久，他还宣称惟有 计量史学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并预言 历史学在80年代将成为计量史学的一统天 下。然而，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数字和 图表模型，转而对几百个村民的生存方式 和家庭状况以及他们对贫穷、财富、婚姻、 爱情、人生等方面的看法，进行了详细的 考察和描述。他还试图通过这些描述揭示 出这个村子的权力体系、它与外界的交往， 以及这种交往对村民生活和观念的不同影 响。这本书的问世立即引起了学界和大众 的广泛注意，成为20世纪法国最畅销的历 史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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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潜在事件同明显事件的有机融合。 重大事件通常是历史学家热衷研究的对象。 在古典历史学那里，编年史作品就是以时 间为序、以事件为纲的典型体裁。兰克式 历史学所关注的是将王朝更替、工人运动、 社会革命等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客观地交 代清楚。年鉴派学者也描述事件，但他们 普遍遵循的是三时段理论，认为由地理、 气候、生物等因素组成的“结构的历史” 是人类历史的基础，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等在一段时间内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组成 了“情势的历史”，而那些令人眼花缭乱 的个别政治经济事件则是短时段的，犹如 历史浪涛中泛起的泡沫。这样，事件就是 历史的细枝末节，它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性 远不如情势和结构。这样，在结构化的历 史学当中，事件虽然没有消失，但却只是 反映结构的镜子，居于次要、从属的地位。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 史学理论与方法
第四讲 新文化史学

一、新文化史的兴起

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
三、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


一 新 文 化 史 的 兴 起

最近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一股 新的国际性潮流，由于这种新的研究方法 将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 被称作“新文化史”，又被称为“社会文 化史”。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史 学界的普遍认可。 在方法论上，不再以宏观的理念为出发点， 而是强调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实；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从结构一功能主义 的因果的联系的分析转向文化的阐释；在 研究主题上，放弃了或政治或经济或心态 观念的单一形象，转而寻求各因素之间的 互动过程，从而推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 的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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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一些在不同国家先后出现的史学作品， 最先从理论上加以全面分析和肯定的学者，是英 国历史学家劳伦斯· 斯通。1979年，他在《过去与 现在》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叙事史的复兴》一文。 他虽然没有用“新文化史学”(而是使用“新的旧 叙事史”)这个概念来概括这种以新的文化理念为 取向的新史学潮流，但他的具体分析已初步揭示 了这一新潮流的特点和意义。斯通的文章指出， 新的历史写作侧重于叙述个人的历史或某个重大 事件的历史，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叙述而叙述，而 是为了发现历史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的内在运作。 它所反映的不只是写作方式的转变，而且体现了 历史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全面转向，即“从围绕 人的环境转向关注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来 自于经济学、人口学转向来自于文化和情感，首 要的材料来源从主要接受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 学的影响转向主要接受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影响， 关注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人，从对历史变化的分 层的、单因果的解释转向相互联系的、多因果的 解释，在研究方法上则从计量转向个人例证，组 织文章的形式从分析转向描述”。他敏感地意识 到这些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试图对过 去的变化作出连贯的、科学的解释的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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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国际史学界发生了重大转 折。一方面，新史学运动追求的科学性在 计量史学的实践中发挥到极致，同时自身 所无法消弭的弱点也暴露无遗，使历史学 陷入了新的危机，从而呼唤史学的进一步 革新。另一方面，对科学和理性进行反思 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更动摇了包括 历史学在内的传统学术范型的根基，为学 术创新扫除了种种旧的藩篱和障碍。这样， 新文化史学作为史学领域内的新探索之一 开始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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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美国学者林· 亨特等人第一次以《新文化 史》为书名主编了一本论文集，收录了有关政治 文化，如无形的政治规则、组织方式、非正式权 力体系等研究论文。正如斯通指出的，在70年代， 尽管新文化史学还只是寥寥可指的少数历史学家 的实践，却在历史学界引起了关于历史研究的性 质、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历史证据的性质以及历 史真理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讨论。历史究 竟是静态的结构，还是变迁的事件?历史学应该研 究独特的人物，还是应该研究被抽象的群体?历史 学的使命是为人类寻找普遍的规律，还是为了人 的幸福和自由的目的进行释义?作为史料的历史文 本反映的是客观事实，还是文本记录者的主观印 象?随着讨论的深化，90年代后，新文化史学的作 品已经数以千计，其中许多不仅得到学界的承认， 而且受到大众的普遍欢迎。诸多世界一流的大学， 如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聚集了一批研 究者在关注和进行新文化史学的探索，还有许多 新文化史学者也在这些大学获得了重要的教职。 这一潮流所倡导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以至于 “枪文化”、“暴力文化”等等，一切现象似乎 都能与文化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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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学院派的传统历史学来说，新文化 史开辟了以物质文化(如食物、服装)、政 治文化、身体和性别、记忆、形象和想像 为对象的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它的贡献， 并不在于平面视野的扩展，而是在事件、 人物和观念的刻画上向纵深维度的推进。 与传统史学相比，新文化史学在历史形象 的塑造上呈现出了几个鲜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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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景迁的《天安门》一书里，中国革命 没有被清晰地分为从某年到某年的几个阶 段，也没有以普遍接受的1840年为起点。 康有为登上归国的轮船是叙述的最初场景， 随后以沈从文、鲁迅、徐志摩、丁玲等人 的活动为线索，时问和空间也依次变换。 与革命直接相关的场景构成了研究单位的 核心，无直接关系的内容则被当作外围处 理。整个叙述中并没有精确的阶段划分。 例如，康有为这样的人，在一生中的不同 阶段有不同的生命空间，从中国到海外， 从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到喜马拉雅山脚下的 村落，或者为富国强民而奔走呼号，或者 与女儿一起散步聊天。书中着力凸显的是 对叙述主体有意义的时空单位。更重要的 是，对不同的人而言，时空单位的规模是 千差万别的。亨利· 詹姆斯的《小房间里》 一书，则完全以主人公——伦敦一个区电 讯局的电报员——终日呆着的发电报的小 房间为叙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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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这方面较早的成果是纳塔莉· 戴维斯出版 于1973年的《马丹· 盖赫返乡记》。流浪 汉马丹· 盖赫回到法国南部自己的家中时， 他发现一个冒名顶替的人已经占据了他的 位置。通过这个故事，作者试图揭示“当 时农民的希望和感情、夫妻之间或者父子 之间的关系，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 机会”。至于盖赫的妻子怎么会承认一个 闯入者作为她的丈夫，这必须到16世纪农 村社会中的妇女地位上去寻找答案。而罗 伯特· 达恩顿的著作《猫的大屠杀》描述 的18世纪在法国发生大批屠杀野猫的事件， 则是印刷工人反抗行东的斗争形式之一， 因而反映了工匠文化与新兴资本主义势力 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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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爱德华· 萨义德的《东方学》于 1978年面世。此书探讨的不只是东方学这 样一个学科在西方发展的历史、演变、特 性和传播，而且在作者看来，东方学也是 一种思维方式，在本体论、认识论意义上 以东西方相区别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它表 现为大量的作家接受了这一区分，并将其 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 性和命运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与社会分 析的基础。在更隐蔽的层次上，东方学还 被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 方式，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 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性裁断，对东方进 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 理东方的一种机制。在这里，东方学是交 织着学科、思维方式和权力的多层次复合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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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时间维度而言，传统历史学将历史的进 程分割成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等多 个时间段，并且为这些时间段的起始点问 题而争论不休。新文化史学研究和写作涉 及的时段却不限于某一时期。他们并不坚 持一种僵化的时段划分，而是关注研究主 体具体涉及的时间，所以，他们的著作经 常打破惯常的单一的历史分期方法，揭示 出每个叙述中心本身具有的独特的时间系 列。众多不同的时间系列，构成了历史进 程中的多样性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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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学再一次将个别事件放在了重要 的位置上，它将事件区别为明显的与潜在 的事件。“明显的事件”指社会生活中那 些容易被人感受到的任何事情，它不仅包 括诸如战争、经济危机、政局变动、外交 谈判等英雄伟人身上发生的事件，而且也 包括斗鸡、瘟疫这类发生在普通百姓的日 常生活中的事件；“潜在的事件”指那些 不太容易被察觉到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如 政治制度的变化、人口的增长、家庭结构 以及文化观念的整体性变化等等，也即年 鉴派学者所说的结构和情势。新文化史学 则是以明显的事件为切入点，力图揭示出 它与哪些潜在事件有关，以及两者之间是 如何相互影响的。这种影响不仅是明显事 件对潜在事件的改变，而且同时也是相反 的过程。这样，在新史学中事件与结构的 对立即被消弭，一种新的辩证联系得以重 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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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文化史的研究单位不是某个清楚界定的实体，

而是围绕研究主体形成的有限但无界的外围--核心 系统。 它包括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就空间维度而言， 在15世纪以来兴起的民族国家的鼓舞下，民族国 家取代王朝成为历史学的叙述单位。在年鉴学派 那里，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叙述空间的政治史遭到 了批判，他们发展出以超越国界的区域为单位的 宏观研究。例如，在布罗代尔眼中，腓力二世时 代的空间不是西班牙、法国或者德意志，而是环 地中海的整个地区。在新文化史的著作中，不存 在国家和地方的简单对立，也不存在宫廷与乡村 的势不两立。新文化史学家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更 为自由，研究单位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某个偏 僻的小村庄；可以是一片区域，也可以是某个宫 廷，或者某个家庭。它们的边界不像国家或行政 单位那样清晰可辨，有时甚至还是模糊的。但这 种空间单位的弹性并不是随意的，而是以主体的 活动范围为中心。与所述主题直接有关的空间构 成了研究的核心；间接相关的空间则构成了研究 的外围。同时，随着主体的变化，这一空问的范 围和核心一外围的边界也在不断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