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文学中的_私小说_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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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私小说”简论
潘世圣
在中国,无论是研究日本近代文学抑或中国现代文学,“私小说”都是一个难以忽略的话题。①这首先是因为,“私小说”是近代以来日本文学中最独特的样式,它所表现出来的诸种特征直接联系着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私小说”不仅是认识日本的文学而且是理解日本文化、日本民族的精神结构的一个有效途径。其次,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的30年历史与日本社会、文化、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其中“私小说”和“普罗文学”尤其引人注目。20世纪20年代,以“私小说”为主的日本近代文学,极大地影响了一代留日青年文学者,像郭沫若、郁达夫、陶晶孙、张资平、成仿吾等,以致在小说创作领域中形成了与之相关的流派与时尚。“普罗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则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确切地认识“私小说”,将有利于准确地把握中国自己的文学。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以及目前的研究中(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私小说研究”)尚有诸多探讨余地的现状,笔者试图尽可能详尽地网罗相关历史资料,研读原著,借鉴日本研究界的研究成果,力求正确把握和描述“私小说”的历史状貌,在文学与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的相互关联中,考察“私小说”的若干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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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文学界有关“私小说”论争的历史
关于“私小说”这一概念,在日本研究界也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定义。归纳起来,大体上是指以下两类小说:一是以家庭和文坛交友为素材、如实描写个人私生活事实的“身边杂记小说”;二是彻底抛开日常现实生活素材,单纯描写观照人生时所浮现出来的某种心境的“心境小说”。但现在在习惯上人们往往把身边杂记小说称作“私小说”,与“心境小说”并列使用。有必要特别申明的是,所谓“私小说”,并非日本近代文学中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特定流派,而是涵盖整个日本近代文学的一种独特的小说样式,它的作者包摄了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众多小说家。对此,早在大正年间(1912—1926),身为作家的久米正雄就说:“现在,几乎所有的日本作家都在写‘私小说’。”②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者们回首近代文学的全过程,更明确地发现:“在现代日本作家中,无人没有写过私小说。”③极端地说,日本近代小说中的半数以上都可划入“私小说”的范畴里。“私小说”的精神与方法浸透了整个日本近代文学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私小说”=日本近代小说,绝非全无道理。
自然,在“私小说”这一概念出现之前,“私小说”作品本身至少已经存在了10年。那时人们把注重事实真实、具有自传性格的小说称作“身边杂记小说”、“友人小说”、“寻常茶饭小说”、“自己小说”、“自叙小说”、“模特小说”以及“告白小说”等等。到了1920年,作家宇野浩二在《中央公论》9月号上发表了小说《甜蜜的世间》④。在这篇小说的序中,作者将类似于自传的小说称作“‘私’小说”——“所谓‘私’即指小说的署名人”。这是目前考证到的“私小说”的最早用例。与后来不同,“私小说”这一概念刚刚
出现时,明显地带有嘲讽批评的意味。当时有人揶揄地评价说:“私小说”无非是“翻来覆去地摆弄那点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借
小说公开出来而已”。⑤不过由于“私小说”这一概念具有较强的
抽象概括力,简便实用,因此很快取代了其他各种说法,为各派文人所接受,成为一个不含有价值判断、特指一种文学样式的专门用语。
作为一种特殊的小说样式和文学思潮,“私小说”很快引起了文坛的注目,进而演变为长时期的论争。如前所述,在“私小说”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以前,人们已经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评价和批评这类作品,主要是指责“私小说”过分拘泥于生活琐事、主题狭小、缺少技巧、失之浅薄等等,包括一些本身创作“私小说”的作家也常常充当这样的批评者。到了大正后半期(1919年左右到1926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和唯物论在内的各种思想、思潮在日本广为流行。在这种新的背景下,文学界也开始以新的眼光和视野对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和论争。其中,尤其以“私小说”论争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也很大。
“私小说”论争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系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的五六年间⑥。参加论争的主要有久米正雄、中村武罗夫、佐藤春夫和宇野浩二等人。这些人本身都是作家,有的还就是“私小说”作家。论争始于中村武罗夫,他在1924年1月发表了《本格小说与心境小说》一文,指责大正中期以后文坛上惟“私小说”是崇是一种不好的倾向,他从19世纪的现实主义立场出发,批评“私小说”只偏重个人的日常生活,主张超越狭隘的个人层次,更广泛地表现社会与时代。激烈的论争由此开始,人们讨论“私小说”的内涵外延,评价“私小说”的优劣得失,并基本上形成了批判和辩护这两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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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时期在1935年前后。参加论争的代表人物有著名的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中村光夫以及尾崎士郎等。这一时期,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日见抬头,无论是前几年横领文坛的“普罗文学”还是个人主义文学,都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压迫。在苦闷和压抑中,人们怀着危机感探讨文学的出路,“私小说”又一次首当其冲。1935年4月,横光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纯粹小说论》,以创作方法问题为中心,展开了对“私小说”的批判。接着,小林在《经济往来》(同年3—5月)上发表了“私小说”评论史上划时代的《私小说论》,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地论述了“私小说”的有关重要问题,意义重大。此外,中村光夫的《关于私小说》(同年《文学界》第7、10期)等文也颇有分量。总之,系统全面、富于理论性和批判性,是这次论争的主要特征。
第三个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七八年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即便是有良知的作家也几乎都不得不逃离现实,在历史小说和“私小说”中默默地咀嚼自我。同样,不多的论者们大多重提大正时代的调子,肯定“私小说”具有“自我肯定”的功能,并且可以进行自我道德磨练。值得一提的论者有岩上顺一、伊藤信吉和山本健吉等。
第四个时期则是战后,即1945年之后。综观日本的“私小说”论,从大正末年昭和初年,也就是第一个时期开始,尽管人们有褒有贬,但“私小说”对日本文学的进步以负面作用居多却一直是人们的一种共识。战后的“私小说”论者也多持这种观点,但同时又对“私小说”能够在日本文学史上长期存在的原因以及它对日本文学的贡献进行了谨慎的探究。此外,无论是从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研究,还是作品论角度的研究,都比以前有了相当的进展。比较重要的论者诸如寺田透、荒正人和伊藤整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