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的思想市场——读《变革中国》有感

浅论我国的思想市场——读《变革中国》有感
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罗纳德·哈利·科斯（Ronald H.Coase）以《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讲述了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因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

快速的变化，任何人都无法穷尽“这一惊心动魄的人间戏剧的全貌”
在书中，科斯曾说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同时在2011年在《财经》年会上发表致辞说道他有重要的话要对中国说，“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科斯强调中国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创新乏力的症结之所在。

他看到中国的改革，因为我国的经济改革走在前面，经济领域的自由度比较大，但在法律、政治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

在这种偏差的情况下，他提出中国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是针对中国的情况。

当然他本人没有来中国，但我相信他的助手王宁给他带去了很多情况，他根据这些情况的梳理做出判断。

中国在这商品和思想者两个市场的自由度上，要注意扩大思想市场的自由。

首先我们要来弄明白，什么是思想市场。

根据王宁先生的阐释，思想市场是针对知识的生产要素市场，是知识分子从事经营的市场，犹如资本市场之于资本。

在市场经济的萌芽时期，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崛起功不可没；在19世纪和20世纪，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制约因素。

审视当今的全球经济，知识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生产要素，决定了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方向和进度。

因此，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知识根基。

同时，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其内在的道德约束和伦理价值，而道德始于真，伦理成于恕。

思想市场崇尚求真，宽容异见，平等待人，远离特权。

因此，自由经济的道德伦理基础非思想市场不可。

自由的思想市场为思想的多样性提供了生存的保障，而唯有多样性的存在，才为正确提供可能。

在争辩与争论中，人类的睿智和光明得到彰显。

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中，通过个体的思考与集体的辩论，摒除邪恶、错误的思想，正确的思想
析出并引领人类前行。

压抑思想的产生、限制思想的交锋、钳制思想市场的发展，无疑阻止了各种创新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必然会导致人类可供选择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减少。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正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所带来的。

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尤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让中国人从乌托邦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为人们反思历史、摸着石头过河、尝试新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活跃的思想基础。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无论是经济、科技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到探索的过程，这为思想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需求。

2000年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之后，全球智库峰会两度在北京召开，为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学者、思想家提供了汇聚一堂、交流碰撞思想的平台，成为中国思想市场初步发展的重要见证。

科斯认为目前中国缺乏思想市场，使得偏激和错误的思想容易侵蚀市场经济的根基，导致中国经济险象丛生；由于缺乏思想市场，没有多样性思想存在的保障，就没有化解偏激和错误思想的解毒剂，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科斯的这个观点，我也非常的赞同。

中国思想市场虽然有了初步的萌芽，但是远未发展起来。

20世纪末期以来，体制改革的停滞以及国进民退趋势的加强，使得中国思想市场的发展几乎停止
那么为什么目前我国会缺乏思想市场呢，我认为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苏式共产主义僵化了马克思理论，视之为最后的真理，从而排斥其他学说，这对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包括中国，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同时，中国政治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早期历史的影响。

中国久已有之的帝王专制思想，自明清以降所兴的“文字狱”，以及蒋介石年代的一党训政，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都大大削弱了我国思想多元化的发展倾向，总体而言呈现一致虽无差错但是也无创新可言的思想动向。

这些因素在个人崇拜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强化，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禁锢自由思想，压迫思想市场，这种思想市场因为有利于政权的稳定而一直被或直接或间接的采纳。

尽管30多年的改革开放，
30多年呼吁思想解放，党和政府还远没有清除这股势力的影响，在官僚体系中，甚至在普通的素质教育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到要求思想一致的口号和说法，计划经济的思想并未彻底的消除，思想与舆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了控制。

政治科学，公共关系管理，新闻传媒，传播，法律等专业等会有涉及到舆论以及媒体控制。

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并未彻底消除。

这个可以说并不仅仅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僵化我们的思维，而是可以扩大到从我们一直接受的“统一式”思想，即普罗大众所接受的义务教育开始，我们便被要求每个人必须达到相同的标准答案，不允许突破，不允许创新，此外必须严格遵守有些或许莫名其妙的规章制度，接受僵化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思想并认真的执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另一方面是思想市场自身的特性。

思想市场以言论自由、新闻独立为必要条件，但其本身是一个基本的生产要素市场。

如同其他市场的运行一样，思想市场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制度法规之上。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适合思想市场的运行，什么样的法律体系最鼓励知识创新，都还需要大量的学术研究。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尚有不少弊病。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学术界也才刚刚开始。

从立法技术层面，立法者的认识也是有限的，立法不可能面面俱到，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法律体系中，那样法律条文会非常多；从实用性角度，人类的活动是有一定规律的，由于人的精力和政府的财力物力是有限的，法律只能集中精力在大概率事件上。

对于法律漏洞，其实也并不是说就完全没辙，还是那句，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有限地堵住一些漏洞。

还有若干原则的适用，如“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都是在灵活适用法律的方法。

法律可以逐步完善，但肯定不能完美，这点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免俗的。

因此我认为在这点上面，思想市场本身的特性的弱点是可以被逐渐削弱的但是是不可以消除的。

当然，随着商品市场的发展，思想市场也会随之而发展。

并没有可以长久使用不变的法律法规与条文可运用。

思想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商品市场的开放程度是一种正比的关系。

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信息流通顺畅。

视野广阔了，对于新兴事物或者说想法的接纳能力就强。

而且商业化对某些新兴事物
的推广也是大有助益的。

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就不会那么绝对。

但大体也是和经济正相关。

两个市场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商品市场的发展随着第三行业或者说新兴产业的发展，知识行业的发展必然带动思想市场的开放，思想市场的开放反向促进商品市场的繁荣。

从当今的发达国家来看，美国是个自由思想主义之邦，而欧洲各国也是非常重视知识市场，反观朝鲜等国，绝对的思想禁锢也绝对禁锢经济的发展，此处并非说朝鲜等国的发展不畅是由于思想意识形态原因，而是作为其中一项的原因讨论。

思想市场的开放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持以及上层建筑的逐渐改善，随着立法、社会意识的改善，才能进一步的开放这个市场，而这个市场一旦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将极其亮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