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堤随想

苏堤随想
石光明
（一）
心仪西湖已久，这次终于如了愿。

乘夕发朝至的火车，一到杭州，在之江饭店住下，匆匆用过早餐，便打车前往西湖。

早就听人说过，西湖之胜，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

本来，六月的西湖，就如当代女作家宗璞所言，“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也没有秋意”，而我这次游西湖又只赶上个睛湖，想必造物主是想我从最平常景看起，为以后再游西湖留下些想头。

当我们走过神话传说和现代文明混凝铺就的断桥桥面，踏着悠远历史的遗韵余响，徐行在古朴淡雅的白堤上，环顾“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仍不禁眉酣目畅，心醉神驰，立即领略到了南宋诗人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诗句中的清夏意境，就如同漫游在一首首韵味深长的唐宋诗词，穿行于一幅幅酣墨淋漓的宋元名画，进入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历史故事。

印象中的西湖，总是苏东坡初晴又雨饮湖上所作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柳永低吟浅唱的“重湖叠谳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白居易临别时的“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总是白娘子和许仙断桥相会引出的缠绵悱恻又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是钱塘湖畔东方茶花女的千古才情和芳节，是风波亭里岳元帅怒发冲冠的浩然正气与“天日昭昭”的警世呐喊；总是明末文学家张岱游记描画的雪拥西湖的素洁凝静气象混茫，是袁中郎散文记述的“绿烟红雾，花态柳情，歌吹为风，红粉如雨”的艳冶热闹，是当代作家余秋雨一叹千年的几页“西湖梦”。

望着满眼似熟识又陌生的湖光山色，我极力想把自己过去于书游、诗游、剧游中得来的只花片叶、随想乱绪串接起来。

清代学者俞樾曾在西湖边诂经精舍主讲达三十一年之久，他评价“西湖之胜不在湖而在山”，当初读他的《游九溪十八涧记》，也颇以为然。

但当我身临西湖之境，细品西湖之景，反倒动摇了这一看法，认为最值得一游、一读、一品的应该是那横亘湖上，堤桥相接的绿色苏堤。

一痕长堤对潋滟湖光来说，既障景又造景，分隔了湖面，增加了湖景空间的层次和变化。

堤上六桥此伏彼起，柳杨成荫，南北山色耸翠，东西湖光各异，犹如西子姑娘纤腰上束系的翠玉腰带。

游人沿堤傍水，缓步迤行，从步移景换中可尽情领略湖山胜景。

你看，满湖的清波碧浪，满湖的山色岚影，满湖的红船碎桨，满湖的欢声笑语，还有满湖的诗词名篇，满湖的沉沉历史，满湖的神奇故事，满湖的百姓传说，苏堤就如同一支挥洒湖山的画笔，一线颤响天籁的琴弦，一根经纬古今的织梭，一羽美仑美奂的翅膀，把西湖的“三面云山一面城，满湖诗画满湖情”，全部映入你的眼帘，荡入你的心海，存入你久难忘怀的记忆。

西湖十景之首的苏堤春晓，千百年来曾痴迷过多少文人墨客，又醉倒了多少才子佳人。

（二）
“平堤绕碧想前贤，太守风流接踵传。

”人们游西湖，走苏堤，没有不想起苏东坡的。

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家一生曾两次为官杭州，前后在西湖边生活了五年多时间，不但为西湖写出了千古绝唱，更为西湖留下了这道宝贵的苏堤，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

苏轼作为文学
大家，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然而其宦海浮沉，几经贬谪，大起大落，饱尝坎坷，知之者却并不多。

记得学生时代诵读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只一句“大江东去”，就为其豪放雄壮之气所感染倾倒，又哪曾想到作者当时正处于因北宋最大的文字狱谪居黄州的困境之中呢。

苏轼自2l岁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同科及第，名动京师，先后在宋仁宗、英宗时当过陕西凤翔的地方官和朝廷的史官。

一心想富国强兵的宋神宗以王安石为相，开始著名的变法运动后，苏轼即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以赞成或反对变法演变而来的朋党之争的旋涡。

由于多次上书批评新法，尽管宋神宗颇看重苏轼的文才，仍然对其执着的立场和直率的批评渐生不悦。

接着，苏轼又受到惯于见风使舵，一个叫谢景温的新任侍御史捕风捉影罗织罪名的奏劾。

苏轼深感人心险恶，只得请求外任，作为这场政争的落败者，怀着矛盾、郁闷、伤痛的心情第一次来到杭州通判任上。

公元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冬，苏轼携家眷到达杭州。

曾被宋仁宗誉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的杭州，以其博大温婉的胸怀接纳拥抱了也曾被宋仁宗视为“子孙、太平宰相”的苏学士。

西湖以其独特的亮丽湖光秀美山色温风软语，抚平了诗人心中的苦闷和伤痛。

苏轼对西湖的陶醉和热爱，体现在感受的奇特深刻，描写的细腻动人。

他几乎把杭州当成第二故乡，初到杭州便写道：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他甚至觉得自己前生就是杭州人：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后来苏轼因“吟诗谤讪朝政”案拘押御史台，史称“乌台诗案”，自度难免一死，在绝命诗中还说：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嘱咐家人将他安葬在湖杭一带。

正因为如此，西湖的画意在苏轼的笔下得到了最完美最传神的描绘，苏轼的诗情也在西湖的美景中激扬高涨到了极至。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首《饮湖上初晴后雨》成为千古绝唱。

苏轼之后，两宋之际的诗人武衍评价说，“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

”诗以湖生湖以诗名。

从此西湖又有了“西子湖”的美称。

西湖更是扬名天下。

而苏轼在杭州这三年的全部诗作《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也结集刻印，确立了他在全国诗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

也正是这部诗集，几年后给他招致了巨大的灾难，从而影响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1089年(宋哲宗元音四年)夏天，苏轼第二次来杭州，此时他已过天命之年。

此前的十五年中，
曾任过密州、徐州、湖州太守，更经历了“柏台霜气夜凄凄”百日系狱的凌辱和折磨，经历了贬谪黄州犯官穷困潦倒的流放生活，也经历了“曾未周岁，而阅三官”华灯飞盖寓京华的宠遇之隆，还又一次经历了官场倾轧朋党争斗的旋涡风险。

当然他这次是以龙图阁学士任浙西路兵马衿辖兼杭州太守。

重回杭州，苏轼无比欣喜和激动，他在《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中说：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原先的风景如画，淤塞严重，葑田已占湖面的一半。

因湖的面积减少，开春大雨成灾，入夏又遇大旱，早稻无法下种，晚稻收成无望。

水旱灾害又引起疫病流行。

苏轼见状，十分痛心，在全力对付饥荒和疾疫两大灾害的同时：又将疏浚西湖作为任内的首要任务。

今人看来，治理西湖是一大德政，无人非议。

但整治西湖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当时便有人激烈反对。

后来苏轼再遭贬谪时，治湖竟也被政敌引为罪证之一，说他“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

”“于公于私，两无利益”。

此是后话。

苏轼经过调查踏勘，制定治湖规划，用“以工代赈”方式，于第二年初夏动工开掘葑滩，疏浚湖底。

同时连上几道奏章，申述民意，争取经费。

朝廷终于重视且同意治湖了，但所拨款项极少，只给了100道僧人的身份证“度牒”。

苏轼没有灰心，将这些度牒换了一万七千贯钱，又亲自发起募捐，自己写字作画到店铺去义卖。

这件事被后人评为拯救西湖的希望工程。

从夏到秋，动用了二十万民工，终于把西湖治理好了。

如何处置挖出来的淤泥呢，苏轼充分展示了他诗人的奇思妙想和天才创举。

他指挥民工在湖中筑起一道南北横亘的长堤，上建六桥，沟通里外两湖，使之成为一条南北交通要道，人们再不必绕湖三十里了。

西湖上又多了一道扶翠摇红的新景，人们又多了一个游湖观景的去处，成为游人眼中的一块亮色，情侣心里的无边温馨。

这可是苏轼写在西湖上的又一句千古流芳的大诗行啊。

苏轼对自己这一得意之作，自得之情千载以来也掩饰不住：
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争唱丰。

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

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

轼离任后，继任杭州太守林希顺乎民意，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与苏堤同时诞生的，还有一道以苏轼为名的杭州名菜，这就是“东坡肉”。

据说开湖筑堤期间，适逢端午佳节，杭州百姓感戴苏太守一心为民造福西湖的恩德，抬猪担酒，给苏轼拜节。

盛情难却之下，苏轼又一次以诗人的灵感，指导厨子精心烹制了香喷喷的红烧肉，然后送到筑堤工地，和民工百姓分享。

这道菜就一直流传了下来。

现在人们吃着东坡肉时，应该能想见当年筑堤的热闹光景。

缓步来到孤山东南角的“平湖秋月”，倚着望湖亭栏，南望苏堤绿影，我忽然想起林语堂说的一句话来：“徜若西湖只是空空的一片水，没有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虹彩般的仙岛，以画龙点睛增其神韵，那西湖该望之如何?”想当年林语堂春日游西湖，尝乘车过苏堤，意未尽又登保椒山，遥望苏堤。

就是这一次眼光与湖光的对接，引燃了一个现代作家对这位中世纪
伟大诗人的追慕，开启了一次卓越的构思。

不久，林语堂在重洋之外的美国，以英文撰写了被誉为。

二十世纪四大传记。

之一的《苏东坡传》。

是呀，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没有苏堤的西湖会是怎样一个西湖。

没有苏轼的杭州又是怎样一个杭州。

上天谪下了苏东坡，仿佛就是专为西湖而来的，苏轼几次贬谪磨难，吴山越水之间就天造地设了这个西湖胜境等他来，以至苏轼第三次被贬，当权的小人偏偏阴毒地将他发配流放到遥远的岭南海外。

（三）
远远望去，只觉得苏堤是一根人与自然的纽带，一条现实与历史的通道。

沿着它，不仅可骋目畅怀于湖山美景，又把我带入了西湖多姿多彩的历史。

尽管我于西湖诸景中最推崇苏堤，但仍不得不说及白堤。

古今游苏堤者，多半先游白堤。

我游西湖就是循的这条路线。

白堤早于苏堤，是西湖上最古老的堤。

它不但有如画风光，有断桥之胜、孤山之幽，还因为人们把它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紧紧相连而脍炙人口。

白居易比苏轼早近两百年。

史载白居易治理杭州时，兴水利，筑堤坝，建石涵，疏浚李泌开凿的六井，开拓景闻天下的西湖，政绩昭然，有德于民。

然而，白居易所筑之堤，并非今天的白堤。

一千多年前的白公堤，是一条从钱塘门外向东北延伸到武林门一带的长堤，把西湖一分为二，堤内为上湖，堤外为下湖。

平时蓄水，旱时灌田。

白居易筑堤后，还写了一篇《钱塘湖石记》，记载了堤的功用、蓄水、放水和护堤之法，勒碑立于湖边。

开首便说：“钱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条，具列如左。

”这是第一份关于西湖的水利文件，与白居易的诗歌一样，是真正的千古文章。

白居易任职三年离开杭州时，曾落泪告别百姓：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惟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

据说，当时也有不少人反对白居易的“绿色行动”，说放了西湖水来浇田，那水里的鱼儿、水上的菱茭怎么办?白公也反问，是鱼儿要紧还是百姓生命要紧？是菱茭值钱还是田里的稻梁值钱?这个故事生动传神地勾画了一个平民刺史的形象，到今天仍值得地方官员们品味修为。

可惜此堤早已废圮，只剩下一点遗迹和千年怀念供人们凭吊。

而今之白堤，古称白沙堤，又叫孤山路，是白居易常来游赏的地方。

这有白公诗句为证：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白居易筑堤和对西湖的贡献，便把这条堤称为了白堤。

据地方志研究者考据，白居易对西湖最重要的贡献，当是他给西湖的命名。

史书记载，秦汉六朝时，西湖被称作钱唐湖、金牛湖、明圣湖，到隋末还未见到关于西湖的提法。

最早出现“西湖，名称的，是白居易刺杭时作的两首诗。

仅这一点，诗人对杭州人民的怀念就当之无愧了。

凡了解苏拭、白居易生平的，会发现二人竞有太多的相似。

白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也是少年春风得意；也是年过五十刺守杭州；也是在为西湖拓景扬名上声誉斐然；也是宦海浮沉，几起几落；也是豪放不羁，直言进谏，因朋党之争，一而再地受罚被贬；也是在贬罚中，罚出了千古名篇《琵琶行》，贬出了一条万代留名的湖堤。

难怪有人要把苏眉山、白香山以及
林孤山合称为三山。

其实，“三山”中的林逋除了有隐居孤山梅妻鹤子的清高和虚名，哪能与苏白这两座高峰并肩比高呢？
苏轼治理西湖是否受到白居易《钱塘湖石记》的启示，这并不重要，因为他的爱民、惜民、救民、为民之心，比白居易毫不逊色。

苏轼曾对其弟苏辙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一林雨堂这么评论他：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庸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

面对如虎苛政下百姓的苦难，苏轼无法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思而不动。

他曾在贫穷的密州拣拾抚养了数十个饥寒交迫的孤儿；曾在宜兴将花尽积蓄买下的一处房产又送还给被不孝子抛弃的白发婆婆；曾在徐州抗洪抢险前线，身先士卒，蓑衣芒鞋，浑身泥湿，悲壮地向被洪水围困的军民喊道：“只要有我在，水决不能败城!”作为诗人，他更多的是情不自禁地写下大量的悯农诗和激愤诗。

在《吴中田妇叹》中述说了不堪官府催逼的农妇的绝望：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在《山村五绝》中真实地记录了山民食淡无盐的窘况：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苏轼还为此满怀愧疚地责备自己未能救民于苦难：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

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这些诗真实述说了农民不幸的遭遇，反映了变法新政不考虑百姓利益的流弊，表达了诗人的同情和不满。

从中我们能听到悲惨的呻吟，凄切的叹息，绝望的幽怨，愤怒的吼叫。

苏轼就是这样，对世间不平之事，对朝政不公之为，“如蝇在食，不吐不快”，“使某不言，谁当言者”。

他那以国计民生为重的儒家理念，豪放不羁、守正不阿的性情，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操守，就恰如西湖上亘亘长堤的真实写照。

两位诗人把苏堤和白堤这么轻轻一撇一捺，就在西湖上架构起一个映天衬地的“人”字，把千年的历史永远定格下来。

阅尽兴亡，历经沧桑，支撑起西湖苍茫的人文精神，荫盖了西湖连绵的天地灵气。

让后人在西湖领略到独特的“自然化的人性”和“人性化的自然”。

（四）
西陵桥在白堤与苏堤相接之处，是由白堤去苏堤的必经之路。

桥畔有一亭，叫慕才亭。

是人们纪念凭吊“东方茶花女”苏小小的地方。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多么通脱旷达，缠绵悱恻，这首《钱唐苏小歌》千古传唱。

《乐府广题》有题解雪泥鸿爪地说，“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

”人们到此，多是追慕苏小小的绝代风华和一脉芳魂。

我却以为，她也应该算得上是宋词文学的滥觞者，苏轼的一位隔世知己。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宋词历来与唐诗并称，被誉为诗歌领域的两座艺术高峰。

闻一多先生曾提出诗唐之说，诗的唐朝，连历史也在这里诗化了。

又有当代湘人蔡镇楚称宋词为宋人之魂，词人之心。

正是因为有了宋词，虽然两宋国家残破不幸，但心魂仍千年不散。

探寻宋词的文学渊源，在神奇飘渺的远古传说，在绝唱千古的诗经楚词，在清新纯朴的乐府神韵，在巍峨辉煌的唐诗绝顶，更在香软情深的“花间”“樽前”。

词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微妙的文学样式，根本上说就是歌词。

其最早出现当追溯到隋唐五代乃至六朝时期。

长年的征战迁徙，民族太融合，文化大交流，带来了中原地区音乐的新发展，词便在配合这种新兴音乐的演唱中产生了。

最初只在民间流行，以后才逐步为文人所注意，成为歌筵酒席上娱宾遣兴的重要文艺形式，在倚红偎翠，华美浪漫，浅斟低唱中逐渐成律定格，最终发展成一种可以脱离音乐而存在的独立文学形式。

既是“燕乐”，就少不得歌妓。

狎妓冶游，选艳征歌，是中世纪士大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连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颢也曾持。

座中有妓，心中无妓。

的高论，与红裙侑觞，尽欢而罢。

苏轼当然不能脱俗。

歌筵酒席间自匀次韵唱和之作，苏词中屡见不鲜。

而且由于他的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所到之处备受歌妓们的欢迎和追慕。

繁华富丽的南国都会，本来就是文人词孕育的温床，西湖特有的风情，更为柔媚香艳的词作提供了天然背景。

苏轼就是在如此烟水迷离，风情旖旎，文风荟萃，弦歌不断，诗酒流连的绝美词境影响下，开始了词的创作。

由于他那可与天地相参的学养襟抱，其词作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整个唐宋词史也因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查考苏轼现存的词集，他通判杭州的三年中，共写了四十九首词，而主要集中在第三年，达四十二首，是他一生作词最多的一年。

苏轼的词，突破了“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传统界限，倡行“以诗为词”，甚而“以文为词”。

把词由应歌而作的娱乐形式演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由歌筵酒席上随意写付歌儿舞女浅斟低唱的艳语发展到抒情言志，使词的思想内容，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都有了一个大的创新。

苏轼词的抒情咏物，涵盖了家国之痛，友朋之爱，手足之情，夫妻之恩；包蕴了君国之忧，民生之愁，身世之叹，怀古之思；“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有“挟海上风涛之气”，“雄词高唱，别为一宗”，终成为宋词豪放派的掌门人。

《苕溪鱼隐丛话》如此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这一评语好象说得很绝对，但千百年来尚无人能稍改一词。

一阵湖风拂来，亭边芳草婆娑，柔柳翩迁。

我想，苏小小泉下有知，定会依旧乘她的油壁车，徜徉在长堤六桥，放歌于湖光山色。

她要放歌西湖，放歌苏堤，更要放歌领着词从里巷青楼走上大雅之堂的苏学士。

入夜，我登上了湖边著名的楼外楼，读罢壁上题写的白居易三首“忆江南”，品尝地道的
杭州“东坡肉”，凭窗远眺淡淡夜色中珠光闪烁的苏堤，沉醉于苏轼描写的“风恬浪静光满川”那幽悠的意境，我不禁自问：人道最忆是杭州，问君何日更重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