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对我的影响

通过《吴文化》课程的学习，我学到了很多，这门课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我对吴地文化有了一个更加深刻，更加系统的认识与体会。吴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自泰伯立国以来，吴国二十一世、二十五位君王，至夫差失国，时历六百多年的古吴春秋。从荒芜地带，变成美丽富饶的江南；吴国从小到大，发展到争霸中原的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吴人辉煌业绩，而且有季札至贤延陵高风。但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夫差被胜利冲昏头脑，迷于酒色，轻信奸细，陷害忠臣，致使失国。在这之中我对泰伯的“至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吴文化是氏族文化，也称江南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著名教育家张其昀先生说“东南文化，不在苏杭，不在京镇，在无锡之梅里。”吴文化的前身，是古老的民族文化，是陕西“蛮民”从中原迁徙至长江三角洲所带来的中源先进文化和江南地域“土著夷民”之风俗融合而产生的氏族文化。

吴文化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成这样几点：

一．厚德载物的和谐性。

泰伯三让王位，赢得孔子“至德名邦”赞誉。厚德载物作为吴文化核心的道德内容，成了立身之本。从远古的泰伯到明代的东林党，从近代工商望族到当代的华西村，无锡在社会诸方面的发展中，无不体现出尚德和谐理念。

二．兼容并蓄的开放性。

吴文化是一个开放性文化系统，它的发展是不断吸纳异质文化的结果，显现出一种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对中原文化的引入吸收，显现了其包容性。临海型的地理区位，也使吴地很早以来就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碰撞磨合带。

三．经世致用的务实性。

经世致用的思想缘起吴地发达的工商业。工商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繁荣，孕育出了经世致用的实干思想。经世致用在近

代主要表现为学、用结合，积极主张以实用的知识与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实业。无锡荣氏兄弟即是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一。

四．开拓进取的创造性。

泰伯在荆野之地，开拓建起勾吴国，吴地自此涌动着一种

不拘成规、敢想敢干的开拓创新精神。中国的历史传统是重农贱商，但吴地很早就开始工商并重。及至当代，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无不显示其创造性。

五．崇文重教的学理性。

吴地文化发达，积淀深厚。大约东汉以后，形成了重文风尚，藏书、读书、教书的风气盛行，至明清则大盛。吴地崇学重教，人才辈出。古代苏、锡、常以及杭、嘉、湖等地，进士、状元等联袂而出。在现代，则成为教授之乡、科学家摇篮，国学大师、文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等批次产生，成为一方充盈着学理性的文化土壤。

六．道济天下的爱国性。

吴文化中洋溢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东林党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天下情怀，积淀起一种深沉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

泰伯、仲雍两兄弟是吴文化的缔造者。三千多年前，泰伯、仲雍两兄弟为遂父志、同心结伴，别姬易吴，三让周姬天下，从歧山周原出发，路遥遥，川条条，翻山涉水，披荆斩棘，不远数千公里来到长江三角洲的荒芜地带。他俩在这里以棚为窝，断发纹身，随乡入俗，与“土著”人打成一片，开荒立国。共同奋斗了半个世纪，变荒芜为良田，变穷为富，变小为大，变落后为先进。所创业迹，有目共睹，千口皆碑，留下了不可埋没的丰功伟绩。时过百多年，圣人孔子看到泰伯的丰功伟业之后，感动至极，拍案惊呼：“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天得而称焉。”这就是：泰伯三以天下让，谓之至德，老百姓心服口服

完全赞成如此盛赞。中国史学之父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赞为世家第一。东汉吴郡太守糜豹，在吴如胜首创吴氏宗谱序言中赞泰伯：“德与天地同其高厚，名与日月同其光明”。后来又有人赞云：“德让两家天下，功辟万古江南”。这就是历史和人们对泰伯至德精神的赞颂和评价。评价的高度，达到绝无仅有，天高仰止。

那么到底何谓泰伯精神？

泰伯的至德精神，可概括为“谦让开拓”四个字。泰伯之让避免了统治者内部一场流血或不流血的权力斗争，对周部落、对百姓有好处，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也由于泰伯之让，季历莅政，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以后才有武王灭纣而统一天下，开创了周朝八百余年的历史。无怪明初建文帝在泰伯墓地感慨地说：“远隐停骑泰伯乡，仰瞻墓宇法先王；避荆不为君臣义，采药能全父子纲。八百周基无足贵，千秋俎豆有余香；深惭今日争天下，遗笑句吴至德邦。”史志记载，人们把太伯之让，称为“南国高风”，把后来季札之让称为“延陵高风”。泰伯庙有一联云：“让国亦称王，从此荆蛮沾德化；兴吴应作祖，顿教草昧启文明。”吴国、吴人因以“让”为特色，梅村泰伯庙前的石牌坊就有“至德名邦”四个大字。“让”的另一面是开拓精神。古公亶父的南迁，既是让，同时也是新的开拓。“原居豳，因戎狄族侵逼，迁于岐山下，建筑城郭，设置官吏，开辟荒地，发展生产，使周逐渐强盛。”（《吴地记·后旧本原文》）。泰伯、仲雍不忘这一点，从周原到吴山，再跋涉千里，披荆斩棘，转辗徙移，渡过长江，爱上了太湖，看中了这块肥沃的土地，才留了下来。首先解除思想束缚，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民风俗，与民同好。“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吴越春秋》），表示与周族划清界线，决心开拓荆蛮之地。

泰伯对吴地的贡献主要为：

第一，率领当地居民兴修水利，改“以堵为疏”，开挖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条“人工运河”——伯渎港和九条支流，大大便利了

农田灌溉，又发展了交通运输，至今仍发挥着效用。《寰宇记》云：“泰伯开渎，以备旱涝，百姓利之，为立庙于渎侧。”

第二，传播黄河流域生产经验，结合当地实际，改“一熟为二熟”，稻麦轮作，又种桑养蚕，饲养鸡鸭猪羊，使江南一带的生产逐渐发展起来。“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就是唐朝著名诗人李白对当地植桑养蚕的生动描绘。十多年前，梅村的蚕桑业仍然较为发达，著名于世。

第三，生活上，教化乡民从“半生为食”改吃熟食，使人们的体质得到了不断增强。居住条件也有改善，改“搭棚为窝”为建村立巷，把分散的土著居民适当集中起来，建立了江南第一村——荆村，江南第一巷——蛮巷，以及自己居住的蛮村，主要的三处村落，这对教育群众，组织生产有利。直到现在，那两个村巷，仍以“荆村”、“蛮巷”为名，史书有记载，蛮村改名梅村。

第四，为防外敌侵犯，又率当地千余家群众在梅里的荆村、蛮巷、梅村一带筑起了一座土城。《舆地记》有记述：“泰伯当殷之末，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城郭三十余里（一说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曰故吴墟”。城内还营造宫室住宅及水井，“人民皆耕田其中”，安居乐业。《寰宇记》、《吴地记》等也有记载。约公元前116年，司马迁20岁时见过泰伯城，《列传》云：“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这里说的“春申君故城”，就是说的“故吴墟”，即泰伯筑的土城。

第五，把先进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后又吸收越、楚、齐等文化，培育成水乡特色、兼蓄并容、独放异彩的“句吴文化”。六朝《陈书》云：“讴歌所往……自求于泰伯者矣。”于是“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被奉为当地君主，自号“勾吴”，开创了吴国约650年的文明史，故人称泰伯为“江南鼻祖”。近代教育家、历史学家张其昀先生在其《无锡人文》一文中说：“长江下游太湖一带，为中国近代精华荟萃之区，财赋人文，甲于全国。若考其文化发祥地，则不在苏杭，不在京镇，而在无锡之梅里。……但泰伯之令人尊敬，不仅在消极让位，乃在让位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