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策略思维与外交决策_季超

2013年第11期（总第274期）学术论坛

ACADEMIC FORUM

NO.11，2013

（Cumulatively NO.274)

正如博弈（Game）一词本意所指的那样，在游戏中，人们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通过行动使自己获胜。这个过程涉及到理性参与者在博弈如何合理地选择策略，因此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仅可以用形式化的语言、复杂的公式推导以及精致的报偿结构来描述博弈中的策略均衡，还可以通过分析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的思考机制来研究各类博弈问题，也就是说将复杂的博弈论转化为策略思维（Thinking Strategically）的方式[1]。

一、博弈论与策略思维的起源

其实，博弈论原本就诞生于一些古老的思维游戏或者对策思想，我们熟悉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六韬》等书籍中就充满了博弈论的思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早在2000多年前，孙子已经提出了在国家利益冲突中，最佳的策略不是消灭对方，而是避免两败俱伤的局面，以求长治久安。此外，其他文明中也有关于博弈思想的记载，例如印度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里就有关于骰子游戏的记录，《圣经》中对这类游戏也有述及。因文化的影响，西方对赌博并不排斥，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大学教授——

—如开普勒、伽利略、惠更斯等人都熟悉这些游戏。而西方知识分子对赌博游戏的参与使得博弈问题成为了他们科学研究的对象。近代西方由此出现了赌博数学，并沿此线路开创了概率论，这一理论正是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基础。此类对策思维最初主要用来研究象棋、桥牌、赌博中的胜负问题，人们对博弈局势的把握也只停留在经验上，没有向理论化发展。

近代对于博弈论策略思维的科学化研究，始于策墨洛（Zermelo）、波雷尔（Borel）及冯·诺依曼（Von.Neumann），并不断取得重大进展。今天，经济学中许多领域乃至某些经济理论本身都受到博弈论的巨大影响。同时，人们还运用博弈论来抽象地分析利益冲突问题[2]（P4），因此将其应用到了国际关系、政治学、军事战略等学科中。一般而言，博弈论的研究侧重于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人们运用博弈论分析游戏中“弈者”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并研究它们的策略优化[3]（P4-6）。策略

国际关系中的策略思维与外交决策

季超

[摘要]通过分析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的思考机制，将博弈论运用转化为策略思维的方式，既避免了形式模型脱离研究对象的弊端，又可以增进对国际问题的理解。运用策略思维，国家外交决策过程将科学化与逻辑化，“学习”和“进化”机制的引进则完善了对国家非理性行为的解释和说明。在大国博弈中，掌握策略思维法则，能够协助制定正确的外交决策，增加自己获胜的机率，科学地分析和判断博弈路径，从而切实有效地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

[关键词]博弈论；策略思维；国际关系；外交决策

[作者简介]季超，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硕士研究生，苏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老挝研究中心、江苏省老挝-大湄公河次区域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江苏苏州215123［中图分类号］D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3)11-0058-05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2BGJ003）；江苏省2012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博弈论规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CXLX12_0749）；苏州大学学术科研项目“爱国更需理性——

—从博弈视角观察国际问题”（KY20132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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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则是博弈各方在平等的对局中各自根据对方的策略来变换自己的应对策略、以达到最后取胜目的的理论。相对于博弈论，策略思维更加倾向于对博弈思想的运用。在研究国家外交决策过程中，策略思维能成为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这源于如下一个基本事实:在国家间行为中，决策者或行为体要作出选择，但是，这些选择是否能够实现其预定的目标，经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如何做选择，为此，每个行为体在作出自身的选择时必须把其他行为体的行为考虑在内[4]（P93-100）。

二、策略思维与外交决策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往往表现为具有明确目的的对外政策，政策的制定则是从公认的、数量有限且尚存质疑的方案中挑选出导致国家未来某种特定状况的方案的过程。现实主义认为这种选取过程应该符合理性选择模式（Ra-tional Choice Model），出发点是国家中心学说以及国家利益、自助和无政府状态等观念。按照理性选择模式理论，外交决策都是目标明确且十分理智的一些人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系统分析各种可能的政策选择以实现国家的目的[5]（P14-19）。理论上，决策者应该考虑在逻辑上成立的所有可能选择，但在实践中，即使是最有智慧的人，他能处理的变量数目也是有限的。因此在决策中，决策者常常只能处理几种主观上最有可能的选择并且需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以适应实际的决策行为。就算如此，决策者在决策时也容易忽视对方的选择和偏好。而博弈论中的策略思维是对参与人互动规律的研究，其假设自利的参与人为理性行为者，在给定的规则下，他们以预测他人行动为前提，对自己的多种行动可能获得的结果进行得失比较，进而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何时行动的策略[6]（P161-164）。运用策略思维来分析和制定外交决策，将强迫决策者考虑对方的选择，使决策者的思维更加全面。策略思维用一组假设在逻辑上将各种选择联系在一起，进而通过逻辑推理的方法预测政策结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策略思维就是一种对思维过程的科学化和逻辑化。

以博弈论和现实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理性选择模式被国际关系学界视为研究外交政策的主流理论，影响颇大。但在实践中，决策者的理性思维总是被许多因素限制着，可能并不了解实现目标的最佳策略是什么。据此，郝伯特·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理论，他认为人的认识是“意欲合理，但只能有限地做到”，人的理性在不能无所不知的前提下将是有限的[7]（P3）。在博弈分析中，理性局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不承认这个事实，不讨论其对博弈结果的影响，策略思维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矛盾和困难，也就很难对国际关系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预测。对此，博弈学习理论（The Theory of Learning in Games）应运而生[8]。

博弈学习理论认为，人类具有学习的能力，通过学习可以使博弈参与人修正其非理性行为，从而取得更好的结果。在博弈学习理论看来，均衡是“并非完全理性的局中人随着时间推移寻求最优化这一过程的长期结果”[9]（P177），这也就意味着博弈方之间的策略均衡往往是学习调整的结果而不是一次性选择的结果，并且即使达成的均衡也可能出现再次偏离。其中，“学习模型”（Learning Model）体现了参与人的行为随着博弈的进行而调整的过程；“进化模型”（Evolvtionary）则反映了大量参与人的行为在重复博弈中会因为学习规则而在整体上会呈现“优胜劣汰”的规律。由于存在这两个机制，有限理性的决策者就可以在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中逐步达到理性。当然，要求所有类型的参与人根据过去的观察和资料积累，从而准确地判断分析并正确地调整策略并非易事。此时，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则具有理性程度高的特征，学习速度也会较快。“学习”和“进化”机制的引进可以完善策略思维对国家非理性行为的解释和分析，从而进一步推动外交决策的发展。

三、博弈与策略法则

任何游戏（Game）均具有一定的规则和技巧，这些规则和技巧共同构成了策略思维的基本法则。想要在博弈游戏中获胜，国家就需要考虑如何运用策略思维将这些法则最大限度的加以发挥。

策略法则一：寻找博弈的均衡。

均衡是策略思维中的重要概念。在托马斯·谢林看来，均衡可以理解为博弈参与人互相预期对方最可能采取什么策略的“聚焦点”（a focal point），一种双方基于共同经验、文化或认知的默契[10]。均衡是一个稳定的博弈结果，是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或行动的组合，因此是可以预测的。策略思维的核心则是通过逻辑推理寻找各博弈方合理的策略选择，以此判断均衡结果，其中纳什均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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