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现实意义

论语的现实意义
发布时间：2011-5-6 11:05:42 作者：宗世勇浏览量：1322 【字体：大中小】世界上的真理永远是最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

就好像春天永远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只是它把你内心深处的良知给激活了。

两千5百多年前，孔子教学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被学生片片段段记录下来。

这些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由他的学生编纂，后来记成了《论语》。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

是人道的启蒙者。

他的思想博大精深。

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

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

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

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论语》书中的思想观
一、《论语》书中的道德思想
《论语》中认为道德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支撑。

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需要内在的动因和外在的动力的结合并促动支撑的。

而其社会的发展无外乎需要四个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军事力量以及精神文化。

正是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存在发展的支承点。

离开这四个支承点，一个社会很难得以维持和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始终存在的理念是把道德与政治相结合，以道德来指导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的贯彻。

孔子在这点上是这一思想的发创也表现尤为突出。

在孔子的思想里，社会存在发展必然需要经济、军事、制度以及的道德的支撑，并认为道德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支承点，也是核心和主导。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
在孔子看来，任何人的生存、任何社会的维持、任何国家的存在，是需要先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生活资料的，“足食”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同时作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要想不被欺凌和侵略还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足兵”是维持最基本的存在；再加上拥有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使民以时”，在中国这样的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其国家经济是农业经济，而其发展的条件是必须要具备一个完善的制度来保证“使民以时”的，从而促使人民安定生产而粮食充足。

但在孔子心目中，认为一个社会、国家光具有丰富的经济基础、强大的军事力量、完备的社会制度仍然不够，而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主导是“信”，是“仁”之贯彻，即是仁义道德要在社会生活得以贯彻、得以普遍。

只有这个核心之支撑才能让一个社会、国家真正得以生存与发展。

孔子认为只有道德才能够做到“尚贤”，只有统治者具有仁义道德才能表率、感召人民，才能更好
的统治，才能“子欲善而民善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只有道德作为社会的原则才能治国平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只有道德才能使“民信之”，只有道德原则的贯彻，才能够是整个社会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社会才能安定、稳定。

在孔子的社会价值坐标中，仁义道德是高于其他社会支承点的，高于一切价值。

道德高于生产、经济、利益、军事、艺术、宗教等等。

早整个价值体系里，仁义道德是处于最高的层次，居于最上的地位。

孔子身怀救世之情怀，一方面为社会的存在发展寻求到其支承点的所在，认为社会的存在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军事力量、社会制度以及道德精神之上的，而且在另一方面还同时把道德做为社会的最根本的支承点。

这一思想具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是以后的统治者当作统治国家的思想发扬广大。

二、《论语》书中的“仁爱”思想
仁爱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主要是指一种高尚的品德，孔子是仁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思想。

仁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精神追求，其他的美德都是围绕着这种道德修养而展开的，一个人想要追求真正的品德，应该以爱人为主要的前提。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修养和道德，才能够实现道德的标准，才能够为实现最高境界的仁爱奠定基础。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孔子十分注重人的品格的修养，也是人的德育教育，认为人的品格的塑造主要取决于道德的自主性，完善的人格需要不断的积累和道德的培养，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在于其道德思想的培养，同时，仁爱虽然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准则，但却不是不可以追求的，只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会达到仁爱的境界。

孔子还认为，仁爱是最完美的、最善良的精神，是决定一切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在第一位的。

目前，人们在感受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更渴望人性的回归，得到精神的慰藉。

因而注重仁爱之心的培养，对于善待他人、扶残助弱、扶危济困社会风尚的形成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何谓“仁学”?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子曰:“仁者，爱人”。

这种“爱人”的思想从哪里来呢?子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仁爱”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

但是“仁”的精神不能只止于此，还要“推己及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

而要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为仁”的准则。

“仁”是人自身内在的品德，“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

这对于现在世界上一些国家来说是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

这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实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还提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张。

他认为，以“和为贵”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到能在不同中求得和谐相处。

这和我国一贯主张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有相通之处。

颜渊也曾问孔子如何才能做到“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说，通过自己约束自己的欲望以达到礼的要求是仁。

颜渊继而问到如何求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可见，“礼”是求“仁”的行为标准和必由之路。

但孔子的“克己复礼”不是宋代理学家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适度克制，独善其身的节欲观。

我们知道，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无度的欲望却无异于饮鸽止渴。

因此，我们应该再度发扬孔子的价值与智慧，用孔子的节欲思想扼制和节制人类自身不断膨胀的不合理欲望，从而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得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三、《论语》书中的“孝道”思想
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家、国、天下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立足于最小的一点——家，从自我做起，弘扬孝道，孝敬父母。

弘扬孝道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响应创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的具体做法。

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晚辈对长辈的伦理道德。

《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尚书》上对孝的解释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

古人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是说年轻人在父母身边要孝敬父母，离开家里要敬爱兄长。

“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

”圆可见孝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的内容有：一为养，即赡养父母。

二为敬，即孝敬父母。

三为安亲，四为终身孝敬。

此外《论语》中多次提及的丧葬及其丧葬的礼节问题也被孔子认为是孝敬父母的延伸。

“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是基础，所以尽孝道的首要条件是赡养父母。

子夏问孝，子日：“色难。

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喔说子女侍奉父母能经常和颜悦色是件难事。

遇到有事，子女去操劳；有好吃好喝的，让父母享用，仅这样可以认为是孝了吗？从孔子的疑问中可以知道，孔子认为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要孝敬父母肯定要做更多，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论语》中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阎释，即“敬”。

在孔子及儒家看来，孝敬父母不仅要“养亲”、“敬亲”，还要提倡“安亲”。

所谓“安亲”。

是说子女在父母生时立身行道，不犯刑律，不做冒险的事，不做不义的事，以免父母为自己的过错和安全担惊受怕。

《论语·里仁》提到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也是孔子提及的安亲的重要内容。

四、《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一个“以德服人”的教育家，是中国历史上教师的光辉典范，他所体现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已成为中国教师的优良传统。

（一）“身教法”
身教是以身垂范。

《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

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

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

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

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

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

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显得尤其重要。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二）“寓教于乐”
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

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

《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

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

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

《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

乐者，德之华也。

”《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

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

（三）“启发诱导”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

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

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不再多说了。

“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认识。

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

《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

”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四）“因材施教法”
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应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

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

《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

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五）“讨论法”
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

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

讨论法符合思维的规律。

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

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

《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

‟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

”绘事后素，是绘画之事后于素。

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

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

”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

”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是讨论法的妙用。

（六）“奖惩法”
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

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

《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

这样做
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

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

《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

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

”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

能够托付女儿终身，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

《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

”在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

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五、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

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

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

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

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

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

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

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

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

《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

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

《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
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与自然并列，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

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

《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