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书报告
最近看了老师推荐的这本书，深有启发。

其作者是茅海建。

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

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该书是其代表作。

本书内容共分为八章节，第一章为跳出鸦片战争对中英军事力量的客观概述，由于作者曾担任过军事研究员，这些论述是很专业的军事论述，对清军的战略部署后文也有很多分析。

二至六章讲述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包括战争的骤然降临，东南壁垒的倾塌及贯彻其中“剿抚”政策的回旋等，第七章为战争的结果即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第八章为综述性质的回顾总结，以主要人物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命运为视角。

此外书的开篇带有一个绪论，绪论为：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这个绪论可以说是书的引子，又是作者整本书的论述方法、论述内容以及论述观点的一个缩影。

本书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中的历史性研究方法，二手资料的分析、典型事例的深入研究、提出假设的方法也有所体现。

由于是鸦片战争再研究，作者搜罗并阅读了大量有关鸦片战争的书籍、史料、书信、档案资料等，在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鸦片战争中的种种问题、现象，给出了全新的解释，力图向我们展示一个全面的鸦片战争，并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参与鸦片战争中的主要历史人物。

本书的全名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所以探讨的主要问题简单来说就可以概括为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作者洋洋洒洒的写了42万余字，其实就是想尽全力为我们展现一个全面的、真实的鸦片战争。

力图以当时人的思维方式、观念去理解历史事件，揭示今天在我们看来荒谬的历史事件在当时有其发生的“合理性”，并果断的给出自己的判断。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的斗争吗?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是林则徐吗?琦善是不是卖国贼，他有没有陷害过林则徐？关天培之死和虎门战败是他的过失吗?吴淞之战失败、陈化成战死是两江总督、“投降派”牛鉴的罪过吗?战争中清廷内部有没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是不是坚决依靠林则徐等人，中国就有可能打赢?……
“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这是作者的心声，我想也是这本书的追求。

具体来说作者由传统史学认定的琦善卖国开启了研究的旅程：首先琦善没有卖国的动机，既然没有卖国的动机，卖国之说又从何而起？从功利角度看,这种说法首先有利于道光帝。

琦善也只是照着道光帝的旨意行事，一旦出现了错误，他就被推倒了传统史学、哲学的“奸臣”的位置上，这一“奸臣模式”避免了皇帝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

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就冲范犯了儒家的“礼”，是当时的文化和士人学子们所不愿去做的。

于是，琦善就成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就成了天朝体制的替罪羊。

从“琦善卖国”的探讨中，自然而然的就引出了作者在本书要阐释的问题：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地改弦更张，还是只需要重用林则徐等主力抵抗的官僚？作者给出了答案：”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潮流。

”全书对道光帝和他的文武大臣的言行进行了细致、深入地剖析，结果无不体现着天朝体制、文化的落后，正是这些落后印证着作者的观点:中国传统史学常用的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必然失败，“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

可怕的是天朝人的不自知，夜郎自大中透着愚蠢。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

”这也是作者写此书的最终目的：让我们这个民族在失败中汲取力量、经验，以更好的发展。

书中有启发的观点我归纳有如下几点，可能不全面。

1、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停泊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字的《中英南京条约》，它当然是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但细细看来，英国人打到最后的诉求不过是五口通商，新定税则，废除垄断的行商，与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的愚蠢政策相反，其企图也不过是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如在1840年早早结束战争，英国人的要求还会降低，至少没有割地要求，赔款也可忽略不计。

和100年后日本侵华战争欲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永久殖民地，有着巨大的不同。

况且以作者的分析，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胜英国。

如此作者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应尽早结束。

这个结论正确吗？很难让人接受，但也很难驳倒。

2、对享有“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声誉的林则徐，评价并不高。

战前他并不了解英国和世界，虎门销烟不过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莽撞行动，并直接引发了战端。

至于对战事的准备布置，虽然勇气可嘉，但既外行，也仓促，甚至没想到会打仗。

那么，除了对国事的忧心、为政的清廉以外，比当时的其他官吏者，他究竟有多少高明之处？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普遍认为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现状的进步思想，显然是被夸大了。

3、广州三元里抗英事件、广州反英国人入城事件，包括几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其作用和意义都被夸大了，其实不过是没有组织的普通百姓的“保家”行为，不具有“卫国”的高度。

而且，绝并不代表中国前进的方向。

那种强烈的与西方世界势不两立的情绪，至多只是低层级的斗争，反而阻碍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

4、至于福建巡抚刘韵珂，在鸦片战争后另辟蹊径的“抗夷”阴招，不仅继续使福建闭关锁国，而且更让我看清“闽人恶习”，简直太可笑、可恶。

他那别树一帜的“制夷”方法，与中国的振兴之途，背道而驰，却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

5、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真正使命是现代化！偏离这一主体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清朝并没有振作也没有革新，清朝将士的血白流了。

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在东京湾出现的那4艘“黑船”。

“黑船”事件后，在日本产生的维新力量并非来自幕府，而是社会，所以“倒慕”成为日本改革的前提。

而中国直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提出的口号虽然是向西方学习，其主旨却仍然停留在维护皇权的改良主义层面。

中国落后于日本则是当然的了。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从短期看，负面效应大于正面，从长期看，负面不断隐退，正面效应逐渐生长，至20世纪，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清朝政府还会残喘不知道多长时间，国内的革命者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

难道不是吗？真理真是残酷啊。

此书对我震动很大，我感到我们所经受的历史知识教育，是如此的匮乏！而因此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又是如此的片面！我们只知道林则徐、关天培爱国忠君，是民族英雄；琦善、耆英卖国，是民族败类。

我们常常将爱国者流放、卖国者当道归结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果若反之，则战争结果或未可知。

许多历史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常常沉浸在这样的假设里。

仅此而已。

事实上，林、关等人自有其自身局限；琦、耆之辈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积弱，而统治阶层不识世界形势且夜郎自大，结果已经注定。

鸦片战争不久，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也遇到了和“天朝”同样的问题。

1853年，美国的军舰驶入东京湾；第二年，迫于压力，日本开国，开始与列强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

但是开国之后，西方诸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涌来，刺激了日本统治者和国民，反倒引起日本民族不息的奋斗，完成日本历史上最大的转折—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

1894年，经明治维新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气势汹汹地打到了“天朝”的门口，效仿诸强，要求割地赔款并享受与列强在华同等的权利。

从富国强兵的角度讲，日本成功了。

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崛起，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两个处境相似的民族，被迫开国后不同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结果，难道不发人深思？以
史为鉴，方能面向未来。

前提是我们应该知道这“史”的真相！以史为鉴，籍着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总结经验教训，而后有所作为，才是必要和必须的。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关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相，一个超越“爱国”和“卖国”简单道德评判的发人深省的真相。

中国必须强大，才能不再遭受屈辱。

毕竟，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落后挨打，仍是当今世界隐而不宣的内在逻辑。

此书值得一读，不可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