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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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读理性

1.1理性概念的起源

1.1.1 理性的原初定义

希腊哲学提出“逻各斯”,意味着对理性思维认识的开始。而该“逻各斯”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世界的本原,即构成一切事物的能动性力量;二是指自然法则,是各事物所具有的普遍统一性。古希腊人使用“理性”这个词的最初目的是相对世界的构成给出本体论解释。无论他们把世界的本原看作什么,他们都认为,这种被看成本原的“存在者”既是形成自然界的基本单元和动力,也是形成人类灵魂的单元和动力。也就是说,“理性”是构成世界和人的基本单元和能动性力量。

所以,就理性的原初定义来说,“理性”就是本原,而“本原”也就是理性,两者其实是不分的,这样人和自然具有共同的理性。

1.1.2 柏拉图的理性概念

在大多数情况下,柏拉图使用“理性”一词来指称人的能力。这种能力指的不是人的一般能力,而是特指一种能看见“理念(idea)”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心灵的一种能力,它能够接触事物“真正的实体”,即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之物。当然,柏拉图有时也用“理性”表达真理,而其用来表达真理的词语就是“逻各斯”。从这个意义上说,“逻各斯”指的就是理性,同时也是真理,理性和真理直接统一了。

1.1.3 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概念

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对事物发生原因的探求。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自然界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并以“四因素说”作为自己解释世界的依据。“四因素说”可以看成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核心内容。因此,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概念就必须与他对事物发生原因的解释联系起来看。

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运动必然有其“第一因”,这个原因作为起源引发了万物的运动,而这个“第一因”就是世界形成的终极因。同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第一动者”是“至善”,这种善吸引了其他的事物,引起了具体事物的运动。根据第一动者自身的特点,它是时间现在的、主动的、永恒运动的、纯粹形式的存在物。经过这样的解释,“第一动者”就不仅充当了世界运动的动力因,而且也充当了世界运动的目的因。

亚里士多德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解释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多提理性的概念。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以“理性”作为世界的本原,来解释自然中所发生的一切。而关于理性的含义,亚里士多德认为:第一,理性(心)若仅为潜能而不是思想活动,这就得设想不息的延续活动应

于理性为疲劳;第二,这就显然需要有较理性更为宝贵的事物以为理性之所思想。这就很明确的表明,理性必然是一种“思想活动”而且思想活动必然需要有其他对象以便思想。1.2理性概念的演变

1.2.1 传统理性的确立

古希腊哲学是传统理性的典型。在人类思想史上最先以自觉的方式确立了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米利都学派的出现标志着理性精神的开始;赫拉克利特在不断变化的现象世界中,找到了永恒不变的“逻各斯”;苏格拉底的格言“理性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充分体现了冲高的传统理性精神;柏拉图则构建起了整个世界本体的“理念”王国;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的动物”则将传统理性推向了高潮。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在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层面上,确立起了作为万物内在结构和根据的传统理性。

古希腊哲学家的基本思想中都有一种朴素的理性思想,即力图超越感性世界,通过心灵的思辨去把握理性概念,从而追求一种普遍共性、普遍原则和精神。在传统理性中,理性是浑然一起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是内在统一的,其思想中体现着对价值的追求,一种人为之人的内在确定性。古希腊传统理性中对理性的高度张扬,既支撑了古希腊的灿烂古代文明,为中世纪之后的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确立奠定了理性基础。

1.2.2 现代理性的形成

西方中世纪,理性屈服于神学,而到文艺复兴时期,理性又重新开始大放异彩。通过宗教改革,人们的思考方式从“出世”转到了“入世”。而在后续的启蒙运动中,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推动着现代理性的形成和确立。

现代理性发端于中世纪的解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试验科学共同汇成了现代理性化、世俗化的历史进程。现代理性以抽象性、先验性和强调人的个体化为基本内涵,将理性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工具性的、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同一性的确证。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使技术占领了现代人的生活,也使现代理性更加体现为只是理性、科学理性、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这种包含着绝对意识内核的现代理性,将理性的手段转变为判断行为承购与否的标准。

1.2.3 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反思

19世界末20世纪初,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民逐渐意识到以改造自然、满足人类需要为宗旨的科学技术虽然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但人也逐渐被技术所控制。同时人的生存目的、社会责任、人类整体与个体的命运问题也逐渐显现。于是面对这一人类生存自我相关的、深层的生存困境,哲学家们开始了对现代理性的全面反思。这些反思使人们从传统理性和现代理性的理性至上思维中跳出,意识到理性不再片面表征人的本质力量,而是转变成可以束缚、奴役人的技术恶魔。人们的逐渐反思也认识到理性是一种时代性、历史的、动态的文化符号,每一种理性都体现着响应时代的生活世界中人的内在精神。

1.3 理性的哲学角度分析

1.3.1 存在论中的理性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理性或与物质相对应,或与动物性相对应,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实体,这种实体具有非凡的特质。人与自然界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具有“理性”。这种意义上的理性,一般说来是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认为有一个独立存在着的精神实体理念、灵魂、心灵或者绝对精神存在。现在,一般把理性视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性存在。人们普遍认为,理性只是人的身体特别是大脑的机能。

1.3.2 认识论中的理性

在认识论意义上,理性主要是指人所特有的超越一切动物水平之上的认识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的总和。经验主义者把人的理性能力视为感觉能力的复合。唯理论者认为理性主要指人类认识世界和获得知识时依赖理论推论和系统分析的方法。就这种意义来看,理性是指人类拥有的一种有条理地进行思考的逻辑思维能力,即人的大脑所具有的形成概念,利用概念之间的联系进行逻辑推理和判断的能力。

1.3.3 价值论中的理性

人类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人们还希望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样,人们就必须为自己设立一定的理想目标,并由此引入了善恶、美丑、好坏等等的评价尺度。在价值论中,人们对价值的追求就是理性的引导。

2.解读信仰

2.1 信仰的本质特征

2.1.1 信仰是个体自我意识性与社会物质性特征的结合

信仰首先是一种自我意识,自我感觉,是人类在历经千万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人自身的生存背景、生存意义、生存条件的意识和追求。“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信仰正是人类在追求普遍存在状况下对于自身发展的探寻,是对于人自我意识的价值的坚信和敬仰,包括对于自我命运和前途的关注。总的来说,信仰是自我意识中的价值意识,一个具有信仰的人肯定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没有自我意识,是无所谓信仰的。

从根本上说,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为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样,依据唯物史观的思想逻辑就可以明确的推断:第一、信仰作为人特有的思想意识,它的产生式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离开人的存在、人的活动谈信仰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信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就像意识一样,是社会的产物。

2.1.2 信仰具有超越性

人需要一种精神作为内驱力,这种内驱力首先表现为一种不满足当下的存在状态,永远

想要超越,永远想要突破人的有限存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一种面对困难挫折的态度,即使人生有危难和失败,也会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信仰正是一种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超越匮乏追求完满、超越偶然追求确定,超越现实追求理想的活动。人有了信仰就有了对于生命意义的认同和满足感,找到自己和生命的安全感。

一直以来,人类始终无法摆脱生命意义的追问和对于生老病死的畏惧,这种压力贯穿着人类生命的始终,其沉重程度让人难以负累,为了寻求心灵的安慰和解脱,人民会用各种的信仰来满足自己生命需要。

2.1.3 信仰是对信仰对象的极度信服

通常来说,一个信仰应该是通过理性的理解、认同然后确信的过程,这的确是新的基础,但是如果要达到“仰”的高度,就必须为信仰的“终极存在”找到一个价值图式,突破因果链之外的无任何理由的追随和信奉。信仰的产生是没有充分的客观依据的,如果承认判断的正确性从主观上有充分的证据,但是在客观上却认为不充分,那就是信仰,而如果主观和客观都能够验证判断的,那就是知识了。信仰的信服性不等于其是反逻辑的,不同的信仰之间其理性成分和情感因素的比例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神秘主义的色彩越浓厚,唯心主义的倾向越强烈,这一类的信仰的可证性就越小。

2.2 信仰的社会价值

信仰过程是人追求精神家园的过程,它既在人生实践过程中指引着人的生命方向,同时又在客观生活中渗透于人的生活方式,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协调人的生存与发展。信仰的巨大价值体现在人的生活实践当中。

2.2.1 信仰具有人格塑造作用

人格是人的气质、性格、能力的综合,是人的自主性、能动性、自为性的结合。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使人成为活动的驱动者和发动者,并作为控制、调解、支配整个活动的主导力量参与整个物质世界的存在和运动,人格形成于对于自然基础的认识、理解、利用,在后天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下,在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培养。

信仰所具有的目的性和指向性是人格具有了动态进步的可能,在人格塑造上提供了内驱力,信仰规定着人格发展的方向和结果,并同时决定着人作为主体对于现实生活的活动手段和客体的选择。信仰这种的这种内部的能动性,使人格的发展具有了明确的自觉性。虽然人格受人自身的肉体条件和外在物质条件的影响,但是人格所外化初的力量不仅仅限于人的纯生理上的需要,而是超越于动物性本能的表现,最后达到一种求真、向善、崇美的自我实现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信仰的目的性和超越性使人格得到了不断的升华和改善。

2.2.2 信仰具有社会调解功能

信仰对社会有一定的调节控制功能,但信仰的调解是一种软性控制,不能用强制性的手段来实现,可以通过引导和扶持来实现。

信仰总是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时代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折射,因此信仰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存在,在信仰中所抽象出来的价值判断,不可能脱离人的主体性而存在,又曲折地体现出人追求和探寻课题世界的尝试和努力。由此可见,信仰并不只是个人的信仰和主观的意识,同时也必然会转化成为一种客观的实在物,进而实现社会化和制度化。而信仰的精神作为一个普遍的精神,指导着个体的发展方向和价值观孕育,个人的信仰要求会逐渐向整个信仰团队靠拢,保持一致性。在这过程中,个人信仰有可能与社会信仰处于背离甚至对抗中。但社会信仰也内蕴着超越自身、指向完善的未来趋势。一方面,个人信仰会通过对于社会整体信仰的方向加以反思或认同或妥协或敌视,但个人信仰总会通过自我设计而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而对整体的社会信仰有接受或反对的态度立场表达,在这两者的互动中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调节过程。

2.2.3 信仰能够产生社会认同作用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认同就是对于某种社会现象,某种行事做法的认可和赞同,通过认同可以达到综合社会机制的作用,可以达到凝聚社会力量,使人做出理性选择的作用。人的认同行为时与人的社会交往活动紧密关联的,人的社会交往都带有目的性并需要依据一定的规则和模式,纳入一定的秩序范围内,这就构成了认同存在的必然性。认同是一种具有文化特质和社会心理调适的社会群体的组合,该组合群体共同的特征和相似性必然与其他的组合群体不同。在这个组合当中,人民必定要寻找自己在其中所处的为之和身份,就会有一种核心的思想体系作为导向,会对于某种信仰体系予以悦纳和接受。可以说,信仰对于认同的引领作用突出而明显。

2.3 信仰存在的形态

从信仰概念的本体意义出发,祛除对于社会制度和某种理论学科的信仰,从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信仰出发,将信仰划分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宗教信仰、道德信仰三个大的核心部类。

2.3.1 马克思主义信仰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界定,学者是持不同意见的,这些观点都是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某个角度出发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应该说,这些观点都在一定层面上概况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都属于社会科学,更多倾向于人的思维科学,是“对世间这最奇妙的现象的凝神思索”,其是否能够解谜人生尚待探究。而科学社会主义因其理想性和超越性而具有类似信仰的性质,但是在马克思理论当中科学社会主义属于未来的现实主义,和一般信仰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异。

另外,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三个维度:第一,在现实性维度上,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第二,在理想性维度上,强调共产主义的实现;第三,在超越性维度上,追求“人的自由的全

面发展”的超越性信仰。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三个维度的框架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2.3.2 宗教信仰

信仰问题的缘起于对宗教信仰的探寻。宗教具有信仰的品格,宗教信仰作为信仰的重大形态之一是不可逾越的研究对象。

整个世界的宗教林林总总,特点不一而从,论说纷繁,形式各异。而宗教的之所以能够产生并经久不衰且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源于人内在的焦虑和对于生命本身的关怀。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过程、季节更替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能转变为它的宗教。人类的宗教并不是抽象的概念集合,而是来源于实实在在的社会历程,来源于社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宗教的思想逻辑是,人的肉身是由精神所支配的,面对人内心当中的矛盾,人必须诉诸于一种精神性的信仰,通过这种超越性的精神信仰而达到解脱的目的,使肉身和精神脱离二元化的矛盾,在彼岸的观念中获得永生和享乐,借以完成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一种宗教,通常都具备神秘性、抚慰性、反映社会存在的特质。宗教的存在和发展是人的理性受制于外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人的文明素质的局限,是社会和人的理性发展但却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程度的产物。

2.3.3 道德信仰

道德是社会调解机制之一,是社会主体对于社会客体的所持的判断态度,通过主体的本身的伦理价值而对客体进行的分析,并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所表现出一种反映主观需要和利益判别的情感表达。道德的取舍判断天生就是一种信仰的活动,因为信仰道德,所以人们才会产生这种崇高性的道德自愿。从定义上说,道德信仰是人们对于自身所认同的道德理想、道德规范、道德行为、道德品格的信仰,并以此内化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行为判准,外化为最终的道德行动。这种道德信仰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重点在于人内心的方向感,甚至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它在于自身利益和文明素质熔铸而成的思想动机,它的确立根据是道德的选择和取向。

道德之所以能与信仰融为一体,成为信仰的一个客体方向,凝聚成为道德信仰,是因为信仰能够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赋予道德以精神本体,信仰就是道德的家园”。道德信仰是信仰主体的信仰选择,表现为以自我为尺度的行为规范,是主体的自我规定。人既然选择了以道德作为信仰,那么道德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意志、情感、欲求就会贯穿信仰行为的始终,成为信仰的责任以及信仰的价值判断。

3.解读理性与信仰的关系

3.1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流派

3.1.1 矛盾说

信仰往往背负着虚幻的恶名,而理性则背负着功利的恶名。理性是以确定性的方式把握现实世界,而信仰则是以超越性的方式把握世界,信仰不受思维方式的局限,直接确信并崇拜某种神圣存在,把握的是纯粹的精神世界,从而与理性把握的现实世界产生不同甚至冲突。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与不信仰往往被等同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信仰与理性的对立也由此被人认为是贯穿西方历史的一条主线。自中世纪,信仰与理性就被认为是矛盾的。启蒙运动时,冲突论愈加彰显。此时代表信仰的宗教受到了来自理性的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批判。信仰与理性更显得水火不容。纵观全球各国,所有文化观不出其外:或侧重理性,或偏向信仰,或寻求中立。然而偏理性的民族往往不愿理解偏信仰的其他民族,反之亦然。

3.1.2 和谐说

在中世纪思想家的身上“并无理性与信仰的分裂,却只见二者的和谐”。因此,对于生活在信仰时代的虔诚之士,存在即信仰,上帝即理性,本来没有矛盾。在启蒙运动时期,也不见得人人都要将理性与信仰对立起来。康德和黑格尔都是很好的例子。他们“试图通过哲学上的论证,为宗教变换一个新的思想根基,即以先验的理性作为宗教的基础,而不是出自一种盲目的信仰”。

3.1.3 理性与信仰共存

也有一些学者,例如斯宾诺莎,提出“理性与信仰并存”的观点。斯宾诺莎对“理性与信仰并存”进行了阐释,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第一,理性与信仰是分离的。哲学领域与宗教领域彻底分离是斯宾诺莎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明确指出:“把信仰与哲学分开是全书的主要目的”;第二,理性与信仰是相合的。斯宾诺莎认为理性与信仰应当分开,绝不是认为二者各自为政,相安无事。实际上,信仰离不开理智,理智在某些方面也需要信仰。

3.2 理性与信仰的融合

3.2.1 理性是信仰之根

信仰是什么,不能仅从信仰的表象去看。信仰的根源是信仰之人,而不是信仰的对象,是人在寻求信仰,是人在信仰某种对象,信仰的对象可以不同,但信仰的主体都是人。信仰本质上是一个意义世界,一个无形的意义世界,纯然属于人的精神领域。这样一个精神性的意义世界不是给人现实的物质支撑,而是给人生存下去的精神动力与力量源泉。所以,无论何种信仰,无论具体的信仰是什么,在其终极的本质上,都是在赋予人生意义或信仰人生有意义。而人们信仰人生有意义的原因是因为人存在生存自觉,人自觉其在生存而无法自然存

在,要选择自我的活法,故要追问生存意义问题,因而产生信仰。这种生存自觉即主体自觉“我”的存在,但主体只有在对象性思维方式中才能产生自我意识,才能产生主体的生存自觉。故对象性思维是产生自我意识的前提,而对象性思维就是我在思,就是有我之思,也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种对象性的“有我之思”就是理性自觉。

理性虽然不是主体唯一的思维方式,但是只有理性才会产生生存自觉意识,生存自觉只能奠基于理性。所以说,理性恰是信仰存在的前提,是理性提示给主体对自我生存的自觉,是理性在生存自觉中追问生存的意义,是理性在生存意义的追寻中产生信仰。信仰是理性在信仰,故“理性是信仰只根”的内涵不局限于信仰的内容与过程是理性的,应当理解为在认识论上是“理性在信仰”。

3.2.2 信仰是理性之柱

理性对万物的考量皆以对象性方式审视之,当理性面对信仰,也是把信仰作为对象性的人类文化事件(行为)加以审视,这种审视首先就否定了理性自身与信仰的联系,只把信仰作为理性要研究分析的客观对象,理性在事实上处在了信仰的主体地位。

但深入理性之中,从本质层面揭示理性,可以发现理性并非是毫无依赖。在纯然自在而自为的独立自足的理性的世界中有一个天然的信仰维度,理性之中树立着一根信仰的支柱。也就是说作为理性寻求的信仰,并非完全自在于理性之外,而是由理性之内生长于理性之外,又由理性之外贯通于理性之中,作为理性的砥柱支撑着理性的大厦。理性是信仰之根,成长起信仰的大树;信仰是理性之柱,支撑起理性的天空。

所以理性天然蕴含着一个信仰的维度,信仰不是完全绝离于理性之外,或理性之外有一个自在的信仰,信仰的根就扎在理性之中,而理性也紧紧拥抱着内在的信仰之维,信仰之维内在于理性之中支撑着理性,而于理性之外又引导着理性,真正的信仰贯穿于理性的思维过程之中,即理性的运动之中暗含着信仰的支撑。

3.2.3 理性与信仰的互补

理性不是万能的。因为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单凭理智的指导就能获得德性的习惯,过正直的生活,没有智慧的大众不能通过理性得到救赎,从而获得幸福。所以,理性在使人得到救赎、获得幸福上还是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因为他不用能使大多数人得到救赎。这个时候,信仰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它弥补了理性在这一方面上存在的空缺,因为信仰的存在,人们只需要依靠启示、相信、服从就能够得到救赎,获得幸福,因而养成道德的习惯。

理性以其对确定性寻求的本性当然会怀疑信仰,怀疑其超越性寻求的根据以及其确定性。对于这些怀疑,信仰本身无法回答,而任何回答都只能是理性的回答,所以在某些时候,信仰往往要求助于理性。信仰以其超越性本性也会诘问理性,询问其终极的确定性何和确定性的终极根据何在。理性无法回答终极问题,所以理性往往求助于信仰。如此,信仰因其超越性而与现实产生距离,因为没有现实的确定性而成为理性否定的对象;理性因其现实性而缺少终极根据,因为没有终极的超越性而成为信仰否定的对象;而对二者的问题解答又都需要

对方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与信仰存在很强烈的互补。

3.3 理性与信仰的殊途同归

既然信仰根源于理性,理性为信仰奠基;信仰支撑理性,理性具有信仰的维度;那么可以说,信仰只能是“理性的信仰”,理性只能是“信仰的理性”。信仰与理性纠缠在一起,二者殊途而同归。

而二者同归于何处?很多学者认为其同归于人的生命存在。无论信仰还是理性都是对生命的承诺,其职责都是守护生命,呵护生命。既然生命是一个统一体,信仰与理性作为统一生命的构成怎么可能完全割裂与对立?信仰和理性最终都是要安顿生命,就是要在现实生活的世界之中为身心找到一个确定的位置,使主体之人可以“诗意地栖居”。所以,信仰与理性的对立只是表象的对立,只是安顿生命的方式与层次不同。在未经反思的思维认知中,用分别的目光去审视,去挑剔,当然会找到二者的诸多差别甚至对立,但以反思生命的目光审视,深入生命的本质,深入信仰与理性的本质,必然能发现二者的本质统一。因为生命本身无法分裂,也不会分裂,只要信仰与理性出于生命自身的需要,就不会真正的分裂,所谓的分裂只是对信仰与理性认知与理解的分裂。在真实的生命存在之中二者无法分裂,二者的区别只能是分工的不同,却都是生命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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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与文化的科学,或者说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科学。 美国学者霍尔姆斯首先提出文化人类学这个概念。 在美国称文化人类学,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称为民族学。 人类学的奠基者:拉菲托《美洲野蛮人风俗与远古风俗之比较》 古典进化论学派 这是文化人类学史上第一个流派,是文化人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标志,盛行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成熟的标志在于E.B.泰勒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古典进化论学派认为文化进化的动力:心性一致,即人类心里一致说,人们都朝一个地方想。古典进化论学派很好地解释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它却把文化的差异性简单地解释为发展阶段的不同,从而为文化歧视甚至是种族歧视埋下了理论种子。 古典进化论学派产生的背景:一,早期的人类学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组织的建立; 二,殖民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人们研究异种族、异文化的需要, 也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阈; 三,思想根源在于进化论理论的提出: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斯 宾塞社会进化论。 E.B.泰勒: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第一个给文化和宗教下定义之人,第一个主张采用 统计法进行人类学研究的人。《原始文化》、《论研究制度的方法:对婚姻和继承 法的应用》 进化论观点:人类社会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跟自然界一样, 是通过不断进化而发展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文化发展的 各个阶段是相继相承的。 宗教理论:明确了什么是宗教:一切对于神灵的信仰;探讨了宗教的起源和产 生:万物有灵(全部宗教史的基础)。 婚姻家庭理论:“回避”习俗与居住模式:从妻居到从夫居;命名制度:亲从子 称;继嗣制度;产翁制:由母系向父系转变;婚俗:抢婚和外婚制。 人类学研究方法:比较法(分类比较)、残存法(残留的风俗习惯)、统计法 摩尔根: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对易洛魁部落联盟的研究,首次使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人类学,首创用亲属称谓来研究家族制度。《古代社会》、《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 亲制度》 原始社会分期理论:根据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发展确定:蒙昧时代,野蛮时代, 文明时代。 氏族制度的发现: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氏族、胞族、部落、 部落联盟是一次发展的几个阶段,最终形成民族。 家庭史的研究:首次从亲属称谓制度来研究家庭和家族制度;家庭发展:“血缘” 家庭,伙婚制家庭(普纳路亚),偶婚制家庭,父权制/母权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其他学者:德国人类学之父:巴斯蒂安:人类心里一致说 瑞士的巴霍芬:母权论,标志着家庭史研究的开始 英国的麦克伦南:内外婚姻制度:母权制先于外婚制 英国的卢伯克:第一个提出残存法思想;宗教阶段理论 英国的弗雷泽:首创“社会人类学”一词;《金枝》:关于人类智力发展连续性和 进步性的理论:人智力发展经历了巫术阶段、宗教阶段、科学阶段 传播论学派

西方文化是如何协调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

西方文化是如何协调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关系的 西方文化的形成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他的核心就是一种共识。在这种共识之下,传统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所形成的科学理性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相互依存也存在冲突。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西方的文化对此作了一些调整,使之和谐并存,共同发展。希腊城邦时代,科学与宗教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同一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是绝对的专制权力,而科学与哲学只能仰承宗教之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地位。随着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最终导致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激进的宗教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根基,相反,它导致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共生和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首先,科学的理性与宗教信仰要互为存在。所谓宗教信仰,是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们对所信仰的神圣对象,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在原始社会,人类智力和能力很不发达,人类出自内心地对日月星辰运转的神秘力感,日夜冷暖的更替轮回,自身生命的存在与信托,从而导致人们以一种虔诚的态度“仰望”这种伟大的力量,对它产生一种信任依托之感,希望能借助他这个无限的终极力量解决自己心灵的恐惧和困惑。 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运动等的推动下,是人们开始思考,理性的研究神秘而还未知的事物。因而,在宗教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于未知事物进行探寻。而正是这样的探索使得人们了解自然,理解社会人情,因此产生一定的判别力,从新审视自己信仰的宗教,认识教义等,不再盲目的相信,进而有选择的,理智的对待信仰。 其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宗教与科学理性相互促进,引导人们的思想。 希腊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具有很深的宗教情结。例如被我们称为第一个唯心主义者的毕达哥拉斯,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更是一个奇怪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这个宗教神秘主义者本身却是伟大的数学定律——毕达定律(即勾股定律)的发明者。他在哲学上提出了数是万物本原的重要思想,由此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意义上的)之根基。由此可见,无论是柏拉图所代表的神秘主义,还是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理性主义,都并未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甚至截然对立的界限。只要合理的利用权衡宗教与科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能达到一种平衡的关系,反而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社会和谐效应。 最后,西方现代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妥协和互补 法国启蒙运动标志着科学理性在经历了长期的委曲求全之后,终于开始扬眉吐气地对宗教信仰进行全面的清算。科学理性取代了宗教信仰而成为生活的主宰,成为唯我独尊的新上帝;而基督教信仰则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被攻击得遍体鳞伤,似乎已经虚弱到了朝不保夕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作为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一个调节者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康德无疑是近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全部工作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即自由,而自由只有在科学与宗教的协调中才能真正实现。康德曾经说过,在他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牛顿让他看到了井然有序的宇宙中的自然规律,而卢梭则让他看到了人心深处的道德良知。 在西方文化的漫漫长河中,宗教与科学相互批判,相互博弈,成为各个党派的利用武器,但是,他却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好的保存至今。可见,西方对于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平衡协调是多么重视,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他也达到了十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cb1459885.html,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 作者:李敏 来源:《学理论·下》2010年第02期 摘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没有理性和没有信仰都不能称之为中世纪哲学。以梳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脉络,重新审视和评价中世纪哲学,纠偏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认识,对解决现代所面临的理性过度张扬、信仰失落、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示 作用。 关键词:中世纪哲学;理性;信仰;调和 中图分类号:B5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6—0013—02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是中世纪的核心问题,贯穿了中世纪哲学形成、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 提起中世纪,人们大都会认为:中世纪——这个由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提出的,用 以指称欧洲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他们所处的启蒙时代之间那一段黑暗的文化断裂时期,是欧洲历 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其实,如果能够用辨证的态度给予这个时代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的话,中世纪哲学则是以一种独特的形 态延续着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轨迹,并且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在理性的科学精神和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中发展。在理性张扬、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人类精神家园失落,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以理性与信仰之间力量的消长为脉络,重新审视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纠正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偏见,对于解救现代人面对的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1.理性依赖信仰存在 在早期教父哲学把希腊、罗马的哲学视为异端,反对任何有理性的思考,提倡绝对信仰。教会一直强制推行这样的思想准则,要求哲学服从神学,信仰高于理性,启示高于知识。但是早期基督教虽有着虔诚的信仰,却没有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却有着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它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所以早期基督教一方面贬抑理性,另一方面也对希腊哲学进行有选择地接纳,借助哲学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使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 这时期的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以中世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丁为例,他的名言是“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主张信仰高于理性,靠神秘的直觉去认识上帝,但是又认为上帝是可认知的,可以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论证。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随着人们对理性的追求日益强烈,对教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多,早期教父哲学家们也逐渐意识到信仰无理性是盲目的,要想使基督教信仰成为一种普遍现

理性与教育

人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人又是教育的产物。自古希腊以来教育和理性就不可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理性,而教育就是保护和发展人的理性。在柏拉图看来,认识的对象是理念世界中的理念,但这种理念进入肉体时变得朦胧了,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回忆的过程。他认为教育是“矫正心的倾向”的艺术,即通过教育发展人的理性。亚里士多德根据他的形式质料说,认为人的灵魂是身体的形式,人的灵魂有特定的官能,即理性的官能,它显现人的本质。他还认为人们接受教育不是因为它有用和必须,而是因为它自由和高贵,它可以发展人们的灵魂形式。不仅希腊教育如此,所有教育都是为了发展人的理性本质。教育正是通过增加人的理性能力,使人成为人。 理性的两重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性具有两重性,一是理性的道德性、价值性,是对至善、终极价值的追求,康德的实践理性、笛卡儿的直觉理性、韦伯的价值理性都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它为人类社会寻找价值、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理性的认知性、工具性,是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追求,康德的纯粹理性、笛卡儿的演绎理性、韦伯的工具理性都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它寻找客观世界的真理,并用真理性认识去改造世界。 教育使人的理性得到发展。理性是工具理性(认知理性) 和价值理性(道德理性) 的统一。教育取向的两重性。陈桂生教授认为分析教育的价值取向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即“教育者的有目的活动、教育资料、教育对象。”[3 ] (188 页) 在此,选择后两个角度来分析教育取向。教育资料统称为文化,文化又有两类: 1、观念文化(:价值、规范、信仰等意识形态文化)、2、知识(技术文化体系称之为科技文化)教育对象是人,人有两种属性:作为自然个体的自然人,作为社会个体的社会人。前面已指出教育的不同取向和理性的不同方面的发展有关。在此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简单地分析。1. 古希腊的自由教育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古希腊教育的内容是“四艺”,后来发展为“七艺”(文法、修辞学、辩正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 。“四艺”和“七艺”教育要训练的是人的心智,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后来称之为自由教育。古希腊教育内容上科技文化和观念文化还未分离,二者是统一的。虽然有“四艺”和“七艺”之分,但总体说来还是十分模糊的。同时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形而上学、政治学、论理学、逻辑学,物理学,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学科分化水平很低。教育对象的自然人本位和社会人本位还未出现明显的分化。亚里士多德称人是理性的动物,又称人是社会的动物。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人的理性,这种理性也以朴素的形态包含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这种教育也叫全面教育。古代教育以其朴素形态包含了两种取向,同时也发展了理性的两个方面。但并不是它没有偏向,其实这种教育还是偏向于道德。赫斯特(Hirst) 认为这种教育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自由学科不是“机械的”。它们比对从事身体或心理的日常事务的要求多得多,它们要求更积极更高级的能力的训练,这种训练是过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第二,这些学科的主要价值不是功利性的。第三,这种学习一定不是狭窄专业化的学习。因为狭窄专业化学习限制人的心智发展,使人不能参与对幸福生活具有同等价值和重要性的其它事务。第四,学习本身不仅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学生必须追求这种价值,也就使学习不只是被他人所迫或为了谋生。这一切表明自由教育的目的是非功利性的,是为了达到自由,而这种自由即是一个终极目的。这一目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善或至善。“如果我们所做的事都有一个目的,我们为了这个目的本身而企求做这些事,那么,显然这目的就必定是善和至善。”[4 ] (126- 127 页) 可以看出,古希腊教育偏向于道德取向,这种偏向到了中世纪则进一步滑向上帝这一终极目的。2. 中世纪教育和信仰理性。中世纪把理性看作是上帝的补充,“人的理性只能补充简单的信仰,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达到最高的智慧。”[5 ] (410 页) 道德不再是追求自由,而是信仰上帝,“人类的至善是以上帝的至善为原因的结果,因此道德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是幸福,而是上帝。”[5 ] (404 页) 此时人的认知理性完全被信仰(道德) 理性所取代,中世纪的教育和信仰理性是一致的。基督教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紧紧抓住教育和文化,但其教育目的是为宗教服务的。中世纪的学校几乎都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以圣经为主要学习内容,虽然后来把“七艺”纳入课程范围,但“七艺”的学习主要是为神学服务和古代“七艺”相比内容上有很大变化。教育内容为宗教服务,当然是意识形态的(宗教的) 。教育的对象“人”不然人具有自然人属性,是上帝的子民,其社会人属性也只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万能。因此,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输一种信仰理性。在此价值理性被信仰理性所取代,认知理性完全成为信仰理性的奴婢,甚至完全没有必要。阿圭那认为:“赋予人的智慧礼物是卓越的知识,这是他与上帝相结合的结果,只有通过爱才能实现人与上帝的结合,因为‘依恋上帝的人与上帝精神同一’。”[5 ] (410 页)中世纪后期,在经济发展的意大利北部产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

浅析中世纪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浅析中世纪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摘要】西方文明史上,理性与信仰可被看作是两条此消彼长的轴线,有着各自内在的、外在的起源。而将两者关系“大规模”的复杂化——融合或对立的根源阶段应该是在中世纪盛期。在当代科技和理性高度扩张,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本文通过简述中世纪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一些观点主张,重视和重新审视、评价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及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世纪信仰理性 每每提到中世纪,总是条件反射似的想到“黑暗”、“愚昧”这些词。大部分人认为中世纪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对于中世纪的文化人们普遍持极端否定的态度。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中世纪的哲学就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并且中世纪的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其基本精神仍是理性的科学精神与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恰恰是围绕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世纪哲学经历了形成、繁荣及衰落的发展过程。[1] 一、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中世纪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即古希腊哲学的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是中世纪哲学的思想来源。希腊晚期罗马时代,理性和信仰的调和孕育出了独特的中世纪经院哲学。 早期各个流派的思想交锋中,基督教一方有虔诚的信仰,无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一方有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但无统一的信仰,正是在这样丰厚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氛围下,基督教借助哲学对自身的教义做出理论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俄里根是基督教第一位系统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最早开了从理性上论证基督教信条的先河。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汀主张信仰高于理性,“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是他思想本质的概括,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2]他还指出,在不完善中认识完善,在相对中认识绝对,在经验中认识超验,从外在物质界回到自身,从肉体回到灵魂,逐级上升,达到判断力,最后达到理性,“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这是靠神秘的直觉认识上帝,是“刹那间悟入于真慧”,与普罗提诺的“解说”、“顿悟”如出一辙。虽然如此,但他认为上帝又可认知,可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证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和

信仰的力量阅读答案

信仰的力量阅读答案 【篇一:信仰的力量演讲稿(定稿)】 t>有一种力量叫信仰 有时候,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人面对冰冷的死亡,可以 如此微笑和坦然;是什么力量,让几万名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红 军战士翻越穷山恶水,突破前后堵截跨越大半个中国?又是什么力 量让仅仅二十几个党员的星星之火燃烧成担负起民族解放和复兴的 中坚力量?这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神奇和伟大的力量?当一页页翻开 中国共产党95年奋斗与牺牲的篇章,我们有了一个充满力量的答案: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我很想回到1921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去问问参加一大的那些年轻 的代表:你们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有的是大好前途,有的是加官进爵,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中国:我想她们一 定会坚定地回答:中国需要正确的方向。中国人需要正确的信仰! 我很想回到1927年北京菜市口的刑场,再去听听李大钊先生哪斗 志昂扬的国际歌,也想问问他:面对敌人的屠刀,面对冰冷的死亡,您到底怕不怕。我想他一定会微笑着坚定地回答: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一个人失去信仰! 我也想回到1935年漫漫长征路上,去问问《金色的鱼钩》里的那 位老班长,去问问《丰碑》中的那位军需部长:你们永远长埋在这 无边的草地和皑皑的大雪山上,你们怕不怕,我想她们一定会坚定 地回答:我们并不怕,因为我们有坚定的信仰,再冷再饿也觉得充 满希望。 我想问问董存瑞,我想问问刘胡兰、我想问问黄继光,你们浴血奋战,你们抛头颅洒热血,却没有享受一天平静的生活,你们后悔吗,我想他们一定会这样回答:为了信仰,总有牺牲,看到你们现在的 娃娃幸福成长,我们也会欣慰,绝对不会有任何后悔和感伤。 我想问问钱学森,我想问问邓稼先,我想想问问那些两弹一星的元勋,我想问问在大戈壁隐姓埋名的航天人,你们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来到这万里黄沙,你们冤不冤枉,我想她们一定会淡淡地一笑 回答: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祖国强大,民族复兴就 是我们的信仰.诺贝尔奖固然可贵,但是祖国人民的赞扬才是最可贵的 奖章.

从英法德启蒙历程看理性与信仰关系变化

从英法德启蒙历程看理性与信仰关系变化 摘要:启蒙运动和启蒙精神曾经在17-18世纪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旋律,而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理性也在此时期内得到大力地宣扬,该时期的宗教思想也受到了理性精神的影响,。然而在启蒙运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意见不一,导致了在各国启蒙运动中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不同看法。本文欲从英、法、德三国的启蒙运动出发,探讨在各国和各个不同时期内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变化,并对该变化轨迹进行反思。 关键词:启蒙运动;宗教;理性;信仰一、启蒙运动之前的基督教发展及基督教思想的转变特征 基督教在经过希腊罗马时期的发展,从犹太教脱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唯灵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浓郁的宗教后,在中世纪通过至高无上的教权将分裂的欧洲控制起来,使得教权居于王权之上。罗马时期比较低俗的基督教遇上了未经教化的日耳曼人后摇身一变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也因为基督教的作用使得日耳曼人很快皈依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掌握了权力的教会内部日益腐败。罗马天主教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15、16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西欧社会内部发起了两场重要的文化变革运动:文艺复兴

与宗教改革。此后的17世纪,西欧国家又经历了一场近代技术革命的洗礼,理性主义在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包括宗教领域继续发展,至18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在教狭义的意义上是“一场反对宗教的运动”。启蒙学家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对专制制度和教会权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矛头直指欧洲思想专制和封建制度的根基。就像“启蒙”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启蒙运动不仅仅是破坏和否定一切,它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信念与理想。其主旨在于使所有人都受教育,用自然理性之光照亮所有人的内心世界,用理性驱逐一切愚昧与迷信。就像康德所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并不是一味地否定宗教,而是对宗教的一种扬弃。他们批判的是迷信而不是信仰,是教会而不是宗教本身。 尽管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表现出来有相似性,但是也呈现出了各自的特点。正是有了这些特点,才使得启蒙运动中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讨论变得多样。18世纪基督教思想呈现了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神学的人学化倾向。二是神学的理性化趋势。另一方面,理性批判在宗教研究和圣经解释领域得到广泛地应用。

浅析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在西方文化中的辩证关系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代鹏 1112012049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2级博士队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历来关注的热点之一。传统观点认为科学与宗教或者相互冲突,或者相互分离,或者是一种互相整合的关系。宗教与科学不仅有着本质上的对立,更有着观念上的内在联系,二者存在着一种建设性的互补关系。宗教是研究形而上的东西,在对“人是谁”的追求中来探讨一种永恒的存在,科学则是形而下的研究,是对客观真理与规律的探索。作为承载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车轮,科学与宗教共同谛造新的人类文明。 回顾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起源,它们是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15、16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人的价值,质疑教会宣扬的苦修。17世纪哲学与科学的兴盛则弘扬了一种清新的理性主义精神,它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和经验立场来摧毁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构建出来的虚假世界,使人类摒除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重新认识了自然,通过理性而得到真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以理性科学为旗帜,反对教会禁锢思想,反对宗教蒙昧,摧毁封建专制赖以维系的宗教基础。在曲折的发展史上,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存在辩证关系。 信仰与理性区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信仰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灵魂内所具有的一份执着,是一种经过价值选择的能够成为人们精神支柱的思想观念或精神追求。信仰是宗教的灵魂,离开了信仰,宗教就不成其为宗教。然而宗教不能等同于信仰,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形式,并且数千年来,宗教信仰一直是信仰的主要形式。当然科学也离不开信仰,然而这与宗教的信仰特性明显不同。这是因为宗教的信仰性特征突出地表现为虔信,表现为盲目性,表现为以从不发生疑问而一味接受、顺从地遵守和实施。理性作为人性的表征而存在,而人性是丰富的、多样的,因此,人的理性也必然是丰富的、多样的。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两种文化样式,分别内蕴着两种不同的理性。科学以理性为核心,它所包含的理性称之为科学理性。宗教理性以自己建构起来的彼岸世界为对象,是从超越的神圣存在的角度出发理解世界的。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存具有统一和互补的关系:首先,宗教信仰是与科学理性并存的文化思想枷锁,限制人性的精神自由,而自然界成为科学的领地,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与规律,二者并存但不冲突。其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

缪勒宗教起源的_无限观念_论析

第58卷 第1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58,No.1 2005年1月Wuhan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S ocial Sciences)Jan.2005.080~085  ■宗教学 缪勒宗教起源的“无限观念”论析 翟 志 宏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翟志宏(19602),男,河南南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哲 学、基督宗教与文化研究。 [摘 要]麦克斯?缪勒认为,宗教起源于无限观念,这种观念是原始人类在对有限自然现象感知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早期人类对这些观念的把握和命名,导致了不同信仰对象和崇 拜形式的产生,推动了宗教的发展。缪勒力图从宗教的最原始形态出发寻找其客观自然基础 的尝试,为宗教学研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这种“自然起源说”因其过分注重 感性认识论而未能得到普遍的认可。作为宗教始点的无限观念,在知识论上的不确定性使得 有关上帝存在的理性把握与证明变得异常的困难。信仰(确定性)和理性(不确定性)的矛盾并 不因无限观念的感性基础而得以消解。 [关键词]宗教起源;无限观念;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320(2005)0120080206 英国19世纪宗教学家、近代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认为,宗教起源于从有限自然现象中生发出(或体验到)的无限观念。原始人类正是在对这种无限观念的理解、把握和命名中,形成了神灵观念,进而导致了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本文在对缪勒关于宗教起源理论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无限观念(神或上帝存在)的确定性问题进行分析,试图在对有限和无限关系等宗教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助益。 一、宗教的基本特征及其感性基础 麦克斯?缪勒在其1878年出版的宗教学开山性著作《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提出了宗教起源于“无限观念”的观点。他认为,早期人类的“无限感,是所有宗教的最重要的史前动力”,“在无限的观念中,我们找到整个人类信仰历史发展的根基”[1](第31页)。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胚芽”,正是在这一“胚芽”的基础上,人类发展出了它的各种宗教和信仰形式。 缪勒之所以对宗教的起源问题极为关注,乃是源于他对宗教本质的思考。他认为,“什么是宗教”对于从事宗教研究的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宗教学就是要揭示“宗教是什么,它在人的心灵中有何基础,在其历史成长过程里遵循什么规律”。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决定了宗教学研究的起点和方法。 由于宗教是一个在几千年前就已出现的普遍现象,其内涵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要想寻找一个对所有宗教现象来说都是适当的定义则是不可能的。因而缪勒认为,为了把握宗教的本质,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宗教曾经是什么,以及它后来是如何变化的。这即是缪勒写此书的目的,把宗教的完整定义包含在全书中,通过对宗教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叙述来理解宗教的本质。 虽说给宗教下定义是极为困难的,但缪勒认为,我们可以就宗教活动提出“某些特征”,从而使得这收稿日期:2004202212

哲学概论

基督教哲学 泛指基督教中以神为核心、信仰为前提、《圣经》为基础的各种哲学学说。古代和中世纪指奥古斯丁主义、奥利金主义、托马斯主义、经院哲学等。现代指新经院哲学、辩证神学、自由主义神学、基督教存在主义、基督教进化论、新古典派有神论等。 概念 罗马基督教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神为核心、信仰为前提、《圣经》为基础的宗教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三种形态 基督教哲学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出现过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形态是2~5世纪的教父哲学,5世纪为其鼎盛时期。代表人物有查士丁、克莱门、奥里根、Q.S.F.德尔图良、杰罗姆、安布罗斯、A.奥古斯丁、格雷高里等。 第二种形态是9~15世纪的经院哲学,13世纪为其繁荣时期。在13世纪前是以奥古斯丁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经院哲学,13世纪后是以托马斯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经院哲学。 第三种形态是19世纪末出现的新经院哲学,即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人物有利奥十三世、曼尔西埃、格拉布曼、J.马里旦、┵.H.吉尔松、Y.西蒙、G.A.韦特尔、J.M.波亨斯基等。 教父哲学 特点 早期基督教的护教者,根据《圣经》,利用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阿主义,制订和论证基督教的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三位一体论和来世赏罚论等一整套教义。这是哲学和神学混为一体的辩护基督教教义的宗教理论。 基本观点 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神和灵魂,论证的课题是认识神和认识自我。他借助柏拉图哲学的理念论和斯多阿学派的伦理学,断言神是超越的存在,永恒不变,绝对统一。神是唯一的精神实体,充满智慧和意志。神的意愿和作为是一回事。神根据自己的意愿从无中创造具体世界,创造体现神的真和善。人是物质世界中最高的创造物,是由灵魂和肉体两种实体组成的。灵魂近似于神,是单纯的非物质的精神实体。灵魂是指导和形成肉体的基质,是肉体的生命。本质上,灵魂是追求至真至善的神。但是,由于人背离神,无视精神生活,贪图物质享受,败坏本性,从此人不能不犯罪。然而,由于灵

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

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 摘要信仰与理性的冲突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由来已久,而且可以肯定,只要人类在自己认识世界的活动中还有未知的领域,还有理性无法触及的地方,这种冲突必将存在下去。关于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冲突,本文将通过分析两者冲突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探讨这种冲突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冲突,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信仰理性宗教科学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一直在追求着心灵与肉体的完美结合,求真的执著与求善的企盼构筑了人性的两股动力——理性与信仰。然而,这两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却始终不断地纠缠着对方,一次又一次爆发冲突。可以说,在历史上求真的理性和求善的信仰之间一直上演着依赖与叛逆、离弃与召唤相交织的历史舞台剧。歌德曾经把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视为世界史和人类史上最深刻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与不信仰往往被等同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信仰与理性的对立也被人认为是贯彻西方历史的一条主线 一、信仰与理性的冲突起源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初期,科学理性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是靠着宗教信仰维系秩序的,信仰通过对圣贤的主张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和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来实现自己的功能。在哲学出现之前,神学正是靠着信仰这一利器完成自己使命。往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理性得以发展,信仰也在与时俱进。不过,有的时候是理性占主导地位,有的时候是信仰居上,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时期,理性有过一段时期的张扬,公元前6——5世纪,希腊人从蒙昧时代走出,出现了一大批自热哲学家,他们开始将视线从对神的研究转移到了对自热和人本身的研究上。随着当时“人是万物的尺度”和“美德就是知识”两大著名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时代主题已由政治神学研究转向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吹响了理性精神挑战信仰情结的号角!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在肥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但是,当踏入“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失去了原有的高尚位置,成果被神学消化并且成为论证信仰的工具。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在这个时代,政治思想是以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人们把事情的起因认作是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时,这就走向信仰。 当理性被严重扭曲、神学被推上极至的时候,整个欧洲社会开始了以人和自然为主题的文艺复兴运动,理性与信仰,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之间又一次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战。在这次运动中,理性对信仰的几番征战,揭穿了神学的虚伪面纱,导致了人们对信仰的崩溃。信仰被推向理性的法庭上遭到审判,信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在这一次的信仰与理性之争中,理性精神战胜了信仰情结,信仰似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然而在近现代,人们一方面,踏着科学的步伐,崇尚理性,歌颂知识,;另

论知识背后的本能信仰

论知识背后的本能信仰 哲学认识论史上的最大争论之一,就是所谓“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派之间的争论。经验主义者认为,我们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得来的;然而理性主义者认为,除了我们凭经验所知道的以外,还有某些我们不是凭借经验而知道的“天赋观念”。为了解决这场争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创立了先验哲学,试图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调和起来,他认为知识是由知性范畴综合感性杂多形成的,使得知识既具有了经验的实在性也具有了先验的观念性。但是康德在现象界获得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同时,却遗留下来了一大块知识的盲区即本体界,在康德看来本体界的物自体不再是知识的对象而是信仰的对象。 一般人都认为知识和信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知识是可以被理性证明、由经验支撑的真理,它通向科学;信仰是不证自明的信念,它通向宗教。事实上,知识和信仰并非决然割裂的,正如罗素在《哲学问题》中提出的“一切知识都必须根据我们的本能信仰而建立起来,如果这些本能信仰被否定,便一无所有了。”这些“本能信仰”并非是陈述知识的逻辑形式或构成知识的知性范畴,而是承载着我们普遍的世界观、潜藏在我们日常思维中的信念。 一、知识中对超感性世界的信仰 知识中对超感性世界的信仰即我们相信在感觉材料以外还有一个客观物质世界的实在,在常识中人们从不怀疑这一点,但在认识论中却很难被证明。我们的认识能力所能向外部世界获取的仅仅是感觉材料。例如我面前有一张桌子,通过视觉作用可以得知它是棕色的、通过触觉作用可以得知它是坚硬的。现在如果有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同时看着这张桌子,凭什么说他们分别获取的、不尽相同的感觉材料所指向的是同一个客体呢?我们所感受到的和所思维着的都是本质上是精神层面的内容,如何证明世界上除了我们自身和个人经验以外,还有别的事物是实存的? 其实在认识事物之前,我们就拥有了对超感性世界的信仰。这种信仰源于我与物的本源联系:我确信面前的桌子是实在的,因为如果它只是一个幻影的话,我绝不可能在它的桌面上写文章。物质的存在只有通过我们的实践才能感受到,实践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关乎到人生在世的意义,因此人与物的实践关系比认知关系更本源。在实践中我们获得了相应的感觉材料,拥有了形成知识的基础。 这种信仰是超乎于认识层面的,但如果否认这种信仰,我们将获得不了任何确定性的知识。经验主义者贝克莱就否认这种信仰,他认为物质对象的存在只在于它们的被感知,物体的东西实际上是某个心灵中的一簇观念,它们具有某种稳定性,甚至当我们没有感知到它们时,它们也是如此,因为上帝仍然在感知着它们。然而没有物质世界的实在,我们何来感知?没有日常的实践,我们又何来观念? 另外,我们信仰的超感性世界并非柏拉图所谓灵魂中的理念世界。他主张在理念世界中已经包含了一切的真理,人们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回忆。我并不认为理念世界是先在和实在的,它源于理性对于完美的追求,是由理性缔造出来的精神王国。我们本能信仰的超感性世界是超乎感觉材料之外与之上,一定有一个持久性的共同客体,它是构成为不同的人和不同时间的感觉材料的基础或原因。 在认识论中我们永远都不能证明在自身和经验之外的那些事物的存在,但是我们需要并拥有这样的信仰,来确保知识的可靠性和必然性。 二、知识中对自然一律性的信仰 众所周知,经验主义的缺陷在于它无法将或然的经验材料上升为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然而理性主义所谓的“内在原理”就一定普遍有效吗?让我们深入分析休谟问题: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太阳明天会升起,因为它总是无一例外地天天升起;甚至运用我们所知晓的物理知识

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姓名:刘烽华班级:物流管理111班学号:5400211206 信仰与理性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极其重要、但又异常模糊的一对概念。何为信仰,何为理性,二者关系如何,是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倾毕生精力加以关注和研究的主题。然而,其结果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今无有定论,由此也足见该问题之艰深繁难。同时,对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对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究竟居有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的回答,人们一直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到现在尚无定论。在此,我没有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意思,只想简单地运用所学、所看的一些皮毛理论及知识去探讨一下,试图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真理是否唯一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始终与真理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不存在所谓真理,那也就没有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了。正是由于人们认为存在着真理,才有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真理是唯一的,还是存在着至少两种真理,对于解决真理与信仰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真理是唯一的,那么,理性与信仰,要么只有一方是真理,另一方不是真理;要么双方都不是真理,它们共同从属于那个唯一的真理。如果真理不是唯一的,那么双方都可能是真理;只要承认它们都是真理,那么,有待确定的就只是它们在真理系统中的地位了。 真理是不是唯一的,涉及到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如果认为世界是唯一的,宇宙是唯一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真理也就是唯一的了。也就是说,与真理是唯一的相对应的世界观认为真正的世界只有一个,世界是一元的。在古希腊,凡是认为世界是一元的,也就认为对同一东西,真理只有一个。 世界是一元的,那么,这个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呢?它是物质,是精神,还是神灵?一般而言,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物质,通常是强调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性为真理的源泉的;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精神,通常是主张以先验的或天赋的理性为真理的源泉的;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神灵的,通常是以神或人对神的体认为真理的源泉的。无论是以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性或以先验的天赋的理性为真理的源泉,归根到底都是以理性为真理的源泉;但以神或者人对神人体认为真理的源泉,实际上也就是以信仰为真理的源泉。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的分别,归根到底是以是否承认神创论为根本标志的。 我们通常说,毕达哥拉斯的真理论是理性主义的,柏拉图的真理论是理性主义的;但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真理论却是信仰主义的。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前者不是神创论的,而后者是神创论的。既然世界是由神创造的,那么,人,包括人的理性在内,也是由神所创造的了。既然真理就在于与原型即本原的符合,在于要在思想中对世界所由之而来的东西的再现式的把握与体认,那么,本原是神,要得到真理,也就是要回到神,回到神的方式之一就是体认与把握神,而这一切都必须以对神的信仰为前提,如果对神不信仰,不信神,也就不仅不会得到神的眷恋,而且会被神剥夺认识神、体认神的能力。所以,在以神创论为基础的宗教中,信仰神是绝对的第一要义。理性在其中固然也有其地位,但毕竟是从属的。因此,在宗教中即使有所谓的理性主义,也是信仰主义的理性主义,因为在其中,理性是为信仰论证服务的。同时,由于真理只有一个,而且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期末重点

2、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3、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4.山药蛋派: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5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有意识地以赵树理为中心,培养、形成风格相近的创作流派。代表作有赵《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马《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西《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等。这一流派的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写作特点,追求生活的真实,反映生活的矛盾和问题。文学史上认为现实主义是“山药蛋派”的本质特征和灵魂。 5.白洋淀诗群: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插队,形成了白洋淀诗派,主要诗人有:芒克、根子、多多等。有芒克《天只》《十月的献诗》根子《白洋淀》等等。他们的诗作现实了对于现实社会秩序,对暴力的批判,生命中迷惑、孤独和痛苦的体验。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而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多的带有现代主义色彩。 6、伤痕小说:产生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山之作为刘心武的《班主任》,因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而得名,主题主要于展示“文革”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精神与肉体创伤的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王亚平《神圣的使命》、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宗璞《我是谁》。张贤亮《邢老汉与狗的故事》;长篇小说: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7、反思小说:主要指1979至80年代初出现的对解放后几十年曲折历史和人的现实处境等进行反思的小说。发轫之作: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其他代表性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绿化树》等;长篇小说:《古船》等。与伤痕小说内容上有交叉,是伤痕小说的深化。但存在偏重于政治反思,文化反思不够等缺陷。 8.改革小说:改革小说把目光投入到现实生活领域,在伤痕和反思过后呼唤改革。蒋子龙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连续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另外李国文《花园街五号》;张贤亮《龙种》;张洁《沉重的翅膀》;贾平凹《浮躁》手术与改革小说之列。 9、寻根小说:对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进行反思、审视与批判的小说,其目的主要在于发掘民族文化传统的活用资源,重铸民魂或民族精神,同时在全球化语境下参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所谓寻根,就是寻求民族文化之根。代表作家有贾平凹、韩少功、阿城等。其特点是:一超越政治视角,走向文化视角。二是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参预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10、先锋小说:中国文坛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在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上都呈现出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气息的小说创作流派。主要代表作家有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孙甘露、洪峰、北村等人。具有两大鲜明特点:(1)话语的叛逆性,即对权威叙事的颠覆与反抗。(2)形式的前卫性,即大胆尝试最新的文体试验。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 ——康德“哲学释经原理”批判 傅永军 2013-1-9 13:15:16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5期 内容摘要:康德将宗教信仰局限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进行诠释,他批判“教义性诠释”,肯定“真理性诠释”,从纯然理性出发,提出自己的哲学释经原理。主张对宗教信仰的诠释只能理性地进行而不能诉诸诠释者内在的主观情感,诠释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让人获取真正的信仰。康德的“哲学释经原理”放弃了信仰主义立场,将对基督教的诠释完全架构在自己的理性分析结构和诠释框架之中,解构了文本和作者的价值,把文本的意义解释为诠释者自己已有理念范型的投射,有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危险。而事实上,诠释活动是诠释者、文本以及作者之间互为主体的交往行动,这种交往行动以趋向真理为诠释的责任,它借助诠释者、作者和文本共同处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社会交往规范和知识范型,将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昭示出来,而意义的真理性就存在于交互主体的理性共识之中。 关键词:信仰;善恶;理性化释经;诠释责任;交往行动 作者简介:傅永军,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康德与诠释学的关系并不复杂。严格说来,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康德先验哲学,在西方诠释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并没有产生过多少影响。然而,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康德又确实对西方基督教信仰做出过独特的诠释,形成别具特色的“哲学释经原理”。康德的这种“实践中的宗教诠释学”充满了理性色彩,迎合了启蒙时代对宗教合理性进行哲学重建的要求,反倒成为西方宗教诠释学中的一种特殊范式,深刻而直接地影响了在他之后西方宗教哲学的发展,值得研究者用心着力,给予高度重视。本文依据康德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1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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